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跨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_薛景元.pdf

年 月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第 卷 第 期（总第 期）（）【文化研究】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薛景元（），男，山西离石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研究方向：跨文化翻译。多重视角下跨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薛景元（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摘 要：在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当下，不论是对外翻译，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是译介海外文化，寻他山之石以攻玉，都需要能够准确传达源文本内核的跨文化翻译。跨文化翻译理论将文化差异对翻译成果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尊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各自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文化背景、多元文化、目的论、视域融合、修辞和副文本翻译等多个视角，逐步深化文化差异对翻译效果影响的理解，主张综合运用翻译技巧与策略，通过外宣翻译、对内译介、典籍翻译等实践路径传达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关键词：跨文化翻译理论；跨文化翻译的多重视角；跨文化翻译实践路径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贸易自由主义和政治多边主义的迅速发展，到苏联解体，“铁幕”“竹幕”轰然倒塌，世界格局多极化，再到新世纪区域经贸合作热潮的兴起，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国“疆界”，也使各大洲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菲利斯福格环球旅行总共用了 天时间，而借助现代交通技术，当今的人可以在 天内用完全相同的交通方式重走一遍他所走过的路；跨洋海底电缆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敷设完毕，随着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所代表的新兴通讯技术解决了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宣告了即时通信时代的到来。各国之间的交流日渐增多，对翻译工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国内的翻译学界与翻译行业在蓬勃发展过程中，逐步深化文化差异对翻译效果影响的理解，本文从多重视角出发对跨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针对性的实践路径。一、跨文化翻译的基本内涵（一）文化的概念及内涵在传统中文语境里，“文化”一词意为“人文化成”或“人文教化”，也即“以文化之”之意，强调的是运用语言和 或文字，规范个人的行为，并构建社会规范与认同。在现代汉语中，“文化”一词的意义有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综合，特指精神财富；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本文所讨论的“跨文化”其中的“文化”一词，即为现代汉语中的第一个含义，此义源自和制汉语，乃是近代自日本传入的概念之一。然则文化的概念也并非形成在东瀛，倘若究其本源，还需踏上那条丝绸之路，前往古典时期西方文明的中心 台伯河畔的罗马一探究竟。最早对文化的概念作出界定的是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他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一书中尝试运用“”一词（字面含义为“灵魂的耕耘”）来界定这个抽象的概念。虽然从字面含义看来，“灵魂的耕耘”与“人文化成”大同小异，但是西方社会将“文化”从其字面含义发散出去，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社群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跟自身生活相关的，能够使其适应自然或周遭环境的知识或经验，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及经济生产方式的人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潜意识的外在表现。（二）跨文化翻译的概念及内涵在明确了“文化”的概念之后，“跨文化”的含义也就变得十分清晰了：跨文化意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展开活动。那么“跨文化翻译”一词就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将文化差异对翻译成果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注重以文化的视角看待翻译文本，尊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各自所代表的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通过相应的翻译技巧与策略，较好地传达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也就是说，跨文化翻译并不仅仅是翻译，还兼有文化传播的功能。“跨文化翻译”与“文化翻译”（英文：）是同义词，只是在中英文语言中的表述方式不同罢了，基于跨文化翻译的翻译实践则包括外宣翻译、典籍翻译、文学翻译等等。之所以要强调“跨文化”或“文化”，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面对文化差异通常存在两难选择，就像威廉冯洪堡（）在 年 月 日写给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在我看来，所有的翻译都只是试图解决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个译者也都注定要被这两个绊脚石中的之一所缚：要么以牺牲自己的民族的品味和语言为代价，选择接近原作；要么以牺牲原文为代价，选择迎合他自己的民族。两者之间的媒介不仅困难，而且完全不可能”。倘若过度本地化，就会像上世纪的台湾一样，“电影并无完整的配音，而是由辩士在幕后讲解剧情，不管西部枪战还是爱情片，所有汤姆和玛丽的纠缠，辩士都能用流利的台语解说，说成是国雄和素兰，在基隆或高雄发生的事。”倘若全然不顾本地化，就会为目标受众增添一层文化上的厚障壁，把一本从目标受众完全看不懂的东西译成了目标受众需要借助大量参考资料，费时费力才能看懂的东西。因此，文化翻译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言“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二、多重视角下跨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回顾通过查阅近年来的学术文献，作者发现，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将把握文化差异视为重要的翻译策略”。以中文和英文为例，翻译学界对于中英语言文化差异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对比，而对比主要集中在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由这三个方面发散，在地理环境、气候、物质材料、生产生活习惯、价值观与信仰、思维模式、历史等方面，展开研究。多年来，随着国内翻译学界对其它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对于源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也发展出了多种对策。本文从以下视角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一）文化背景视角从文化背景知识视角出发，重在把握源语言与目标语言所属文化的背景知识，丰富译员自身的文化底蕴，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在掌握了不同文化背景知识差异的情况下，译员就可以从不同文化的背景出发进行翻译，针对文化差异，灵活选择有效的翻译手段与策略。（二）多元文化视角从多元文化视角出发，则分化出了归化和异化两种大体的应对方向。所谓归化，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使译文尽可能地贴近目标语言使用群体的文化，将源语言以及其所承担的文化内涵在地化；所谓异化，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言的表达方式，保留其原有的文化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至于两个大方向应当以谁为主，学界尚无统一定论，但是在综合运用两大翻译方向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以读者为中心，追求可读性的，大都支持“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方向，；以译者为中心，追求准确性的，大都支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方向。而在具体的翻译策略方面，除了直译、意译和音译等传统翻译策略之外，跨文化视角还为翻译实践引入了文化语境策略、动态平衡策略和差异文体翻译策略，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出发，把握源文本的内涵。（三）目的论视角从目的论视角出发，则强调对目的性、连贯性与忠实性原则的运用，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负有协助两者达成目的的使命 协助作者表达其思想意图，协助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图。目的论者们不再执着于寻求译文与原文的形式对等，而是专注于应对译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并以此作为突破语言壁垒的切入点，以实现其交际功能 “因为中英两种句式结构存在差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不再以对等理论强调原文及其功能，而是实现译文在其对应的文化环境中所要实现的交际功能，翻译只是以原语文本为基础的一种翻译行为。”而在具体应对文化负载词的策略方面，目的论者倾向于运用意译的处理方式。（四）视域融合视角从视域融合视角出发，则是将翻译同阐释学相结合，在这一视角下，“翻译即阐释，是具有历史性的译者在时代与社会现实需求的驱动下将自身视域与源文本视域融合成新视域后，用浸润着译入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固化为文本的过程。”视域融合视角不再试图回避译者的主体性，也即该理论承认译者自身性质（如人生经历、意识形态等）对于译文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译介在事实上是源文本视域与译者视域结合的过程。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翻译活动具有历史现实性，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而言，翻译行为都是服务于时代的；其次，翻译活动具有历史局限性，不论源文本作者还是译者都难免囿于其所处的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针对源文本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度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五）修辞视角目前针对翻译策略的研究中，颇为新颖的是修辞视角。通过这一视角审视翻译活动，则要求译员把握原文核心要素，运用源文本中“为实现话语意图而采用的修辞资源”，通过有效传递这两者实现翻译的准确性。而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会以读者中心作为翻译导向，避免“在受众端造成不必要的阅读负担甚至误解”基于其对于总体上，以归化为主。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修辞视角所构建的修辞语境，能够成为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有益补充，运用“策略性凸显”等技巧，能够有效化解和弥合不同文化间修辞表达存在的裂痕。（六）副文本翻译视角针对“如何在译介过程中既保留原文特色又提升文本可读性”这一问题，翻译界有识之士在副文本翻译方面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视角专注于通过处理注解来实现核心文化要素保留这一目的。基于对原文注解进行合理增删，并适当地插入新的注解，副文本翻译视角以此作为原文核心要素的补充，尽可能地在保留原文精华的同时，使得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不至于太过吃力。最近在该领域的研究主张“对数字化归纳以及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副文本翻译需要灵活处理，增强可读性，提高准确性、严谨性，强化政治性，更好地向世界传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在外宣翻译的领域，对于副文本翻译策略之运用的发展。三、跨文化翻译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 月 日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这准确指出了跨文化翻译在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智慧”、表达“中国方案”中的重要性。（一）外宣翻译的实践路径所谓外宣翻译，就是将蕴含文化要素和意识形态特征的中文文本转译为外文文本。在这一过程中，译文的目标受众是外国读者，是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的群体。在该语境中，使译文在异化与归化中求得平衡，就是译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倘若为了保留中华文化与中国理念的精髓而异化，对于外国读者而言未免太过疏离晦涩；倘若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化背景而归化，就会损失原文的精髓，造成中国文化要素在对外译介过程中的解构。但是，解构是不可避免的，在对文化负载词进行跨文化转换与理解的过程中，受制于源语言和目标语使用群体的自身视域，一定会出现语义重构的情况，语义的重构，就会造成文化内涵的解构。既然解构无法避免，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解构文化要素就应该采取“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尽量保全核心文化要素，通过解构次要文化要素的方式使译文在不损失过多文化内涵的同时，可读性大为增强。（二）对内译介的实践路径所谓对内译介，就是将来自国外的文本转译为中文文本，源语言是外语，目标语是中文。在对内译介的过程中，由于目标语是译者的母语，难免会出现运用目标语文化要素替换源文本核心文化要素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应当极力避免的。与外宣翻译一样，源语言文化要素的解构应该由读者 而非译者 进行，在翻译过程中解构源文本中的文化要素会导致译介的目的难以实现。而这一点的应对措施与外宣翻译相同。此外，在对内译介的过程中，对源文本的忠诚也是译者必须恪守的。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删改译文，实则是对源文本的篡改，一方面使作者的真实意图不能得到表达，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无法领会作者的真实用意，实为误人耳。（三）典籍翻译的实践路径所谓典籍翻译，就是将重要的文献译作外文，使外文读者能够接受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对于现代典籍的翻译同外宣翻译大同小异，但是对于古代典籍的翻译就大不相同。古代典籍多用文言写就，不仅词类活用更为频繁，字词用法也与现代白话文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使用现代汉语的人来说，文言文的缺点在于难懂、不易普及，须经过适当的训练才能够理解文言文的含意，而写作文言文的难度更高。那么在进行译介的过程中，需先将古典典籍转译为译者作为母语使用的白话文，再向外文进行转译。而在此过程中，由于译者与原作者之间所处时代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