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_赵倩男.pdf

年第 期总第 期黑龙江高教研究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双一流背景下安徽省地方高校发展的制度支持研究”（编号：）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赵倩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学。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赵倩男（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摘要：地方高校转型内化于多重制度逻辑互动推进的混合化实践。所属于不同制度逻辑的行动者在转型场域的状态和作用过程形塑着地方高校转型的困境，在政治逻辑上表现为央地矛盾下办学实践与政策设计的背离，在市场逻辑上陷入组织秩序冲突下的嵌入性困境，在知识逻辑上面临学术型主导下的应用型合法性危机，在文化逻辑上体现出传统型对转型变革抗拒下的创业型缺失。有鉴于此，要建构政校间良治均衡的互动生长关系，有序嵌入市场逻辑，完成应用型知识逻辑的合法性建构，发展创业型文化逻辑以持续推动转型变革。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知识逻辑；文化逻辑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应用转型是我国政府在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背景下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年 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作为规模最大的院校类型，地方高校的质量建设由于优质办学资源稀缺、办学定位不清等却面临着巨大挑战。应用转型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明确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以摆脱同质化的办学困境，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因此，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和难题。目前已经有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引导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文件，多所地方高校参加了转型改革试点，然而，透过当前我国地方高校良好的转型势头的表象，发现目前应用转型的实践产生了许多问题，与其政策目标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目标追求错位化、政策执行被动化、功利化以及应用探索表层化，还有研究表明转型试点对学生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没有起到相应作用。在制度逻辑理论看来，地方高校的转型实质上是各行动主体在所属场域制度逻辑的引导和约束下不断采取行动策略并相互作用的过程。转型变革需要经历政策模型与办学实践对接的过程，特别是要经历政府、市场和高校等三个行动主体如何接纳应用型制度的过程。有鉴于此，本研究拟聚焦于地方高校的制度环境层面，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为分析框架，分别论述各行动主体在地方高校转型中所遭遇的制度化困境，探寻政策执行过程中受到了哪些行动和力量关系的牵制和影响，试图揭示转型困境在制度层面的形成机制。一、多重制度逻辑：地方高校转型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多重制度逻辑的理论阐释制度逻辑是由组织社会学的传统新制度理论所发展出的一个理论流派。制度逻辑理论沿袭了传统新制度理论研究者对于组织环境的文化规则和认知结构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和结构问题的关注，但是突破了传统新制度理论对组织环境制度逻辑复杂性的忽略，因而对组织制度变革的分析较之于新制度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传统的新制度理论主要致力于对社会层面和组织场域层面主导制度逻辑的同构效应作 出 理 论 解 释。在 早 期 的 制 度 研 究 中，塞 兹 尼 克（）探讨了组织应对外部环境的不同期望的反应。迈耶（）和罗恩（）的研究开辟了新制度理论研究的起点，他们从强意义的合法性机制层面强调了处于社会及其文化体系下的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同质化作用，考察了制度环境中的多元性如何在经常互不相容的组织内部设置中表 现 出 来。接 着，迪 马 吉 奥（）和 鲍 威 尔（）从弱意义的合法性机制层面探讨了在组织场域制度环境复杂性提高的情况下，组织的行为和结构表现出趋同性的原因，并提出“合法性同构”作为组织同形的解释机理。而近期，制度逻辑的研究者把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延伸到包含市场、产业等更广泛的背景下，认为制度环境是彼此分离、相互竞争的多重制度逻辑的混合体，具有异质性，开始将DOI:10.19903/23-1074/g.2023.07.013注意力转向分化的制度逻辑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直到最近十年，研究者们进一步发现组织的制度环境是碎片化、模糊化的，组织实践受到相互依存、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制度逻辑的影响，进而造成了组织制度的变迁和演化，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由此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制度逻辑”这一概念最早由阿尔弗德（）和弗利南德（）在 年提出。他们认为制度逻辑是一种根植于物质实践和符号构念系统的超组织行动模式，约束着个体行动的手段和目的，然而不同制度逻辑所固有的矛盾也为个体、组织的能动性和变革提供了源泉。桑顿（）和奥卡西索（）在个体的能动性与社会建构的制度实践、规则结构之间建立了联系，将制度逻辑界定为“由物质实践、假设、价值、信仰和规则在社会层面建构的历史模式，基于此，个体和组织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存在，组织时间和空间，并为他们的实践赋予意义”。制度逻辑不仅引导个体行动者塑造固有认知框架下的行动机制，还通过使组织决策者作出合乎逻辑的决策，建构制度安排和组织战略。早期的制度逻辑研究认为，组织行为主要受到一种占据主导地位逻辑的影响，并对组织行为起到绝对的支配作用。近期的研究发现组织实践为不同的制度逻辑所形塑，相关文献进一步考察了多重制度逻辑的复杂性、多元化和杂合性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的。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是由既冲突又依赖的多重制度逻辑所构成，组织行为是其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制度逻辑依托于相应的运行原则和评价模式，因此，多重制度逻辑引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增强了制度理论对主体能动性的分析，制度逻辑塑造了个体和组织的理性、有意识的行为；反过来，个体和组织行动者在塑造和改变制度逻辑方面也有一些作用。（二）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的适用性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于多元化、复杂化的制度环境下理解组织制度变迁过程、建构组织行为的方式，为解释地方高校场域中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新思路。现有研究趋向于从政策设计、执行的角度探讨国家如何实现对地方高校转型自主性的有效引导，忽略了多重制度逻辑叠加的影响力对转型空间的限制，无法回答率先采取转型举措打破制度束缚的地方高校为什么表现出诸多不良行为。地方高校转型涉及具体场域位置下的制度逻辑与组织实践的关系，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改革背景下地方高校的办学行为与合法性获取之间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因此，对地方高校转型的研究需要从以转型为核心构成的组织场域内各行动者与组织内部结构互动中去探寻转型实践的展开过程，把研究重点聚焦在转型场域内各主体的行动作用力和影响程度上，各行动主体所属的制度逻辑在转型场域的位置、状态是把握制度主体作用发挥的焦点，不同制度逻辑如何对转型实践施加影响是理解转型困境的关键。地方高校转型内化于多重制度逻辑互动推进的混合化实践。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 年提出了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型”的整合形式，描绘出了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以国家权力、市场和学术权威为主要驱动力的运行模式。这为我们指明和阐释了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及其相关关系，但是转型变革对于我国地方高校来说是在办学类型上的全新尝试，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渐进性的改革。这不仅体现在组织形式上，在组织成员的认知和观念上也同样需要转变。由此，本研究认为，在“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还需纳入文化逻辑这一要素，即地方高校转型场域中存在代表政府权力的政治逻辑，代表市场运行规律的市场逻辑，代表高校运行本质的知识逻辑和代表高校办学特色的文化逻辑这四种制度逻辑，它们共同形塑了地方高校的转型实践。基于此，本文运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从四个维度探寻地方高校转型场域中不同行为主体所属的制度逻辑在转型实践中的状态和作用过程，进而认识、解释转型实践在展开过程中遭遇的制度化困境及其形成机制，以期为转型的深入推进提供方向。二、多重制度逻辑下地方高校转型的重新审视（一）政治逻辑：央地矛盾下办学实践与政策设计的背离地方高校的转型实践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牵引和制约，政治逻辑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政治逻辑主要指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在回应教育需求、促进教育发展、协调利益矛盾、确保教育公平与秩序时所采取的基本取向和行动举措，还涉及政策执行过程中领导自身的利益能否在政治场域得以实现。根据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主导转型决策的制定，指引政策的内在理念和战略导向；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的统筹执行，确定政策实施的推进机制和具体进程。我国政府间的层级关系和治理的现实特征可被刻画为“行政发包制”，即在统一的权威下，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嵌入了层层发包的关系。这一特点的治理体制在推行地方高校转型的改革实践中表现出两个维度的央地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办学实践与政策设计之间的互相背离。行政权的分配为了提升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央政府制定出应用转型的发展战略。同时有关文件明确指出转型的责任在地方，统筹执行权归于地方政府。虽然中央政府通过人事权、监察权等对地方政府实施控制，但地方政府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被赋予充分的执行权，对具体事务的处理以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享有实际的控制权，因此便拥有了相当大的行动空间和自主性来推进转型工作，而这也呈现出了中央政府在转型目标上绝对的决策权与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充分的执行权的共存矛盾。因为中央政府制定的转型目标和任务要通过地方政府层层下达并最终部署到地方高校层面，但是转型政策会随着地方政府、高校的主观意愿、利益判断、价值筛选等在分解传达的过程中被“能动性”地回应实施。比如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为了追求自身政治利益而规避风险的选择性执行行为，抑或是出于迎合或观望的心理被动地加入转型行列的形式化执行行为，甚至还有以获取转型政策的资金和制度优势为目的却不改变办学模式的变通性执行等行为，这些策略化执行行为构成了对政策表达的消解、抵触和异化。此外，由于应用转型的经费和资源需要地方政府去筹措，因而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激励效应较弱。再加上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情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还会进一步使政策执行产生横向协调度弱化的非预期后果。比如，江苏省教育厅在 年 月发布的省教育厅关于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树立了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目标，确立了以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单位计划、产教融合品牌专业建设计划等为依托的重点项目推进机制，但是办学资源相对稀缺或经济文化水平较为落后的省份尚未出台专门的建设文件和实施方案，更没有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地方高校缺乏转型的意愿与动力，由此会进一步拉大高等教育建设的质量差距，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内部控制的方式中央政府以任务下达的形式把转型事务的执行权交由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和效能，建立了量化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以目标设定、指标分解的方式指引高校的转型行动。对中央政府来说，这种方式反映出央地政府在信息上天然的不对称性，并且对技术理性的过分推崇会忽略过程控制。由于地方政府和高校拥有充分的执行权，会进一步放大技术监督的不充分性，极易导致地方政府与高校对执行过程与细节的封锁，难以产生实质性、长期的转型成效。对地方高校来说，只关注结果而忽略过程的量化的管理方式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不相适应。例如，大部分省份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在 年内遴选建设一定数量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基地和特色学院，并以短期内转型的结果为导向作为拨款的主要依据。可以看出，目标设置倾向于精细和量化，这会对学校转型构成一种硬性数量的指标考核压力，学校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将指标层层细化并盲目追求数字的达标，遮蔽了政策设计的真正指向。而结果导向的评价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关心短期内指标的达成，却不考虑高校是否有能力或有条件完成这些量化目标，高校的办学方式和发展方向能否真正得到转变。比如有些地方高校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虽然积极倡导课程教学内容和过程要与行业生产实践相对接，但由于学校缺乏过程协调和持续探索的能力，最终相关的建设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与指标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应用转型是一项全局性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需要科学规范的过程管理和长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