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_刘丽莎.pdf

2023年7月第41卷 第4期Jul.2023Vol.41 No.4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刘丽莎（西北师范大学 舞蹈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摘要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关键词 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学；形而下学；文化符号学；符号哲学中图分类号 I01；B0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3）04-0170-07DOI 10.15886/ki.hnus.202302.0265符号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对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甚至成为所有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基础之一。“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跨界研究呈现出了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和较强的实用性”1，形成了各种门类的符号学，这就是“应用符号学”或“门类符号学”。符号学的这种跨学科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符号学理论，也拓展了符号学理论的意义内涵。但在实际应用研究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了符号学的一些新问题，一些已有的理论和观点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符号学是开放的，也是不断生成的，正是这种品格才奠定了其在整个批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可当我们对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时，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符号学学者，甚至是奠基者，他们的理论面对当今时代的部分问题不能有效合理地解决，即没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模式适合所有的符号门类。在面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传统文化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笔者产生了要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探索运用符号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想法。这种重释符号学理论，目的是和研究对象有机地融通、契合，也是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一、能指与所指：“一种声音形象”与“符号的意义”作为符号学理论在欧洲大陆学派的代表，索绪尔首先直言符号学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作用的科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215。他的语言符号学重视社会心理交流性，体现了人本主义立场，其语言符号学是以结构主义思想和先验论哲学为基础的，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构成及其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他通过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研究来重构自身符号学体系，指出“语言符号是符号环境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符号模态，在符号文本的传播中，语言是符号互动的重要载体”3。由于语言本质上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故而对于语言的研究，就是对符号的研究，也正是通过对语言学进行深入考察，我们才更能认知到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性和必收稿日期 2023-02-19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22XJC760002）；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22QN010）；西北师范大学科研能力提升项目（NWNU-SKQN2022-16）作者简介 刘丽莎（1994-），女，甘肃张掖人，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符号学研究。文学艺术170刘丽莎：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要性。事实上，索绪尔的语言学是其符号学理论的子系统，而符号理论又与语言学密不可分，二者是交叉和包容的关系。他以语言为依托，提出了能指与所指、任意性与规约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等相关概念和范畴，建构起了语言符号学。其次，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具有规约性和任意性，语言符号体现了能指和所指组成的二元关系。“符号本体是符号学的中心，其施指（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要理解符号的机制，就需要用符号学的观点去研究。”4能指是物质声音的心理留痕，是一种声音形象；所指是符号的意义，是一种概念。二者是纯粹意识的事实、是任意性关联，因此作为能指和所指产物的语言符号自然也具有任意性。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中，能指和所指组成了符号，此二者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离开了能指或者离开了所指都构不成符号。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所指是概念而不是事物，能指是音响形象而非物质声音，语言符号连结的即概念和音响形象。由是观之，符号不是孤立的，是孕育在系统之中的，同时，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意义均来自于这个符号系统，离开了这个符号系统，语言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在他看来，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转移就是语言符号的变化，正是这种关系的张力，才让语言符号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意义。再次，任意性原则也是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中的重要原则。正如他所言：“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2102，他甚至将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也交付于完全任意的符号。索绪尔的这一观点后被一些学者无限放大，从而引向了认知的歧途，部分观点并没有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放置在索绪尔思考的框架之中。诚然，只有将语言看成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是一种社会惯例，任意性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可以看出，语言是一种符号，但符号却不仅仅是语言，因为语言有着自我的独特性。制约语言符号的第二原则是具有线条性的能指，“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它是一条线”2106。这实际上是说，构成能指的所有元素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语言的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都是建立在能指的线条性基础之上的，这也是整个语言机构重要的机制。另外，“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而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2100。这又证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还体现了一定的心理属性。在这里，语言符号所连接的是音响形象和概念，是声音表象和人类心智，“这两个概念（概念和音响形象）都在主体之内，都是心理的，都通过它们的联系位居相同心理部位的中心”5。客观而言，索绪尔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心理主义倾向，甚至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在内，但不可否认它却是一种认识语言本质的科学方法。随后，索绪尔还将“价值”概念引入他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之中，他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谈到：“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2118语言的意义、语言的形式，以及语言的内部关系都与价值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若将能指与所指置于价值系统之中，会为我们理解语言符号提供一定的助益。总的来说，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对语言符号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符号系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细致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整个符号系统的性质和特点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照。譬如，我们对敦煌艺术符号“飞天”，就可以用“能指”和“所指”来把握其意义构成。自敦煌石窟创建之初，窟内壁画中的飞天便已摇曳于石壁之上，从早期开凿洞窟直至随着敦煌石窟不再扩建而消逝。飞天“在十个朝代里，由于政权的更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西贸易的繁荣和文化交流频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的形象、姿态，以及意境、情趣和形式风格，都在不断变化”6。千余年来，飞天原本沉重的身体逐渐变得轻盈而灵动，其表象上借助佛教在飞翔，实际上则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后又疏离佛教，从而实现了中国人对飞翔和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飞天外在形式的变化和概念意义的不断同构，就是能指和所指关系任意性原则的很好例证。不仅如此，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还被广泛地运用到了语义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批评语言学等学科，也深刻地影响了诸如巴尔特、格雷马斯等著名的符号学学者。但随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抽象艺术作品，如抽象派画作、新先锋派舞蹈、无题音乐等，在这类作品中更多突出的是创作者的情绪传达和自我超越，“抽象艺术以其含混的形式语言给观者的理解活动带来巨大挑战”7，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写实主义的思维认知。当光怪陆离的抽象形式与作品表意之间无法直观地建立联系时，作品中的艺术符号往往会缺少某个具体的所指或彻底失去了所指。有171第4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者撰文提到：“艺术意义的本质是没有所指的能指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8，从这一层面来说，如若依旧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元论进行分析，不可避免地就会陷入困境，显得“独木难支”。二、逻辑学与哲学：现象学之下的符号学皮尔斯是美国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明确主张符号学从广义上来讲等同于逻辑学，可以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皮尔斯符号学的研究背景是“任何那些人们所经历的，或想象中所经历的，或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成为研究对象的现象”9。他以逻辑学和哲学的视域来研究符号学，并将整个符号学置于现象学之下，其研究基础是数学、现象学和范畴论，在他眼中现象学的背景之下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符号。在当今媒体融合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大批新的符号形式横空出世，其中网络表情符号成为当今网络文化的重要缩影，如萌系动态表情符号、社交表情包、Emoji、火星文、颜文字等，“都是互联网时代和读图时代催生的特殊网络表情符号”10。皮尔斯认为，符号是以“形式”为核心观照并显现世界的，符号学应该关注的是所有形式的符号，研究成为真理所必须的条件，揭示符号背后的多元意义。这一点，赵毅衡先生作出了精彩的诠释：“意义是当代思想各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符号学集中探研意义的形式规律，因为意义的普遍形式突出表现在起始阶段，即意义的直观生成阶段。”11综合来看，符号学虽然是意义学，但符号学直观往往是形式直观，意义的形式问题是符号学的首要问题。皮尔斯始终着眼于符号意义生成的形式直观过程，是对象的无可遮蔽的观相显现，这与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只强调符号如何获得意义的本质直观是有区别的。胡塞尔更多是从本质直观，或者说观念直观的角度来思考。“形式直观”无疑是打开符号意义的第一步，是其创造了对象，这个对象既是事物也是符号。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中说得更为通透：“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12简言之，一般情况下在指导意义上的符号是不具备表意功能的，如果该符号表意，就证明其具有指示和意指的双重功能。比如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莲花”“九色鹿”“虎”“狮子”等符号，它们起初是作为自然或事物形式存在的，指向的是自身作为想象物或动物的状态，不具备表意功能。但当这些自然客体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被主体将之纳入意识活动后，这些符号就具有了主体赋予的或美好或凶残的意象。壁画创作者将这些现实的意象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呈现在敦煌壁画上，这些现实符号就转变成了“艺术符号”，以上所指便是胡塞尔提出的“有含义的符号”。与皮尔斯相较，索绪尔的符号学其弊端在于仅以一种结构主义思想将符号二元划分为能指和所指，一味追求符号体系的构建，忽略了对象本身符号意义的关注。不同于索绪尔线性的二元认知视角，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更注重符号的自然延续性，自始至终遵循着“对象、符号、解释项”三元分类的模式，为符号意义的阐释提供了动态空间。符号的解释项虽受到对象与符号的确定，并与之形式保持同一，但解释项并非一一对应地解释说明关系，而是在逻辑上广义地指向使符号通向“真理”揭示过程中的多个动态解释的集合。在具体的意义阐释过程中，由于认知符号的语境不同、解释群体存在文化差异，都会将符号表意引入无限衍义，这种互异在符号的传播和交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21年9月，上海迪士尼设计出中国本土萌系IP“玲娜贝儿”，该形象一经发布便备受追捧，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与以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