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沿线国家社会稳定视角_王桂军.pdf

2023年第6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沿线国家社会稳定视角王桂军罗吉雷鑫*摘要：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路径和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国际循环的重要抓手，更是新时代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和平台。文章基于20102017年 全球正义指数报告 和世界银行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从沿线国家社会稳定视角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补充证据。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促进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性，且影响幅度呈逐年递增的动态变化趋势。机制检验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快沿线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提高了其人均收入水平和就业率，通过“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社会稳定性的促进效应存在地域和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在与中国不邻近和社会稳定性较差的沿线国家表现出了相对较弱的治理效应。文章不仅丰富并补充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研究，而且为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学理支持。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社会稳定双重差分DOI：10.19592/ki.scje.401315JEL分类号：F02，O14，O57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23）06-067-19一、引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与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值得关注。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诸多官方文件均清晰地阐明了倡议与全球治理之间的重要关系。早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于2015年3月联合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便明确指出，“共建 一带一路 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王桂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E-mail：，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罗吉（通讯作者），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E-mail：，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2360号；雷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E-mail：，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作者文责自负。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带一路”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18VDL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29、22JZD006）资助。67“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沿线国家社会稳定视角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进一步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对破解全球“四大赤字”的时代意义。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抓手，而且承载着破解“全球赤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伟大战略和具体实践。全球治理虽然是近些年来兴起的新词汇，但关于其内涵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解释。其中，最为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将全球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或私人领域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能够“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COGG，1995）。中国学者俞可平（2002）也认为，全球治理旨在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以上权威定义中，不难发现“冲突”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关键词。由此可见，全球治理解决冲突是关键。西方冲突理论将冲突定义为对立方之间对价值、地位、权力和资源的争夺过程（Coser，1956），从概念上来看，冲突的内涵十分广泛，既包含了广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对立和摩擦，又包括了狭义上由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对立而导致的具有实质对抗性的暴力行为甚至是战争活动。全球治理所需解决的冲突问题既需要从广义上定位，也应该从狭义上落实，解决狭义上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暴力活动既是全球治理所需的基本问题，也是进一步治理广义冲突的现实诉求。因此，本文聚焦于狭义上的冲突，以治理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贡献度刻画一国的社会稳定性，并以此为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展开考察。在理论层面，本文首先厘清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效应，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两个层面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社会稳定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秉承“先发展、后规则”和“共商、共建、成果共享”的平等发展理念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会加快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不仅可以提高沿线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会给沿线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可以同时通过“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促进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对应于理论分析，本文依托2019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发布的 全球正义指数报告，从中提取20102017年全球各国治理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贡献度的排名数据，以此作为国家层面社会稳定性的代理变量，并利用双重差分法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且呈逐年递增的动态变化趋势。进一步地，本文从人均收入和就业水平两个视角展开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提高了沿线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就业水平，这为理论层面的路径分析提供了证据。同时，本文对“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前置假定“一带一路”倡议会向沿线国家释放工业化红利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就业人口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提高了其工业化水平。最后，为了强化因果关系和理论逻辑，本文继续从地理位置和社会稳定性两个层面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更能促进与中国毗邻和社会稳定性较高的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性。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果的研究，目前鲜有直接以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本文利用严谨科学的计量方法充分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682023年第6期沿线国家社会稳定的促进效应，这不仅有效补充并丰富了相关文献研究，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可以引导国际社会更好地正面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虽然已经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性研究仍然相对欠缺，本文在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存在工业化红利的基础上，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两条路径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全球治理中的社会冲突治理机制赋予了经济学解释，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学科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贡献。二、文献综述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扎实推进带动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深度交融，不仅弥补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而且为重构全球治理范式提供了新思路（刘伟、王文，2019）。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围绕“全球治理”这一宏大主题，学界已经在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政治领域中，已有学者从政治关系、国家形象和政治文明建设等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政治领域的重要影响。比如，Lu et al.（2021）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强化经济合作增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王金波（2022）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等路径显著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张文木（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方案紧密结合，在不否定西方世界治理方案的基础上，为当代世界政治文明建设注入了具有社会主义要素的中国方案。在经济领域中，学者们不仅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模式和全球化分工的新特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中国与世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投资往来的全球价值“双环流”理论（张辉等，2017），而且大量研究分别从国内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视角充分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对外直接投资（Du and Zhang，2018；吕越等，2019）、贸易往来（Yu et al.，2020；隋建利等，2021）、企业发展（王桂军、卢潇潇2019；李建军、李俊成，2020）和全球价值链攀升（邱雪情等，2021）等领域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出发，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技术升级（姜峰等，2021）、全球价值链优化（戴翔、宋婕，2021）以及产品出口质量（李保霞等，2022）的正向影响。此外，还有学者从非沿线国家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比如，王桂军、张辉（2020）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以影响到对沿线国家实施投资的国内企业，而且可以通过价值链的传递提升对非沿线发达国家实施投资的企业生产效率；Jackson and Shepotylo（2021）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加持下，由于国际运输成本的降低，欧盟地区将从中获得实质性收益。在现有研究中，也有学者直接以“全球治理”为主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但这类研究多从定性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及积极作用。比如，张文木（2017）详细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贡献新型全球治理观的必要性和先进性；欧阳康（2018）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给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方向；谢来辉（2019）基于治理体系的制度形态和权利结构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进行了类型学分析；陶平生（2020）从全球治理视角系统评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现状、成效及挑战，并为之提出了完善思路69“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沿线国家社会稳定视角和政策建议。在定量研究上，目前能够检索到的较为系统性的研究来自杨竺松等（2022）的文章，该文基于19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政府责任感和清廉程度两个视角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国家治理效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友好的政治关系，从而促进沿线国家实现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综上，学界已经在“全球治理”框架下围绕政治、经济等多个视角评价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然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全球治理中的冲突治理，既有文献至少存在以下研究不足：第一，目前仍然没有直接以沿线国家社会稳定或狭义冲突治理为对象的研究出现；第二，研究的理论视角相对单一，少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性研究，特别是少有文献系统探讨由“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而产生的政治效应。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经济学分析范式从社会稳定性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基于可得数据从实证层面展开考察，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补充证据。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治理效应是一个以经济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为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社会关系问题。本文拟在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两个层面廓清“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社会稳定的机制路径，以此提出研究假说并予以计量检验。（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的典型事实与实证层面的证明均显示，共建“一带一路”显著地扩大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规模（Du and Zhang，2018；吕越等，2019）。在此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