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级”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生产制作与创新传播模式探究_翟琨.pdf

83北京文化创意北京文化创意 2023.3传播研究传播研究摘要：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承担着文化继承与发扬的重要职能,利用趣味性、生动性的传播方式将复杂抽象、难以理解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广大受众易学易懂、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形式,始终是各节目重视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对“现象级”节目概念的整理与分析入手,梳理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无法获得“现象级”传播所存在的困境,通过优化已有的传播模式生成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更好的推广与传播方式,并以具体产生“现象级”传播的优质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案例进行验证,以期为国内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制作与传播提供新的参考方向。关键词：“现象级”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 生产制作 创新传播模式“现象级”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现象级”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生产制作与创新传播模式探究生产制作与创新传播模式探究翟琨一、前言：“文化+媒介”具化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文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近年来，国内各类历史文化节目屡屡出新，无论是央视，各地卫视还是视频网站都迎来了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综艺节目的热度攀升。据统计，2022年国内产生的“现象级”历史文化综艺节目约为15部，排名前列的主要有：故事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国家宝藏展演季上新了故宫斯文江南万里走单骑等。这些节目在已有的情节上进一步突破传统形态，设置上增加了“时空重构”以及“AI+3D”“裸眼交互”“实时跟踪”等全新技术效果，无论是节目的主题性、艺术性还是文化底蕴、科技创新都进一步增强，一经播出就拿下豆瓣平均分8.5分以上的高分评价，平均播放量均超过2亿，平均内容话题浏览量均超过30亿，传播速度与口碑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又一次达到历史文化节目的新高。节目们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娱乐化综艺化的形式，极大丰富了受众的精神生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喜爱，在受众审美疲劳、新媒体冲击、节目模式僵化的今天为历史文化类节目的转型发展与变革突破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二、“现象级”的概念及其节目的特征“现象级”原本是一个英文单词“phenomenal”翻译而来的，指的是卓越的或优秀的人物及事件。而“现象级”节目的概念早在2014年就有业界人士率先提出。曾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的吕焕斌认为，“现象级节目”有两个坐标：一是收视率、影响力，在社交媒体的数字反馈，以及对大规模人群的影响，包括他们的关注度、相关理论文章等；二是对行业创新起到引领作用，具有行业标杆意义。山东大学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央电视台智库首批特聘研究员、CCTV国际视通社智库专家戴元初则认为，现象级电视节目具备的特征是：在节目形态上有深刻的变革，改变了电视人习惯的电视结构方式；社会影响力方面，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有强大的渗透能力，收视表现与话题性十分突出；潜移默化中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对于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反思，从而激发人们推进社会进步的热情。以上专业人士提出的对于 邢虹文,高森,孙依婷（2021）。来自历史的意象：传统文化在综艺节目中的媒介呈现。上海艺术评论,(05),62-65。李赫斐（2016）现象级电视节目成因及对策建议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广州。朱林,徐晶（2016）不是每档节目都能称为“现象级”。声屏世界,(09),18-20。文创内页2023-3.indd 83文创内页2023-3.indd 832023/6/27 9:52:072023/6/27 9:52:0784传播研究传播研究北京文化创意北京 文化创意2023.3 哈罗德伊尼斯（1951/2003）。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象级”节目的认定都是对于其能够形成“现象级”传播的标准分析，并不能作为“现象级”节目的明确定义。因此，笔者认为可对其作出定义：“现象级”节目是指进入网络时代，某档节目播出后短时间内家喻户晓并且形成强大的口碑效应的一种反常规的媒介传播形态，这种媒介传播形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转化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称为“现象级”节目。根据目前已有的对于“现象级”节目的量化标准，笔者将其特征进一步总结如下：一是大规模的受众知晓，引发心理或行动上的参与。即节目在开始播出后，短时间内迅速被广大受众所知晓。随着节目的连续播出，受众会对节目形成持续关注并且积极参与到节目的宣传运营中，如：微博投票、弹幕评论、豆瓣评分、线下声援等。二是节目的口碑快速提升，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即在节目持续播出的过程中，其本身的质量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明显的下滑，节目的主题、传递的价值观对社会公众、受众思维有着深刻的正面影响。三是引发节目的跟风效应，激发整个行业生产活力。一档节目产生“现象级”传播后，其收视率与话题量的双丰收会极大刺激同类型节目的产出，相当数量的同类别、相似化节目会紧随其后，从不同角度挑战现有的“现象级”节目，以尝试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从另一个侧面也带动了行业活力。三、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难以获得“现象级”传播的困境（一）时空主观性的分离传播学者哈德罗伊尼斯（Harold Innis）认为，传播与传播媒介都有偏向，且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伸的媒介。任何媒介在长时间的历史演进与使用中都会展现出其自有的传播偏向，这种传播偏向很大程度上会使得文化产生不同的传播或传承状况。电视、网络视频作为当代新技术媒介的代表，都属于视听结合的媒介，这类媒介打破了以往口头媒介、文字媒介的单一性，在很长时间内相对平衡了时间与空间，但是由于电视、网络视频的瞬时视听与长效思维的长期分离，必然导致两种“主观”分离，这里的“两种主观”主要指时间上的主观与空间上的主观。首先，时间上的主观。这种主观主要是在文化发展与传承的过程中如何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完善与传承民族的历史性。在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依靠时间的媒介主要有早期的口头媒介与现代广播媒介，这两种媒介虽然相聚时间很长，但其都以思想、历史传递为核心，因为在缺少视觉的情况下，听觉媒介会唤醒大脑中的思维交流，这种以思想为核心传递物的媒介在电视、网络视频出现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电视与网络的画面不断在受众面前闪现，原先这种通过声音的传导让受众独立思考与想象的方式已经由于电视、网络画面的填入使得受众不需要或无暇在进行自主思考与联想，而电视、网络视频这种视听合一的媒介在为人们带来双重感受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类的自主思维与历史交流。基于此，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在电视与网络视频上播放时，对于文化遗产的演绎与介绍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视觉呈现，这就造成观众思维束缚在现代视觉的演绎中，而忽略了对于历史积淀的陈述与文化内涵的思考，从而失去了时间偏向上的主观性与主动性。其次，空间上的主观。这种主观主要表现在观众对于节目审美上的主观性与地域文化扩展上的主观性。电视与网络视频的呈现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媒介的空间偏向，使得同一节目在不同地域可同时播放，为文化的播撒提供了大量的便利。与此同时，这种集视觉大成的媒介在审美上获得了强大的主动性，他们将把倚重空间的艺术进行具象化演绎，把审美中最重要的部分详细地展现给观众，但是这种具象化审美的形式在播出过程中不断剥夺着观众的主观审美。部分文化历史类综艺节目中对文物、古籍、历史遗产戏剧性的演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受众审美的主观性，同时在地域文化的介绍上处于弱势，这使得受众在地域文化的了解与扩展上也失去了主观性。由此可见，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编排与呈现应当在追求视听享受的同时注重给受众自身留出思维与审美的余地，同时把握好时间与空间上的主客观性，更好地平衡两种偏向才能获得“现象级”传播。（二）文娱双偏向的失衡当下的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其历史文化与综艺娱乐可谓是紧密结合，无论从节目的外在结构还是内在表现上看，综艺化都深深地渗透进历史文化的演绎当中，这种历史文化与综艺娱乐并行的双偏向节目制作方式，在播出较短时间内文创内页2023-3.indd 84文创内页2023-3.indd 842023/6/27 9:52:072023/6/27 9:52:0785北京文化创意北京文化创意 2023.3传播研究传播研究收获大量收视率，且收视率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持续不断的粉丝效应与综艺化的节目风格产生的，这种由于明星娱乐效应而推动的公众考古、娱乐营销从长期来看仍然具有很大的风险。首先，倚重明星的粉丝化营销是否会使得节目整体失衡，如国家宝藏展演季在近几期的播出中综艺娱乐的效果不断增强，无论是从主持人的主持风格还是明星对国宝前世今生的演绎，都使得大众娱乐不断渗透，原先历史考古，传统文化的庄重性在节目的播出中不断被削弱，“偶像化节目”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平衡历史文化与综艺娱乐的双偏向已经成为国家宝藏展演季继续播出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其次，节目播出的严谨性与内容的准确性有待商议，如在国家宝藏第三期播出之后，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居中就指出贾湖骨笛的今生故事存在错误，同时也引发微博上网友对严谨性的热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典籍里的中国中，在其第一期节目中使用的尚书被网友们发现并不是原典，而是几经修改的“伪尚书”。对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而言，其节目播出的宗旨仍然是在调动受众兴趣的情况下向受众普及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这种普及对于广大受众而言是在一种娱乐化氛围下进行的，而综艺化作为吸引受众的一种有效手段其理应得到很好的利用，但是在节目内容上仍应当遵循一定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即使是十分专业的领域也应当保留一份对普通受众的真诚，更好地把握真实与娱乐的界限，推进我国优秀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发扬。（三）传播扩散中的交流缺失首先，受众作为传播链条中最重要也是最终的环节，其评价对节目的走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作为向受众普及知识、传递精神的一类重要节目，自然不能忽视与受众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节目对受众的单向播撒，而是像对话般的平等交流，进入现代社会，真正的思维交流由于新媒介技术的介入而变得不再重要，远程传输技术既帮助人们获得新的交流方向又剥夺着人们的思想交流，就像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一样：这些媒介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播撒，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所以，节目与受众的交流在此时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上新了故宫在播出的过程中号召广大受众为每期的故宫文创产品投票，决定产品是否投入生产，这也是增强受众参与度的一个体现，但是真正的传者与受者的交流并不仅限于此，其更需要的是在节目中增强受众的参与度，这种参与既包括现场观众的参与也包括场外观众的参与，只有增加这种信息交换的渠道，拓展交流与对话的空间，才能使节目更加完善，同时做到传递历史文化知识的功效。其次，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重点主要放在对于历史文化、文化遗产内涵的演绎与诠释，这种演绎与诠释分别通过历史文化的介绍与艺术化的审美进行体现。通过现代技术、现代人的演绎获得超越当下时代的一种交流，这些新媒介与新的演绎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让我们更加接近，但是也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更加难以进行交流，生者制造的幻想使得思想被大量限制，而对历史文化少量介绍却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历史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更需要对历史文化的根基进行加固，增加对于历史文化的介绍与诠释，增加公众对于基本历史文化的认知，从而确保当下的演绎与交流能够更好地被理解。四、“现象级”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传播模式的探索：波纹中心模式通过以上对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难以获得“现象级”传播的困境分析，我们可以将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进行总结与优化，并对已有的传播模式进行解构创新，得出对当下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而言更新的传播模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R.E.希伯特（R.E.Hilbert）等提出波纹中心模式，描述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图1）。基于此模式，我们可以做以下两个联想假设：首先，关于传播辐射面积的模型演进：根据R.E.希伯 彼得斯（1999/2003）。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李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