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三个维度的思考_李春雨.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3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2 期)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三个维度的思考 李春雨 刘景艳摘 要: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语言文化传播将迎来一场重大的调整与革新,中国语言文化的跨语境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民间化、传播内容生活化、传播手段数字化等特征。在这一进程中,有“温度”的传播姿态将提供充满人文情怀的对话语境,有“深度”的传播内容将构建精神交流的深层空间,有“广度”的传播格局将打开精神与技术高度融合的新境界。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反观中外语言文化对话的历史,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框架下,审视当下语言文化互动的新态势,将为新的国际人文交流环境下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提供多元的思考。关键词: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跨文化传播;国际中文教育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3-0086-09作者简介:李春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刘景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助教、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国际教育视野下的京味文化传播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8ZDA07)的阶段性成果。王辉: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中文教育:问题与对策,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4 期。胡范铸、张虹倩、陈佳璇: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机缘和对策,华文教学与研究2022 年第 4 期。在世界文化交互激荡的当下,人类面临着疫情、战争、能源、气候等共同处境,因此,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与之相应的开放性心态和包容性文化。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文化的内涵在变化,文化的传播方式也随之改变,这为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学界对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如王辉强调市场运作、舆论博弈、技术变革等因素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胡范铸等关注数字技术、舆论自我纠错机制带来的发展空间,李培毓等认为语言文化传播应该关68注多样化的传播主体、挖掘与创新传播内容、增强传播媒介的交互性和体验感,郭熙注重多方参与、民间社团在华语传承中的重要性,等等。这些研究立足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力图从市场、技术、媒介、舆论等方面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打开新的空间,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具有启发意义,但这些研究较少涉及人文情怀及精神交流层面的探讨。本文试图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深入思考如何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解决当下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这超出了语言文化传播本身的意义,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一、“温度”:充满人文情怀的对话语境语言文化传播要有“温度”,要有人文情怀和人文意识,这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态度和方式。有温度的互动注重人在语言文化传播中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强调从人的感知出发调试文化传播的姿态,创建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对话语境。后疫情时代,从官方到民间传播主体的转换,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架起了一座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的桥梁,舆论学的“弱传播”手段在话语权博弈的过程中注入了人文意识,中外文化的对话使中国语言文化海外传播更贴近受众生活,让中华文化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的生活中。(一)传播姿态的民间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的跨文化传播基调、姿态和方式调试着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温度”,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什么故事。自 2004 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以来,孔子学院有力推动了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但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孔子学院的情感态度一度使其发展陷于困境,有学者指出西方的新闻话语“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孔子学院受中国政府资助,政府色彩浓厚”。当下,如何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放眼于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打破海外民众对孔子学院的刻板印象,科学应变、有效破局,在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采取“民间化”的传播姿态,在人与人的对话、人与物的交互里为语言文化传播升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纵观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文化传播,法国、希腊、日本等国家均采取了典型的基金会发展模式,分别建立了法语联盟基金会、希腊文化基金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有效推动了该国语言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2020 年 6 月,由 27 所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在北京成立,旨在通过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自此,孔子学院由基金会负责运行,这表明,“官方”的温度和姿态有意识地降低,“民间”的力量逐步显现和升温,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加入到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活动中。基金会模式下孔子学院的建设顺应了国内外环境的现实需求。在政府与民间一降一升的转换中,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语言文化传播中来,成为支持全球中文教育项目的重要平台。在孔子学院发展早期,官方力量支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积累了办学经验,为汉语教学、文化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基金会发展模式下的孔子学院则调动了多方的力量参与到语言文化传播中来,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依据区域受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实施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一种语言教育的国78李春雨 刘景艳 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三个维度的思考李培毓、李硕: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郭熙:海外华语传承的历史经验与国际中文在地化传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1 期。张未然:新形势下孔子学院的舆情困境:特征、原因与对策,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际化水平最终决定其在非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教育的本土化程度”,换言之,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程度决定了其国际化的程度,中华文化越是要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越是要在本土化传播中取得良好的效果。从官方到民间的传播姿态给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温度”,这种更具有精神力量、更具有人文情怀的方式推动了语言文化传播的区域化、分众化表达,但在走出去、留下来和沉下去的过程中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传播力量民间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打造语言文化传播的品牌,发挥品牌的辐射、引领作用,值得深入思考。这些年,“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区域化、国别化的中文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通过多种形式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有效缩短了文化间的距离,为中华文化的在地化传播提供了从传播内容到传播途径的多方位借鉴。同时,中华文化的民间化传播是一种针对性传播,它有效拉近了文化与文化、文化与人之间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文化的传播变得更有温度,更便于激发受众的情感体验,让语言文化焕发出具有温情的人文互动。(二)舆论世界里的“弱传播”今天的人们需要面对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舆论世界。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舆论既反映思想,又塑造思想。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碎片化信息,用户的意见逐渐汇聚成了网络舆论,语言文化传播领域的舆论世界由此建构。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深刻影响着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互联网加速了语言文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及时性、体验性、趣味性等特征缩短了传播的距离,以一种更具温情的力量、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调动了广大民众的参与。在现实世界中,讲求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互联网等建构的舆论世界中,“弱”更容易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经明显转变为“舆竞天择,弱者生存”。从传播的姿态来说,“强者要在舆论世界获得优势,就必须以弱者的身份或者姿态,以弱者为旨归,想方设法与弱者相连接”,在舆论世界中采取“弱传播”的姿态无疑是语言文化传播领域新的增长点。舆论世界广泛吸纳了多元力量参与其中,打破了唯权威论的意识,更多地关注民众的普遍认知,“舆论关注的力量聚集,是在表面上的聚集。舆论世界比的不是整体的力量,而是表面的力量;比的不是深层的力量,而是深层可以抵达表面的力量;比的不是体积的容量,而是表面积拓展的容量”。舆论世界里的语言文化传播汇聚了广泛的民众认识,调动了多方力量的参与,与海外受众的认知模式、生活习俗等个体化感知紧密相关,传播的差异在个体感知的转化中不断演变,由此拉近了中国文化与受众文化背景之间的距离,舆论世界里的温度由此而生。引人关注的是,舆论世界同样也是情胜于理的世界,在情与理相悖时,人们更倾向于站在情感的角度去思考与审视问题。语言文化传播的对象是人,在传播的过程中,需要从人的内心出发,探寻个体的精神关怀与情感认知,这是传播持续升温的必由之路。在舆论世界里,“情感占据主导地位。情理之争,情感胜”。舆论世界为传播提供了可感的情境,在这个场景中生活体验、人性关照、普遍意识得到有效共情,这种弱传播的姿态相较于强劲的传播态势往往更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这种“弱”在情胜于理的舆论场中已经转化为“强”,甚至比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方式更具说服力和共情力。基于这一传播效果,情胜于理的舆论世界中的语言文化传播是个体体验在全球视野中对话的多元参照,在这一情境中,传播的“温度”不断辐射。88李春雨 刘景艳 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三个维度的思考于东兴、张日培:全球传播格局重塑中的中文国际传播,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0 期。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73 页。邹振东:弱传播,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 页。邹振东:弱传播,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 页。邹振东:弱传播,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32 页。(三)中外文化的互动式对话有“温度”的传播需要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彰显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责任与情怀。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用心倾听别人的故事,既要擅于述说,又要擅于倾听,这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中外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文化的平等对话不可或缺,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语言文化传播的方向应该是双向互动的,温度是在互动中产生的,越是全球化的东西,越需要用人文情感来推动和表达。中外文化对话是一个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过程,文化间的融合和互动在凸显文化共性的同时,也拉近了接受的立场和文化的距离。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个系统翻译、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学者,在他的翻译事业中,中国古籍的英译与圣经的汉译相呼应,充满了文化间的审美与张力。西方学者评价,“理雅各虽然有多方面的成就,但最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典的研究。他确实是最早用注圣经的严肃态度从事孔子及其学派研究的学者”。“理雅各在还是一个传教士时,就已经是一个中国经典文献的翻译者,一个试图通过客观、冷静、严肃、科学的比较方法来探寻中国经典文献更深层内涵的汉学家,一个在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儒家之间进行比较沟通的比较宗教学者”。在中学西译的过程中,为了便于西方人理解中国经典,他使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术语来翻译和表达,在此基础上,中国经典与圣经互相阐释,使得中西方经典能够有效互动和对话。在翻译时,理雅各将“道”与上帝相对应,这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融通,但简单地将“道”与上帝对应,也带来了不同维度的文化冲突。整体来说,理雅各的互译推动了东西方经典的交流,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得中华文化的异域阐释更贴近海外民众的生活,缩短了文化间的距离,带来了更易于被接受的文化立场。文化互动在带来有温度的语言文化传播的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坚守文化自信、把握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性。回顾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