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苏文辑佚与考辨_江枰.pdf

第 卷第 期学报.年 月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苏文辑佚与考辨江 枰，李 琳（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摘 要：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收文超过 篇，虽经辑佚，仍有未尽。经过逐一比对，又辑得不见于今本苏轼文集的佚文 篇，文同题异及互见者 篇。这些佚文都可确认为苏轼所作，其中颇有补于苏轼行实者；文同题异者其题名多以外集为胜；被编入不同接收者名下的小简，也以外集为是。在考察这些作品在不同版本中的存佚状况、文字异同及致误原因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外集、御府本、续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和茅维苏文忠公全集及四库本东坡全集等版本之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苏轼文集的逐步完善，也可为全面梳理和揭示苏文的编辑历程提供线索。关键词：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苏轼佚文；辑考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苏轼散文研究史”（）作者简介：江枰（），男，重庆城口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李琳（），女，山西大同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五代民俗与民俗文献学。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以下简称外集）由康丕扬主持刊刻于万历三十六年（）。它的出现，不但使原编于南宋前期但流传不广的外集避免了失传的可能，且基本保存了该书原貌，对苏学研究贡献良多。尤其是该书保存了大量原本极易散佚的尺牍、题跋和杂记，既为苏轼散文（下简称“苏文”）的全面承传提供了文本基础，又促进了晚明小品阅读和创作的繁荣。因此可以说该书对苏文研究尤其重要。从其篇幅构成也可见此点：全书 卷，前 卷为诗，次 卷为文，再 卷为词，末 卷 为 乌 台 诗 案。文 为 其 大 宗，共 计 篇。茅维万历三十四年（）编成苏文忠公全集（下简称“茅本”）时，即利用过重编前的外集。年代孔凡礼据茅本整理苏轼文集（下简称“孔本”），又从外集辑得施饿鬼文等 篇（其中 篇为重辑，详下），但仍有未尽。笔者将外集所收文章和孔本逐一比对，又得到佚文 篇，文同题异而未被识别的 篇，已有提示但仍有必要指出的 篇，被视为诗编入苏轼诗集的 篇，今本两出而未被发现的 篇，现据外集卷次分别辨析如下：一、卷十六上好礼则民易使论为国无难，而莫难于役人。人不可役，则尊者不得安于尊，卑者不得安于卑；则君子小人，其体相抗而劳逸之事遂至乎无分。故圣人常患天下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故为礼以定其志，而有尊卑贵贱之辨，使君子劳心于上而安于乐逸，享天下之奉而不为泰；小人尽力于下而安于劳苦，应无穷之役而不为恤。然后君子不失其养，而小人不失其所治，安夫贵贱尊卑之理，而谓其分之所当然。此圣人立礼之大凡也。虽然，天下之至愚，进退周旋，未必皆中其节文。强而使之入吾教法，则必潜紊等差，而孰为之服从？必上之有所仪刑，使之入而不自知其驱率之力，可易而无难。故孔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谓其只逊之心生其中，而非出于勉强者也。夫上好则下必有甚焉，岂有此不先率，而彼必乐从者也？古之王者未始区区求民之从我，而惟患我之不能自好。吾能尽心于礼让，则天下之人所自必于服从，不待人人提谕而后知之也。苟惟自蹈之不能，而必责人之不出乎节制之外，虽鞭笞捶击，而望其无逾，吾知其不能为也。今有人不知父兄之奉而见慢于嗣子，不咎己之不奉父兄，而反咎嗣子之不能尽孝于我，是亦惑也。苟知彼之不易使，则莫若先招之，能自必于此，则彼不待教而自至也。故王者欲使民为礼，无以异于是也。此文和下文也见于绍兴三十年董应梦刊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下简称重广文集）卷六二，题目皆无“论”字，文字互有优劣，如上文“然后君子不失其养，而小人不失其所治”，外集“治”为“始”，显误，此即据改。“岂有此不先率，而彼必乐从者也”，重广文集为“岂有此先率，而彼不乐从者也”；“而惟患我之不能自好”，重广文集为“而惟忠我之不能自好”，两句都以外集为胜。虽不能断定董氏是据外集录入，但可以确定外集要早于该书。本文从治国之难“莫难于役人”入手，指出圣人制礼以定贵贱尊卑使上下各安其位的目的。但这种目的不能强制达成，必须由在上位者率先垂范，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礼”的规定，而安心于下位，故孔子有此论。又从不同角度进一步申说王者欲治民必先治己和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但文中要求为政者的已不是抽象的“好礼”，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规范和实践。本文是直接对儒家经典文句的发挥，可以和苏轼的论孔子等对读。其余于下首合论。二、卷十六周礼法周官论郑康成注周礼曰：“六官之属三百六十天道备矣。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义，故周公摄官分职以法之。”愚尝推考载籍，判别真伪，窃未以斯言为得也。何者？成王嗣位，年甫幼冲，三监兆乱，天下荡摇。周公念王业之艰难，虑有危于基构，摄行王事，负黼扆以朝诸侯；制礼乐、颁度量而服天下；诞保文武之受命，七年而归政成王，召诰曰：“复子明辟。”立政曰：“嗣天子王矣。”是周公之八年，成王之元年也。于是召公为左右，淮夷及奄于是叛，周公亲征而灭之。五月乃还，而作多方。越明年而巡行侯甸，归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周官之篇作矣。即周公之九年，成王之二年也。而云“冢宰掌邦治”，天官也；“司徒掌邦教”，地官也；“宗伯掌邦礼”，春官也；“司马掌邦政”，夏官也；“司寇掌邦禁”，秋官也；“司空掌邦事”，冬官也；“六卿分职以倡九牧”，乃周礼之六官也。然则皆袭周公所制旧典礼经矣。又曰：“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由此明之：周公制礼，非惟于始摄位之时，盖在武王拨乱之后，成王未立之时。损益四代以为己制，亦已备矣。故武成云：“列爵为五，分土为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傥制作未备，典法未行，能如是耶？岂成王始有作之之意，周公反奉而成之者哉？然则成王乃上智之主，材器德业，当处周公之右，岂得谓之中人耶？且较之前籍，篇第明彻，自召诰而下凡七篇，皆作于周公反政之后，岂惟周官乎？盖周官既作而公旦已没，又不闻其始制礼也。言之不核，何乃至是？又云：“乃立三公，论道经邦。”即周礼之任也。则知周官之所以申命百僚，使遵守周公之旧章，修方效职而已。康成乃谓“述天授位，周礼之法”，甚无谓也。夫以通儒之才，经传洽熟，闻见杂博，犹有谬论，以至取讥后学。惜乎！“虑有危于基构”重广文集作“虑有危于基绪”，“于是召公”作“于时召公”，“列爵为五，分土为三位事惟能”作“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莅事惟能”，“言之不核”作“言之不覆”。查尚书周书 武成，“为”皆作“惟”，但“莅”作“位”，故此篇两本文字还是各有高下。此文以郑玄对周礼卷三“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以下经文的注释为驳难对象，利用史实及尚书周书中的武成周官等内容为论据反复辩驳，证明周礼在前，周官在后，是周官法周礼，而不是周礼法周官。结尾语带锋芒，并为郑玄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惋惜。本文对前人关于经典文献的注释和结论加以辩驳，其论据也以文献材料为主，近似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以上二文可以确定为苏轼佚文。首先，有外集和重广文集两个版本的支持。其次，从文风来看，二文事证、理证俱随手拈来，文理清晰紧凑，文风畅达自如。论大道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探讨学术问题逻辑严密，论据充分，又明白简练，正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点，一如苏轼其他论说文的风格。再次，苏轼的科举文章如礼以养人为本论礼论周公论等都以儒家的治国理念和经典文献立言，和此二文所论范围一致，见解相近。甚至所用措辞都有迹可寻，如上好礼则民易使认为劳心者应“享天下之奉而不为泰”，其“泰”为“骄纵、傲慢”意；续欧阳子云“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泰甚”指过于骄纵的豪强势力或造乱的首恶分子，两者字义有联系，当也与使用习惯有关。苏轼前后参加各级考试的文章都存世。从文风和内容来看，两文都和这些应试文相似。有学者认为，和此二文同见于重广文集的另一篇苏轼佚文君子有不言之辩论应是“在嘉祐二年登第之前所作的一篇私试策论”，也即为备考而进行的写作训练，则此二文也很可能是苏轼早年的习作。不过，苏轼有论语说 书传 等学术著作，这两文内容与之相关，也不能排除是在传注二书时的副产品。三、卷二二马铭数日前，梦人示予一卷文书。大略若论马者，用“吃蹶”两字。梦中甚赏之，觉而忘其余语。戏作数句，足之。天骥虽老，举鞭脱逸。交驰蚁封，步中衡石。旁睨驽骀，丰肉减节。徐行方轨，动辄吃蹶。天资相绝，未易致诘。此文见于国家图书馆藏 卷本苏文忠公集，已归入四言诗类，以其序为题册。傅增湘明刊东坡大全集跋认为此本“字体圆湛，刊工亦精美，颇似成、弘间风气”。其实此本就是以明仁宗命工翻刻、因其驾崩而未完成的洪熙御府本的少量续添本，因而有多处“续添”标识且大部版刻精工、少数颇为粗劣（下文简称“御府本”）。因此该本正是成化本七集的底本，也就是其中续集的来源。此本明显参考了外集，如卷五五与广西宪曹司勳五首第 首题下注“一云与林天和”册；卷六七贺新运使张大夫启题下注的“一本作贺叶运使”及文末的文字异同说明册，以及一些尺牍的分布和顺序全同等现象，都能证明是取自外集。但因其并未刻完，故对外集的利用也不充分，尤其是外集中大量的杂记题跋未被收入，而这篇马铭在该本中也未有注明。成化本续集卷二据御府本收入，题名沿用册。嘉靖本同。后来晚明茅维和清初朱从延将其编入东坡诗分类注“嘲谑”类，也以其全序为题。此后邵长蘅、查慎行和冯应榴整理施注苏诗时，都将其作为诗歌补缉。王文诰编注苏诗，将包括该文在内的前此数人补缉的两卷苏诗大部删削。孔凡礼据王本点校苏轼诗集，而增入冯本补编，合两卷为一卷，篇目略有调整。此文在卷四八。张志烈等以孔本为底本校注苏诗，又对孔本有改编，此文收入卷四七。以上诸家除王文诰外，都肯定其为苏作。然现存传自南宋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并无此诗。可以推测，它最初即被外集编者作为“铭”体编入文类，南宋人也未视其为诗。此后外集流传不广，但未失传。晚明在康丕扬的主持下，毛九苞以两个外集 抄本为基础重编外集，主要做了删伪和订定讹谬等工作，因此该书卷数从杨士奇所见至少 卷减为 卷，但并未进行篇目文体的调整。所以此铭最初编入外集时即被视为文章，虽因御府本导致此后一直被看作诗歌，而据重编外集，此作仍应回归其铭文的身份。因见于苏诗，此文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佚文，且铭本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过渡文体，视其为换韵的四言诗也有其合理性，但梳理其从文到诗的接受过程，或可了解南宋和明清学者关于此种文体的不同标准。四、卷二二舍镜偈轼第三子过畜铜镜，圆径数寸，光明浻彻。元丰八年游登州延洪禅院，僧文泰方造释迦像，乃舍为佛鉴，且说偈云：鑑中面像热时炎，无我无人受者心。花发明照十方远，还度如是恒沙界。此文御府本卷一八作佛心鑑偈册，续集卷十二、孔本同。除题名外，内容也颇有异。序言部分，“畜铜镜”御府本等都作“蓄乌铜鑑”，“浻彻”作“洞澈”，“八年”后多“十一月二日”，“释迦”后多“文”字，“佛鉴”为“佛心鉴”；偈语差别更大，只第一句全同，其余三句御府本等为“无我无造无受者。心花发明照十方，还度如是常沙众。”但“沙”字，孔本作“法”。御府本等偈语后还多“眉山苏轼元祐元年三月一日立石”等文字。“无我无造无受者”来自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表示虽然诸法因缘而生，但其中并没有造作主体（无我），没有造作行为（无造），也没有接受果报者（无受者）。不过依世俗谛，善恶之业也不会就此消亡。苏轼直用其语。“心花发明照十方”来自圆觉经所载普觉菩萨语：“若善男子于彼善友不起恶念，即能究竟成正觉，心华发明，照十方刹。”后来释德洪（即惠洪）送常上人归黄龙省侍昭默老 首句即云“心花发明照十方，死生窟宅无隐藏”，或是袭用苏轼此句。“常沙（法）众”，意即需要超度的俗世众生和普罗大众。而外集的“无我无人受者心”“还度如是恒沙界”，虽也可以释读，但总涉扞格。因此从内容而言，无论序的完整还是偈的义胜，以孔本为优。至于题名，舍镜偈强调了镜的来历和去向，从而引出偈语；佛心鑑偈则对应了镜的功用和佛心的广大，似各有高下而以前者稍优。五、卷二二养生偈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每腹空时，即便入定。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