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之辨与1940年代...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_洪文豪.pdf

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言志”之辨与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转向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84）的阶段性成果。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摘要：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一部古典诗学的研究著作。但通过考察全书的写作背景与文学史语境可以发现，朱自清对“言志”“抒情”“缘情”等概念的梳理既关切古典诗学，又别有深意，与现代诗学呈现出紧密的对话关系。朱自清通过反驳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论，确证了“言志”有关政教、“情志合一”的诗学内涵，并且试图召唤“言志”诗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在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语境中，“言志”“载道”等古典诗学话语的重新激活并非个案。朱自清的“言志”之辨不仅反映了其调适个人诗学乃至人生观的独特方式看似回返古典，实则朝向现实，也是整个1940年代现代诗学转向的重要见证。关键词：朱自清；诗言志辨；现代诗学；转向朱自清的 诗言志辨1947年8月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朱自清最重要的古典诗学研究著作。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古典诗学概念，但在爬梳剔抉、谨严周密的古典诗学研究中又渗透着作者颇为深广的现实关怀。诗言志辨一书中，朱自清对古典诗学“言志”概念的考辨背后始终关联着对新诗发展的总结与反思。换句话说，在诗言志辨的文本中始终游荡着新诗的“背影”。对此，王瑶早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认为朱自清“致力于古典诗歌的研究也是为了新诗的发展”。朱自清是早期新诗的参与者与现代诗学的重要建构者之一。虽然1920年之后朱自清新诗写作的频率锐减，开始转向学术研究与语文教育，但纵观朱自清30余年的创作与研究生涯，他始终关注着新诗的发展。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到1940年代出版的新诗杂话，从对朗诵诗理论的探索到现代解诗学的实践等，朱自清对现代诗学的贡献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另外，朱自清是五四一代学人，既接受了现代西方知识体系，又拥有良好的古典文化根基，他的现代诗学思想产生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首届 汉语言文学研究 全国青年学术论文奖”获奖论文专辑编者按：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编辑部承办的首届汉语言文学研究全国青年学术论文奖征文活动于2023年3月5日隆重举行了获奖论文颁奖仪式。本刊将以“专辑”的形式陆续刊发优秀获奖论文，本期刊发其中的8篇。“言志”之辨与 1940 年代现代诗学的转向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洪文豪112023年第2期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35页。同上，第3435页。同上，第55页。同上，第3页。话交流之中。因此，对朱自清现代诗学思想的审视不应仅仅局限于他对新诗直接发言的文章，而应该深入朱自清整体的学术脉络之中。对于1940年代朱自清的现代诗学思想，过去研究者往往把重点停留在他1947年出版的新诗杂话，但从朱自清学术思想的脉络来看，针对古典诗歌原理性问题发言的诗言志辨或许对我们考察他这一时期诗学观念的转型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诗言志辨 处理的最重要的议题是诗歌言说的本质为何，背后牵涉到现代研究者如何看待“缘情”“言志”与“载道”等诗歌命题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难理解，到底是“诗缘情”还是“诗言志”抑或“诗以载道”，这不仅关系到对古典诗歌的认识，也同样是现代诗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现代诗学研究者们的确也在主动借助这些古典诗学的基本概念回答新诗的相关问题，这也是朱自清写作诗言志辨这本书并不算太隐晦的出发点之一。借由诗言志辨这一言说窗口，我们可以看到1940年代的朱自清，自身的诗学观念也随着剧变的时代而处于某种“动荡”之中，这无疑也深刻影响了朱自清对中国新诗的整体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亲自参与五四新诗构建的朱自清，开始对五四时期的新诗拉开距离，因此获得了重新审视的契机。在诗言志辨与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章中，回顾与反思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对诗歌观念的再次校正成为朱自清1940年代诗学写作的“里子”。一、“言志”与“抒情”的分流：从周作人谈起朱自清诗言志辨的创作缘起之一便是与周作人1932年的著名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进行辩论与对话。两者对古典诗学的认知差异不仅是纯粹的学术之辩，更指向的是如何看待现代新诗的来路与去向。1932年周作人应好友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作了五次的系列讲座，后经邓广铭整理，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名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在为此书引来最大争议的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中，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划分为“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思想潮流。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正应和着这两种潮流的此长彼消。周作人甚至颇为直观地构造了一幅两种思潮相互交替的历史分期图，以说明“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正如讲演标题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提示的，周作人借用“言志”“载道”的古典诗学命题，想要表达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历史动因。周作人说：“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周作人推崇明末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认为明末以公安派、竟陵派为代表的文学运动造成了民国往前推的最近一次“言志”潮流，而新文学运动则是紧接清朝复古的载道文学之后又一次文学思潮的调整。所以周作人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在为演讲集写的序言中，周作人特别指出他的这种文学观念并非全然来自公安派，按他的解释：“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周作人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公安派文学观念的区分一方面是出于学术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其不小心“暴露”了他的“言志”观的主观建构性。通过把新文学纳入这样一种“循环论”式的文学变迁中，周作人赋予了新文学某种历史合法性。事实上，把古典和现代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看待的文学史论述在当时是颇为常见的建构文学史的方式。比如周作人在讲座中也提到，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人物胡适正是这样看待新文学或12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6页。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纪念号5期。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6页。参见丁文：周作人与1930年左翼文学批评的对峙与对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朱光潜：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周论1948年第2卷第7期。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第页。同上，第页。者说白话文学的历史来源的，“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就要这样走下去”。同样的，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从诗体解放的角度勾勒中国诗歌的发展路径，认为新诗的自由体是继骚体、五七言古诗、词之后的“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虽然周作人明确表示他与“进化主义”思维的胡适不同：“这意见我是不大赞同的。照我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但周作人的“循环论”却并非与“进化主义”完全对立，周的“循环论”同样具有打通古今文学的强烈意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言志”与“载道”的两分法虽然套用了古典诗文评的用法，但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存在着一层隐秘的改写。在周作人这里，“言志”所代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达志、表达自我情感与思想的含义。“言志”不仅囊括了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本体意味，而且对古典文论进行删繁就简与扁平化处理之后，“言志”与“载道”二者在话语结构中的对立性更加凸显。而且，“言志”一词已然内含了新文学发生后的“内面”景观，“言志”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卓然独立的现代个体。“言志”与“载道”的对立在周作人这里可以置换为抒情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正如有研究者说明，周作人此时的文学观念同样也有其对话性，即对这一时期声势日涨的左翼文学的抵触。实际上，周作人此时的文学观念正是以抒情（周作人意义上的“言志”）为本位的。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仪式，而后文学从宗教的目的性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抒性灵”的审美产物，“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这几乎就是康德“审美无功利”的观念翻版。二、以古照今：诗言志辨中的“缘情”“抒情”与“言志”前面提到，朱自清写作诗言志辨的目的之一正是与周作人的“起伏说”进行学理上的辩论，并进而隐含着其对新诗乃至新文学的不同看法。但这并不影响诗言志辨本身是一部从学术探究出发，学理严谨、扎实的古典诗学研究著作。朱自清长期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课程，朱光潜说朱自清“治中国文学史，下过三十年左右的功夫”，可以说这本诗言志辨从酝酿到写作再到发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自然的过程。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言中谈到自己的写作目的时提到，要努力求得文学史尤其是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资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涉及古典批评概念时并不太严谨的表达，让朱自清觉得有必要廓清相关问题。在序言中，朱自清不点名地批评了周作人的观点：“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言志辨的第一章诗言志是全书的纲要。朱自清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层面详细剖析了古典诗学中“言志”的历史根源与内涵，认为“诗言志”在文学史上无论从解诗、用诗还是作诗等层面都与“政教”“言志”之辨与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转向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132023年第2期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第3页。同上。同上，第12页。同上，第28页。同上，第34页。同上，第3536页。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6期。息息相关。朱自清不避烦琐，一一列举古代典籍中涉及“言志”的文句，还原其上下文语境，考察本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言志”论说都并非在纯粹抒发个人性情，而是与超越个人意义上的政治志向（“怀抱”）有关。如论语中两处“孔子问志”，“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正是发抒怀抱”。左传中“汉人又以意为志，又说志是心之所虑，心意所趣向，又说是诗人志所欲之事。情和志都指向怀抱而言；但看子产的话跟子太叔的口气，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诗经是古典诗歌的源头，朱自清从诗经中涉及作诗的诗句，说明其不外乎“讽与颂”，而很多表达民间日常生活的风诗初看起来与政教关系不大，实则也在最初就蕴含着作为“君主以观风俗”的功能。而春秋战国时期流行在政治外交场合以“赋诗”的形式酬酢，表达政治观念。在诗言志一章中，朱自清强调诗经中的诗歌多是抒情之作，但又否认其诗学观念的产生：“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却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实则不然，朱自清的整个讨论无疑是建立在诗学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上的。尽管从诗歌内容上看，“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但从当时人们采集诗歌、解读诗歌与运用诗歌等方面考察，人们对诗歌本身的观念是“言志”的。如果不符合这种诗歌观念，纯粹言情的诗歌很可能在当时不被承认为“诗”。这是从诗歌批评观念的角度来说的。朱自清后面的阐释已经能说明其中的道理了：“诗歌若不采而陈之，哀乐之心、歌咏之声又有何用？可见这类缘情的诗的真正价值并不在缘情，而在表现民俗，以风其上。总之，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可以说，朱自清在书中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古典诗学中“诗言志”的文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