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民族构成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优越性的检验比较_廖望科.pdf

基金项目云南省高等学校滇西地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研究创新团队收稿日期2022-11-01修回日期2023-04-06第一作者简介廖望科，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经济、区域经济、民族经济研究。一、问题的提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中，为不让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进步中掉队，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条件和发展需求，我国中央及有关地区各级政府实施了长期的倾斜扶持政策。这些政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之一的就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支持和服务供给。尽管这些政策与资金的发展功效和民生贡献已经实实在在且有目共睹，但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观察视角局限，我们习惯于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和必然如此，而对其中所蕴含和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挖掘和阐释并不深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往往在中西对比中，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才表现得更加清晰和充分，我们应该坚守的道路和方向才显得更加明确和坚定，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才更显扎实。在民族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的“它山之石”就是以号称“新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权威学者对地区族群构成及其区域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在这类文献中所贯穿的一个典型研究主题是：地区间不同民族构成是否以及如何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类型、规模和偏好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区域经济长期表现。这些文献的主流理论与实证结论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只要是在纯粹的市场化机制和选举制政治背景条件下，地区族群构成的分化会使得政治协商与经济协调更加难以实现，从而使得在控制其他经济社会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相比而言这类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减少和低效将同时出现。而且更令人悲观的是，在这些地区，那些因为民族构成复杂性而恰恰需要额外考虑和照顾的公共服务类型，反而长期得不到满足；那些不需要考虑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反而相对而言供给过剩，造成资源浪费和激励扭曲。也就是说，在西方推崇的所谓纯粹市场化机制和选举制政治条件下，民族构成复杂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长期缺失与普遍错配。阿尔贝托 阿莱地区民族构成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优越性的检验比较廖望科1，2，杜菲菲1，曹颖琦2（1.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大理671003；2.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大理671003）摘要一个地区族群构成对该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类型偏好有着显著而明确的影响。通过采用与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等国外主流文献相同或相似的指标、数据与计量方法，选取合适的控制变量组合，选取中国民族八省区 20002014 年连续 15 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中国的现实与上述国外主流文献的结论恰恰相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那些需要更多照顾和考虑地区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公共服务项目，确实就会在实际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更多得到满足区域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相应公共服务供给显著正相关。该实证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地区实际发展需求服务的具体证据。关键词地区民族构成；公共服务供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多样性；面板模型中图分类号D633；F8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2266（2023）07-0031-13DOI10.3969/j.issn.2096-2266.2023.07.005大理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第8卷第7期2023年7月Vol.8No.7Jul.202331西纳对此研究的里程碑文献的系列结论是如此稳健，它被后续研究者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实证反复支持。那么，对中国学者而言，一个自然产生的比较政治与比较经济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特色的政府组织、市场机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上述结论是否仍普遍成立？具体而言，在这些西方文献中指出的基础设施类、教育服务类、医疗卫生类等特别需要关注和适应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和服务内容的供给是否显著地反映了民族构成多样性需求；而在诸如社会保障类等应该按照地区社会阶层和群体生存状况、而非地区民族构成状况来供给公共服务的领域，民族构成多样性本身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对上述问题尝试进行回答的边际学术贡献在于：如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前述西方文献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那么中西学界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民族构成多样性的这一普遍性后果或效应共同研究应对化解之策，以推动人类各民族整体全方位发展；但如果中国的实证提供了与西方文献相反的民族构成多样性的发展效应证据，那么包含民族政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与制度实践，就为在全球范围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参考答案。因此，无论关于该问题的结论如何，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都是明确的。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为完成此研究目标，本文后续分为四个部分：先对中外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接着展示数据和方法，然后汇报主要结果及其与前述西方权威文献的对比，从而说明本文的边际贡献来源，最后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二、文献回顾自从 Easterly 和Levine 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跨国实证提出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对公共政策，尤其是关键领域财政政策的影响，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理论猜想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研究族群构成与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1。而 Alesina 等的里程碑式研究则似乎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设定和主流研究结论2。在欠发达国家实证的基础上，Alesina 等把视角进一步拉进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域，并建立了一个将不同族群异质性需求偏好、族群构成多样性程度与公共品供给类型及规模等因素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模型，通过美国城市的跨区域检验，他们发现族群构成多样性程度不仅会抑制公共服务供给规模，而且它还与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所谓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比例和规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社会保障等生活性公共服务支出的过度泛滥有显著的正相关。其理论解释是族群多元、偏好差异和政治极化使得偏好需求更具差异的生产性公共服务很难在政治协商和经济协调中实现，而偏好需求更趋一致的社会保障型需求由于缺乏各方约束力量而过度膨胀。因此，族群多元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不足而受到抑制。Alesina 和 Ferrara 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族群异质性程度导致这些公共品需求偏好差异和公共供给决策失灵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参与机制，在西方越来越极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社区或地区的族群构成越复杂，整体成员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程度反而越低3。Alesina 等更进一步在综合大量已有研究实证的基础上，对比了不同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对比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与非洲欠发达国家的乡村，考察族群多样性与经济政策和绩效的关系，得出的一致的负相关关系使得作者提出了一个“灵魂质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族群多样性到底好还是坏？”4虽然他们未敢下最后结论，但其讨论倾向却是极其悲观的，甚至提出了族群间地理上适度分离等这样作为美国学者其自身都觉得政治高度敏感且难以自圆其说的可能解决方案。在随后的其他研究拓展中，Alesina 及其合作者在西方高级别期刊中发文，从文化距离、地理禀赋、资源保护等角度描述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5-7。尽管这些立场与推论明显存在政治与社会伦理缺陷，而且其背后原因不可避免地，甚至显而易见地涉及西方和亲西方殖民地移植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的关系，但这些作者就是回避涉及这些现象问题背后真正的制度性问题，更甚至从大理大学学报总第 91 期社会科学32来不曾采用或似乎故意绕开中国这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的丰富实践与显著成就。与 Alesina 及其合作者与追随者的思路相近，同时期其他学科领域的西方学者也得到了几乎相同或大致相近的实证结论与理论解释。在 Miguel8及Miguel 和 Gugerty9、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10-11、Bridgman12、Baldwin 和 Huber13、Gisselquist14、Lee 等15的后续研究中，除了对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需求弹性与族群偏好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出补充外，基本认可了 Alesina 的主要思路与基本结论。总体而言，由于观察到的经济社会现实日趋悲观而解决方案又未曾触及西方政治制度底层体系，该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已进入了一个死胡同。相比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远距离”冷漠不干预的观察思考方式，中国学者研究过程中所反映的中国式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担当感就要充分得多。他们既强调央地各级政府、全国各地跨区域主动支持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绝对必要性16，也强调要主动调整优化公共服务转移支出的结构与分配的主观适应性17。毛捷等表明，其结果是中国目前所制定和实施的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支付收入的调节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收入支出能力水平的相对改善与提高和公共收入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18。孙晗霖等针对渝东南这样个别典型民族地区的研究已经发现，当地公共服务供给就是特别倾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生产性公共服务需求19。这与西方学者反映的情况恰恰相反，令人难免产生在全部民族地区做同类观察的渴望。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设定中，各级政府的主动担当始终是一个根本前提。当前中国学界仍然强调，即便在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和全面小康历史目标之后，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基本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仍然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保障底线20。在这类权威研究机构学者的建议中，方静文认为，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仍然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的一贯原则。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我们仍然承认“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相对薄弱，城乡不平衡仍然存在”，所以还需要针对性地加大民族地区的公共医疗建设力度21。不过，我国学者目前似乎还缺乏这样的学术自觉：不仅要学会站在世界和中国的视角思考中国，也要学会站在中国经验的视角反思世界。本文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三、数据与方法（一）数据与步骤在民族多样性的研究中，地区民族构成界定主要依据语言、皮肤、种族、宗教等。通常采用民族语言来对民族进行划分，如何进一步划分民族则需要更具体以及更灵活的方式来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综合性的指标对民族多样性进行划分。具体到本篇论文，我们仍然沿用以民族种类为主要划分基础的做法。本文中所指的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国境内除汉族之外的其他各个民族人口的总和，其中包括了未被确认的民族人口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所研究的区域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份，即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统称为民族八省区，民族八省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超过 20%。我们采用的面板数据序列自 20002014 年，共计 15 年，跨越了 2001 年“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后全球及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深度调整等关键时期。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数据恰恰没有包括 2015 年底至2020 年底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原因在于尽管其历史意义、艰巨努力、显著成效和伟大成就必然彪炳史册，但是脱贫攻坚工作覆盖了绝大部分民族地区且必然涉及额外的大量公共服务投入，而从实证研究需要尽量独立出影响要素和作用机制的方法论角度，在聚焦研究地区民族构成与公共服务供给相互关系时，在找到更好的数据处理方法前反而不宜计入，20002014 年更接近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行的“自然实验”状态。我们针对地区民族构成对地区基础设施、教育服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各自效应分别用四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分析过程廖望科，杜菲菲，曹颖琦地区民族构成与公共服务供给总第 91 期第 8 卷33 因篇幅所限，相关分析、多重共线性诊断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不在文中展示，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