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内涵、模型及价值取向_高伟.pdf

2023年7月第41卷 第4期Jul.2023Vol.41 No.4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内涵、模型及价值取向高伟1，李薇2（1.东北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2.哈尔滨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8）摘要 国家执政范式正从传统的国家管理转向国家治理，国家的语言生活隶属于国家行政管辖范畴，语言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驱动下，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迫切需求。目前，多中心的国家语言治理备受推崇，然而却易于引起语言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语言治理失灵。由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发展而来并与元治理理论相结合的国家语言元治理是解决语言治理失灵的有效方案。国家语言元治理主张以国家或政府为元治理者，组建治理网络治理语言，形成“一核多元”、协商合作的国家语言治理机制。基于国家语言元治理的两个治理层面，并结合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对象、治理目的和治理方式等5个变量构建的国家语言元治理模型利于全景式探讨国家语言治理全过程。其中，国家语言元治者和治理主体的价值取向是获得善治效益的关键因素。关键词 元治理；语言治理；语言元治理；价值取向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3）04-0177-08DOI 10.15886/ki.hnus.202302.0239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由此可见，国家执政范式正从传统的管理转向治理，要求制度保障、法制健全、民主参与、协商互动。国家的语言生活隶属于国家行政管辖范畴，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也对其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迫切需求。由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发展而来并与元治理理论相结合的国家语言元治理是解决语言治理失灵的有效方案，成为推动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利器。本文基于元治理理论，依据Cooper“八问方案”中的5个变量深入探讨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内涵，构建国家语言元治理模型，并探讨国家语言元治理的价值取向，弥补对国家语言治理活动本身特点、规律、理念、方式及效率研究的不足。一、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嬗变背景与内涵特征（一）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嬗变背景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嬗变具有多向度性，其概念化过程与语言规划、语言管理、语言治理的发展密不可分。学术界关于语言规划（Haugen1，Cooper2，Kaplan和Baldauf3）、语言管理（Neustupny4，Spolsky5）、语言治理（Loughlin 和 Williams6，Walsh7，沈骑8）等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然而，在治理主体、治理过收稿日期 2023-02-17基金项目 东北农业大学“学术骨干”基金资助项目（20XG21）作者简介 高伟（1981-），男，黑龙江讷河人，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对比、语言政策研究。文学艺术177第4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程、治理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语言规划与语言管理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语言治理则过度强调治理主体间的民主化。二战之后，不少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了不同语言给人们带来的思想沟通、文化交流、信息传递与知识传播等一系列障碍9，为了解决这些障碍，同时也为了适应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需求，语言规划研究于二战之后开始兴起。Kaplan 和 Baldauf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项活动，最明显的是由政府进行的活动，旨在促进一些语言社区的语言系统性变化3。语言规划主要是指政府或社会权威为了解决语言问题，有目的地、自上而下地对语言进行系统调整的活动，可分为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语言规划关注的主要是其对象和内容，而对规划的过程（即规划活动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较少关注。”10从国家层面的角度观察，科学全面的语言规划不应缺乏对规划过程的研究，这样才能更高效地解决国家语言问题，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语言管理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尽管肇始于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但二者之间却存有一定的差异性。语言管理试图解释语言问题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通常被描述为在某些领域选择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变体的行为，例如家庭、学校、大学、社区、宗教机构、工作场所、公共媒体或政府等领域，可以从微观层面（家庭）、中观层面（社区）或宏观层面（国家或自治区）进行分析。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均侧重权威人物或机构自上而下地对语言社区成员的语言行为进行明确、强制性的单向控制，缺乏广泛的民主式参与和协商互动。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及细分化、利益冲突与价值多元化等，语言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需要群策群力，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学者们基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提出了语言治理理论。语言治理更加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以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公司、学校、家庭乃至个体，注重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的重要性，并强调治理方式民主化和治理过程协商互动化，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语言治理体现了民众希望在没有国家强制力量控制的情况下追求共同的语言治理目标，实现民主协商解决语言问题的美好愿望。然而，在这种“去政府中心化”的多中心语言治理中，往往因为语言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或观点分歧，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很难达成共同的语言治理目标，进而造成语言治理效率低下，甚至失灵。“语言政策理论尽管出现从语言规划向语言治理转变的趋势，倡导多元治理主体和上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但其理论建构尚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11为了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避免语言治理失灵，“国家语言元治理”这一术语构想便应运而生。国家或政府应承担起主导作用，承担国家语言元治理者的角色，为语言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引导。（二）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内涵特征1.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基本内涵“元治理（meta-governance）”一词最早由英国学者Jessop在1997年提出，并于1999年引入中国。元治理的实证研究始于2001年Rutherford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分析了安大略省当地劳动力市场委员会的发展，加拿大成为国家主导元治理的一种形式12。元治理是指治理的治理（governance of governance），追求科层制治理、市场化治理和网络化治理之间的相互协调，被视为防止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13。元治理的内涵关涉两个维度，一是制度设计，通过提供各种制度，促使各方相互依存；二是战略规划，构建共同的治理目标，推动治理模式的更新与进化14。元治理的行使者称为元治理者。元治理可以由任何智慧的参与者来行使公共部门或私人，也就是说元治理者既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公共部门，甚至可以是组织结构力量，比如文化。然而，国家首先要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治理为了运行更加有效率需要一些基本管制，国家是最合适的协调人、制度的设计者、整合者”15。鉴于前辈学者对语言治理、元治理等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国家语言元治理是指为了避免国家语言治理失灵，国家或政府成为国家语言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其良好的制度安排及价值引导下，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目标一致、民主参与、协商合作、互动互塑、互利互惠的国家语言治理网络和治理机制，积178高伟等：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内涵、模型及价值取向极推进共建共治共享良性互动的国家语言治理格局。国家语言元治理没有语言管理或语言规划那般过多的刚性控制，更侧重柔性的间接控制，也没有语言治理那般过度的民主化，而是确立了国家或政府是语言元治理的唯一核心主体，负责提出远景设想，统一语言治理目标，引导语言治理流程，确保语言治理的一致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可见，国家语言元治理理论坚持语言治理基本理念，主张多元主体参与、全方位民主互动互塑、协商合作、互利互惠的基本观点，同时强调国家或政府在语言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弥补了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不足，既坚持刚性管控，又不缺乏柔性控制，既强调民主，又不缺乏引导。2.国家语言元治理的层面特征Gjaltema 等人概括了四种理想的元治理模型，即网络元治理（network meta-governance）、多层次元治理（multilevel meta-governance）、多重性元治理（meta-governance of multiplicity）和模式元治理（meta-governance of modes），其中最常见的理想类型是网络元治理，一个元治理者治理着一个由来自多个领域的参与者组成的治理网络，如图1所示12。然而，国家语言元治理者具有两项职责，一方面要直接领导语言治理网络，负责设计、监控、评估和改进国家语言治理网络，为国家语言治理流程依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要与其他的语言治理主体构成治理网络，共同参与到语言治理之中，如图2所示。可见，国家语言元治理包含两个治理层面，一是治理由语言治理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即网络治理，二是治理语言，解决语言问题，即语言治理，网络治理为语言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保障。二、国家语言元治理的模型Cooper借鉴市场营销学、革新管理学、决策论和权力论，将语言政策和规划定义为一种描述性活动，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语言规划行为的解释性框架，即“八问方案”。“八问方案”是指从八个方面分析语言规划活动，即什么行动者试图影响什么人的什么行为，在何种条件下，为了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方式，经过什么决策过程，产生了什么效果298。“八问方案”中的8个变量利于多角度地了解语言规划行为，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结合Cooper的8个变量及语言治理自身的特点，细化出国家语言元治理的5个关键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对象、治理内容和治理目的，基于5个要素和国家语言元治理的两个治理层面，国家语言元治理的概念化模型如图3所示。179第4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图 3 国家语言元治理概念化模型（一）国家语言元治理的主体及方式在网络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即国家语言元治理者。“元治理偏好柔和间接的控制，多使用软法、协调、奖励、激励、诱导、敦促、规劝、绩效管理、制定规则、意识形态灌输、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和优先次序的设定等非直接的柔和的影响方式。”15因此，国家语言元治理者主要以法治和柔性的方式治理语言治理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依法负责组织、策划语言治理活动，以奖励、激励、绩效等手段最广泛地凝聚各类语言治理主体并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参与语言治理的积极性，以协商和规劝的方式明确各语言治理主体的权责、协调各语言治理主体的关系、整合多元语言价值观、制定语言治理流程的制度规范、统筹及配置各类语言治理资源，依靠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监督语言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评估语言治理网络的运行效果等，并通过时间管理、信任建构以及组织持续的反思和学习等一系列活动方式，积极提升国家语言治理效益。在语言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指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类语言治理行为者，包括国家或政府、社区、社会组织或团体、企业、公司、学校、家庭、个体等，呈现多元性。语言治理主体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语言进行治理。显性的方式是指语言政策在文件或立法中明确表述；而隐性的方式是指语言政策并没有明确表述，但事实上在实践中对人们的语言行为仍具有社会约束力。显性的语言治理是指语言治理主体通过明确的语言政策或规则治理语言，如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