公厕革命：民国时期上海公厕治理探析_白中阳.pdf

第 卷第 期学报.年 月 .，：公厕革命：民国时期上海公厕治理探析白中阳，刘荣鑫（延安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延安）摘 要：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各项公共事业迅速发展，而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公厕作为城市公共卫生的窗口，逐渐被纳入到了上海政府公共事业的范围之中，成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民国时期上海公厕的治理，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公厕在筹建和治理的过程中受到资金、环境、历史等因素的制约，但该时期上海公厕的治理在由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的过程中依旧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与发展。上海公厕作为上海城市文明发展的见证者，它的演变也展现了当时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变迁。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公厕；粪秽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日常生活研究”（）作者简介：白中阳（），男，河南鹿邑人，延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近代城市史；刘荣鑫（），男，河南南阳人，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近代城市史。公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它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变迁具有同一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会促进公厕的发展，同样公厕的发展进步也会反作用于城市面貌的革新。因此，公厕治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近代中国城市乃至全世界城市公共卫生管理过程中绕不开的共同话题。近年来，学界关于公厕改良与治理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欧美学者克莱拉葛利德（）探究了城市公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把厕所列为城市设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从如厕者的需要和建设者的考虑来谈论其存在的问题，重点强调了公厕设计是改变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而国内近些年来对于近代城市公厕治理与改良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将公厕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联系，侧重点都在于城市文明，系统地分析公厕与都市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且在城市现代化与公共事业发展的关联性上均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二是从城市公共卫生改良的视角来研究公厕，以城市公共卫生变革与发展为研究中心，而城市公厕的治理自然是该领域无法回避的话题；三是与近代城市公厕的治理与改有着紧密关联性的粪溺问题。虽然这些内容从整体上看并不是直接探讨公厕的治理问题，但从近代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公厕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上述研究与该时期上海公厕治理存在紧密的关联。综上所述，近年来学界对有关公厕治理己有研究，但将城市文明与公厕治理相联系的研究仍不足。而在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对公厕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更加倾向于将公厕治理与公共卫生领域相联系。上述三类研究均程度不等地涉及到公厕的治理等相关问题，但在讨论该问题时往往侧重于公厕的治理对城市文明、公共卫生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公厕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来对当下公厕治理提供有效的借鉴。对此，笔者搜集并梳理了民国时期上海公厕治理方面的相关资料，从当时的相关文献入手深入发掘其中条文、政策所反映出来的上海城市化过程中有关公厕治理遇到的各种难题，通过细致分析与解读相关史料，探寻现代化公厕治理模式，希望对时下城市公共卫生的治理有所启示，亦希望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一、上海公厕的起源及其治理原因自上海开埠通商后，在欧风美雨的反复浸润下，尤其是随着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在沪的深入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当街而溺之恶俗，不独有碍卫生，抑且大伤风化，此厕所之必需设置也。凡应行备置之地点，均当分别设置，或专为小便者，或兼大便而有者，一切设备，应于卫生及风化上，兼筹并顾。”由此可见，排泄物的处理和排泄地点的分布是影响上海城市公共卫生的重要因素，并逐渐成为影响上海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不管是出于上海城市公共卫生的治理，还是城市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网络的构建，抑或是基于上海城市文明风尚及形象的塑造，对于该时期上海城市的发展而言，大规模建设城市公厕已势在必行。事实上，早在 年，上海市第一所公厕就出现了，它是由工部局在南京路修建的。年，公董局在法租界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分别建造两座公厕。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建造了四座装有煤气灯、自来水的公厕。年工部局卫生处开始用水泥混凝土修建公厕。年公董局在法租界菜场、集贸市场和黄浦江装卸码头等地建造了 所简易公厕。年上海为改良市政，提倡卫生，下令将全城沿街坑厕改建成公厕。城市公厕的出现与发展一直与城市公厕的治理相伴生。实际上，随着上海公厕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日益广泛，公厕的管控与治理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而公厕治理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公厕卫生脏乱差。如 年上海浙江路商界注意到公厕卫生存在的乱象，在请示卫生部门修理公厕时称：“查浙江路与海宁路交口及新唐家弄交口两厕所，规模虽善，惜年久失修，小便均流出坑外，秽气四溢，行路殊难，现近炎夏，疫病最易感染，可否仰祈俯加改良，设法开通。”由此可见，上海部分公厕的卫生情况不容乐观，而此时的民众已经注意到治理城市公厕的重要性，因为对公厕加以治理不仅可以起到清洁城市公共卫生的作用，也可以对以厕所为媒介进行传播的流行病及传染病起到一定的防控作用。其二，公厕乱象影响市容。对此，在 年，上海市民何武给市政府写信时，就曾请求整顿上海南北市区公厕治理中存在的乱象。他在信中提到，沪上公厕万目共睹，规范化的治理和整顿很有必要，因公厕粪溺处理不及时，堆积严重，致使男女老少当街出恭有碍观瞻，而且妇女时常往来极不雅观。事实上，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之一，是中外人士聚集的地方，而出现上述不雅行径十分影响上海的城市形象，因此对公厕加大治理力度可以很好地维护上海的城市形象。其三，公厕治理不彰，致使社会舆论升温。由于该时期上海公厕治理的不及时、不彻底，致使社会舆论持续发酵，政府面临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对此，媒体曾不断向民众披露因城市公厕治理不善而出现的城市公共卫生方面的乱象，如“上海市闸北新民路中段有一片空地，每天早晨，定有许多人蹲在那儿出恭。从前不过两三个人，近来竟遍地是黑黑的头，白白的股陈列在那里。并且从前是一片空地，出恭的人大概像偶然的，近来却有人在四周围起一尺高的蔗草，墙角搭起了石条，居然成一公厕，系不知谁的势力圈了。”而且“一般人在马路上小便，简直成了习惯，普通的人，尿一急马上跑进弄堂去拉开裤子就撒尿”。这些报章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不仅让民众了解到了城市公共卫生治理中存在的乱象，更让当时的上海城市管理者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要想平息舆论风波，就须即刻解决部分市民随地便溺的问题，即加快公厕治理的建设步伐并提倡公共卫生。所以，这也是市政公厕治理的另一重要原因。综上所述，虽然自近代以来公厕在上海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的节奏与规模出现，但是公厕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公厕需要治理和完善的地方。客观的讲近代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加快，迅速自 年至 年上海人口增长了九倍，堪称世界城市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人们对公厕的需求量和治理效率都提出了较高的诉求，另外在西风东渐和传染性疫病的影响下，市民的公共卫生观念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使得民众对公共卫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上述各种因素均推动着该时期上海城市公厕的治理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举措。二、上海公厕的治理模式及其过程基于该时期上海公厕治理中存在的混乱现象，上海政府和民间组织加强了管控和治理，不管是商业化的管理，还是行政化的管控，抑或是日常细节化的治理方式上，都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一）公厕的商业化管理首先，从公厕的商业化设计上来说，公厕有多种形式。“爪哇式公厕”便是该时期众多公厕样式中的一种。“爪哇式公厕”最初是爪哇巴达维亚地方卫生局在 年开始试验使用的，因使用方便，于是就在爪哇各个地方推行，并由此得名。又因为该厕所的建筑方法是在地下钻洞布置建造，因此又可命名为“钻洞式厕所”。年 月，上海法租界卫生局鉴于沪西一带有很多荒地，路过的人大多随地便溺，于是决定在各关隘处修建公厕，派人先去勘定地点然后招商投标。由此，这种厕所在上海地区日渐增多。该类厕所有其独特的优点：其一，它对于公厕选址要求不高，适合在乡间和卫生设备落后的地方修建；其二，它所需经费不多且容易建造；其三，它可以让粪便自行发酵，不易产生臭气，且粪便发酵能够迅速腐烂成粪渣，不易滋生苍蝇，十分有益于公厕的卫生。由此可以看出，因地制宜的商业化设计，将公厕类型与规格进行严格的规范与管理，对于治理公厕卫生脏乱及管理成效不彰均是十分有效的。事实上，该时期上海公厕的类型与商业化治理强度均有所改善。例如，除男厕外，年上海首个公共女厕出现。时至 年，上海政府向招标修建公厕的承包商规定，公厕内电灯、自来水应设铺完整，并附设小便池，夏令须装置纱窗。由此可见，随着公厕的流行，公厕也在跟随上海城市的发展而发展，样式类型日渐多元化，并且在商业化方向上的管控也日益成熟。当然，在什么地方建造什么样的公厕，也是根据当时上海不同地区的区域环境而定。具体来说，租界相对华界而言经济更加发达，厕所也更先进，而沪西的荒地比较多，经济欠发达，为了更好的方便行人，公厕的设计则主要以简洁和实用为主。整体上看，公厕类型的多元化及配套设施的日益完善，成为该时期城市公厕管理的一大突破。其次，从公厕的商业化运营来讲，招商投标是其主要形式。通过商业化的招标投标，严把公厕前期修建和后期维护的质量关。如 年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即在报纸上发布了招商投标公告并承办了全市公厕的修建及清洁管理方面的招商工作，明确规定承包期限为十年，每年最低标额为三十万元，并在工程质量、后期运营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管控。在公厕的施工建造方面，是由政府招商投标承办。政府规定，承办商需要在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的两年内，依照卫生局和财政局核定，建造公厕若干。其中的建造费由承包商承担，建造公厕的形式由工务局和卫生局规定，而图样办理、建厕地点由工务、卫生、公安、土地四局会同查勘核定，并且承办商不得私自添设建厕地点，每一个建厕地点均要由承包商呈报给财政局备案。由此可见，建造公厕分工明确，但是一个公厕的建设涉及多个部门不免有些繁琐。值得一提的是，承包期内，承包商有权获取出售公厕粪肥、草纸等方面的收益，当承包商承包期满了之后，所建厕所一律无条件收归市有，而且在建造之前需要缴纳两万元的保证金，等到建造完成之后如数返还。所以，承包商在得标后是有一定经营和管理义务的，这样的管控可以让政府与承包商达到双赢的局面，承包商不仅可以通过承包的公厕获取利润，同时也可以利用获取的盈利建造出更多的公厕进行经营，而承包期满之后，这些公厕都会归为市有，这样也推动了上海市公厕的建设和发展。在公厕运营方面，向入厕者收取草纸费是公厕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关于草纸费的收取，上海政府早在 年就曾明确规定：“公厕管理人对于如厕者得酌收草纸费，甲种公厕每人铜元贰枚，乙种公厕免收草纸费，不得额外需索，自带草纸者免收。”这在当时无疑是提倡人们上公厕的，而收取草纸费的举措，也是基于个别公厕人满为患，为了控制人流量，维持公厕的周期性清洁所采取的被迫之举。但随着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政府规定厕所手纸不得高于五十元一张，而到了 年一般厕所的手纸价格都在一百元一张，电影院附近的手纸更高达五百元一张。于是上海市政府又订立了新的厕所售纸缴库标准：“公厕应将售纸收入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缴库全年各公厕缴库共计二、三五三、三九八、六元。”由此来看，针对公厕草纸费的治理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样的治理不仅可以提倡公共卫生和公厕文明，也为承包商运营公厕及政府扩充税源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最后，在公厕商业化管理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年医学界耆宿丁福葆曾致函给参议会，提出了公厕商业化管理的弊端，并提议改革公厕管理制度，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出售的粪便肥料价格由承包商随意增加，不顾农民的购买力，这样做会刺激物价上涨；二是草纸费实行承包制度，各公厕层层加码从中获利，并不利民。从上述对草纸费的收取中即不难看出政府在实际治理公厕过程中所遭遇的的各种阻碍。不仅如此，商业化治理粪秽的弊端更易引发各种纠纷。例如，年，随着物价上涨，粪价也涨到了三四十万一担，时任上海中山路平民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