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喜仁龙笔下的古都：《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译者评介_邓可.pdf

笔者有幸担任了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译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翻译工作。此书英文版于距今百年前的1922年至1924年完成，并在英国伦敦出版，全书共约13万字，作者是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n）。该书在对北京城市演化历史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详细记录和描述了20世纪初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特征和保存状况。不过在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的年代，此书在全球只发行了800套便销声匿迹了1,2。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建议下，该书首次被译为中文出版，喜仁龙对北京城的研究方引入中文世界。2017年，该书英文原著经过笔者重译、修订和补全了原著内容后再次出版（图1）。在这位大洋彼岸学者的倾心之作面世百年后的今天，特撰此文重拾经典，致敬历史。喜仁龙生涯简述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1879-1966年）（图2），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瑞典籍，毕业于赫尔辛基皇家亚历山大大学2，获哲学博士学位。喜仁龙的履历非常丰富，他曾供职于瑞典国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檀香山艺术学院担任访问学者或顾问。1956年获得第一届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日本 岩波西洋人名词典增补版称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中国绘画研究的集大成者。百年前喜仁龙笔下的古都：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译者评介邓可喜龙仁在40岁之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西洋艺术史方面，之后开始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艺术3。在开展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历史研究的同时，其活动轨迹还遍及世界各地，广泛涉足地理、建筑、绘画、雕塑、园林及风土人情等方面，为当时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917年，喜仁龙第一次来到亚洲，并六次游历中国（1918年、1921-1923年、1929-1930年、1934-1935年、1954年、1956年）2，走访了华东、华北、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郑州、洛阳、西安、天津等数十座城市和乡村地区留下了足迹，并在紫禁城接受了清室逊帝溥仪的会见和导游4。他还密切结交中国官方、学界、文化界人士，包括胡适、黄宾虹、袁同礼、张元济和蔡元培等5，可见其当时在华的影响力。1922年冬春之交，喜仁龙结束了在山东的旅行后，第一次来到北京4，开始了他在这座古都为期数月的考察生活，并在此期间完成了对这部著作原始材料的积累。此后，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辗转多地及日本等国并往返北京数次，最终写就此书并于1924年出版。此外，喜仁龙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还有：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1925）北京皇城写真全图（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早期中国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1929）中国绘画史（Histoire 图2 喜仁龙图片来源：http:/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封面（两个版本）2186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de la Peinture Chinoise，1935）中国景观（Bilder fran Kina，1936）中国园林（Gardens of China，1949）等。本书的缘起及主要内容北京城墙之于喜仁龙：震撼、妙趣与忧虑喜仁龙对北京城墙的研究主要源于对其建筑艺术的强烈震撼和浓厚兴趣。由于地理等因素在不同的文化体间产生了巨大的隔离，来自欧洲文明体系的喜仁龙，对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中国所发出的惊叹自然不难想象。他的震撼是基于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和构想，与亲眼所见后的体验感知之间的高度碰撞并迅速契合后所产生出来的。这在他的自序中得到了直陈：“这本书的缘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2在正文中，作者也无时无处不表达他对城墙的陶醉：“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巍峨高耸的城楼就像高台上的雄伟殿阁，使这种缓慢的节奏突然加快，并冲向高潮。那些气势恢宏的角楼则构成了整个乐章中最壮丽的休止符。”2同时，城墙对于北京乃至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道道城墙，一重重城墙，可以说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池的骨骼或框架。它们环绕着城市，把城市划分成单元和院落，比其他任何构筑物都更能反映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2喜仁龙来到中国时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新生事物与传统文化间正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改变。彼时，北京的近代化已经蔚然成风，样式新奇的“洋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这座古老的都市中拔地而起，并不断改写着这座有着600年传统风貌的城市景观6。从1901年北京城开进第一列火车起，北京城墙的完整性就开始被打破，后来在正阳门东、西两侧陆续兴建车站。1915年建成的环城铁路更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穿过一重重城门，工业时代的产物不断地与城墙这一古老的城市标志物角逐着生存的空间7。一切都表明着，尽管当时的北京总体上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城市格局，但包括新式建筑的出现、城墙的改建等在内的一系列变化，相对于其几个世纪以来的状况，变化不能不说是巨大的8（图3、图4）。这也使喜仁龙对古老的北京城满怀兴味的同时，发出了对城墙未来命运的慨叹：“这些美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动人辉煌的历史的无言记录者，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屹立多久呢？”2喜仁龙以十分不确定的问句作为全书的结尾，足以体现他对北京城墙命运的忧虑。当然，作者在这里并非对新事物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只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巨大变化中，不断出现的新元素与旧事物间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至少，应该有一种法则去调和这种景观上的隔阂，从而保护城墙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机会得以对这一巨大而古老的城市遗迹做了最为系统和重要的研究。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共八章，前两章为北京城墙的背景性介绍，后六章在作者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城门和城墙两个部分进行具体描述。第一章为“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阐述了作者对中国北方城市的总体认知，以及对“城”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包括城市的总体格局、构成要素、建筑特征及当地的人文景象、日常习惯等方面，并选取了其先期考察过的西安、青州、上海等城市进行了比较。第二章为“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以中国古代的地方志，如元朝的 元一统志3、清朝光绪年间的 顺天府志、清人所著图3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市平面示意图2图4 前门改建前后的平面图比较2（左为改建前，右为改建后）北京规划建设 187OBSERVATION 观察日下旧闻考 及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行纪等史料为依据，对北京自西周至元代的建城史进行了回溯，从历史的延续性上为其研究对象明清北京城作铺垫。第三章至第六章依次为“北京的内城城墙”“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北京内城城墙的外侧壁”和“外城的城墙”，对北京内外城城墙的布局结构、规模尺寸等进行了概述，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城砖上的铭文为考证依据，结合顺天府志等史料的记载，逐段对城墙的墙体、墩台、角楼等部分的建造年代、建筑特征、保存状况及环境特征等进行记述。第七章至第八章依次为“内城的城门”和“外城的城门”，采用与上述类似的方法，对内外城各城门的布局结构、建筑特征、保存状况及环境特征等进行记述。此外，书中还附有53幅测绘图及128张由作者拍摄的照片组成的摄影集（图5、图6）。喜仁龙的研究特点兼容并蓄的学术素养喜仁龙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对北京城墙展开研究的。和其他门类的学科一样，系统的研究内容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建筑艺术也是同样重要的。喜仁龙对北京城墙的描绘绝不仅限于耳闻目染式的感性认知，也不是选择性地对“美”的部分加以详细介绍而忽略那些“丑”的部分，而是建立了全面、客观的历史观，通过对史料的充分研究和运用，以及对实物细致、全面、严谨的考察，形成了这套研究成果。这里需要提及人文地理学和景观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化景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景观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ter）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对历史景观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施吕特尔认为，人文地理学应该以“辨认地球上可以感觉到的现象的形态和排列”为目标，并在借鉴冯李希霍芬4（Von Richthofen）关于自然景观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文地理学必须采用形态学和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形态、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发展史这三种因素10。文化景观概念的产生为历史城市景观的研究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思路。从喜仁龙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并非长驱直入地对城墙古迹本身进行叙述，而是对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过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包括对中国城市的总体特征、北京城市的起源和演变的叙述，同时又对临近城墙的街市、农田等景观状况等进行了详细刻画。可见作者十分重视城市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动态演进和相互作用关系，建立了艺术和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学术素养（图7）。图7 体现城墙附近人与环境关系的照片1（左为左安门外护城河里的白鸭，中为在西便门外的树荫下休息的路人，右为永定门外热闹的街景）图6 内城南墙与墙脚下的房屋1图5 西直门全景1188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全书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作者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躬行其事的工作态度。他十分注重文献记载与客观调查的结合和相互印证，在当时民国政府（内务部等）的支持及一些中国学者（如周谷城5）、友人的帮助下，其田野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对城墙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踏勘，包括墙体、城门、角楼、马面、雉堞、马道和一些附属物的尺寸、样式、造型、保存状况，以及城砖的铭文记载中的年代、工匠等信息。如在踏勘墙体时，作者以具有一定连续特征的墙面（在城墙的外侧壁直接以墩台或城门为分段的依据，在内侧壁则多以墙面的砌筑手法、保存状况及外观的统一度为分段依据，长度精确至米）为基本单元，分段地考察，并分别记录了城墙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的情况；在踏勘城门时，他将城门的各部分如城楼、箭楼、瓮城、门洞及道路等情况都一一记录，特别是对城楼和箭楼建造结构特征有一个较为全面细致的剖析，包括立柱、梁枋、屋架、斗拱乃至彩绘等细节。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作者对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具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之上（图8）。这看似琐碎的工作其实很有其必要性，正如作者所言：“今天的北京城墙绝不是一个均质的构造物。”2“如果对北京城墙进行必要的探查，使它们沉默的证词成为语言，它们无疑会讲述一个比任何记录这座都城的文字都更有趣而完美的故事。它们是一部用土石写就的编年史，其间历经了反复的修改和增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从它诞生之初直到清末，北京城的变迁和沧桑。”2城墙的兴建、修缮和毁坏必然与不同朝代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兴衰和变迁过程相一致只有建立在细致入微的考察之上，才能精准地把握物质现象蕴含的历史信息并对其进行转译，进而达到客观还原历史过程的目的。如果说艺术史学家必须善于从不起眼的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历史线索，那么喜仁龙在这方面是十分突出的，因为再精准的测算也只是工具，而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才能将目光引向问题背后的实质。对城墙进行一次全覆盖的勘测对常人来说已经是索然乏味的重复性工作，加之城砖的铭文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和污损，这更增加了考察的难度，但喜仁龙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同时，对建筑式样的比较分析也充分说明，他并不只是在完成一件单纯的测绘工作，如他发现阜成门城楼的三圈立柱中，里面的两圈立柱都半嵌入围合城楼的墙体中，这与其他城门的做法不同，由此推断出阜成门城楼的建造年代较早2（图9）。如果没有细微和耐心的观察，是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文化与艺术的良好融合这部著作的另一特点在于，其避免了考古叙事所带来的枯燥乏味，而是在史实性和艺术性方面实现了良好的结合。作者对北京城墙的热爱和赞美，通过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语言自然地流露在全书的每个字节。与城墙相关联的城乡风景、百姓生活、社会面貌乃至动物牲口的活动细节，都通过作者生动写实的记录跃然纸上，成为一种可以被立体感知的城市和建筑意向，使城墙的艺术美得以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