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境遇下的当代三大生态思潮批判_刘魁.pdf

收稿日期:20221120作者简介:刘魁(1964)，男，安徽祁门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孟天昊，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 40 年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18ZDA028)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19BKS077)的阶段性成果。人们围绕“人类世”这一概念的争论一直不断。批评者认为，人类引发的“地质信号”还不够明确，不足以证明对“人类世”这一新纪元的加冕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个术语没有科学用途。支持者则更想知道应该将“人类世”的开始时间确定为何时。不仅如此，包括“资本世”在内的几个替代选择的名称已经被创造出来，但都没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如此，在 2014 年，“人类世”这个单词还是被收录进了 牛津英语词典 中。2016 年，“人类世”作为一个纪元得到了国际地层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的正式认可，他们选择了 1950 年作为一个试探性的开始日期。作为该工作小组的主席和研究“人类世”的顶尖科学家之一，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认为，新纪元“为地球系统设定了一条不同的轨迹”，而我们现在才“意识到变化的规模和永久性”。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29 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o 3，2023General No 129哲学研究“人类世”境遇下的当代三大生态思潮批判刘魁，孟天昊(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1189)摘要:当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将地球从“全新世”推进了所谓“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时代。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近年先后出现了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和生态纳粹主义三大生态思潮，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生态治理提出了新的展望，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着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三种趋向。但是，这三大思潮在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的同时，既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反思，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对技术、民主政治与民族主义这三大现代性的盲目推崇，前景难以乐观。对此，人类还需要基于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创造出一种适应“人类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人类世;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现代性;生态治理中图分类号:B82 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23)03002808根据人类活动引发的地球状态和全球生态变化的规模、程度、多样性以及持续时间，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在2000 年率先指出，地球已经进入了由人类主导的地质时代 “人类世”(Anthropocene)，1这不仅意味着在地球未来数百万年的地质地层记录中都可能观察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还标志着人类与地球系统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尽管学术界对于“人类世”的时代划分还存在不同的争议，但是，随着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核能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通过现代技术对于地球进化造成了颠覆性影响(生态危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类世”作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也就无可置疑。面对人类世、现代性境遇下的生态危机，当代学术界与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和生态纳粹主义三大生态思潮，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82自然以及当代生态拯救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拯救方案。但是，这三大思潮面对生态危机与现代性存在着巨大张力，需要我们从现代性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一、生态现代主义:坚守现代性的后自然拯救崇尚理性的现代性和生态环境保护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发展充满张力的两个方面。在“人类世”境遇下，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这种张力更加突出。有鉴于此，2015 年由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生态学家埃利斯(Erle Ellis)和哲学家萨戈夫(Mark Sagoff)等人共同组成的团队发表了一份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由于该宣言一反常态，基于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工具理性的理想，对于“人类世”境遇的科技发展、现代性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张力持乐观态度，与人们普遍的科技忧思和现代性困惑截然相反，因此，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与争议。以谢伦伯格等为代表的生态现代主义者认为，即使在“人类世”的境遇下，在接受人类发展、现代性和技术革新的条件下，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也可以被管理和实现。首先，生态现代主义主张“人类世”预示着一种彻底的且无法逆转的剧变，但是这种剧变不应当被解读为一场危机，而是要求人类利用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改造原有的建立在破坏生态和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模式，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积极的和前瞻性的环境主义，最终同时实现“生活美好”和“保护自然”的双重目的。其次，生态现代主义从技术乐观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持续依赖是生态保护的问题所在，而先进的现代技术可以通过更合理地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来减少人类的全部影响，从而推动人类福祉与生态影响的脱钩(decoupling)。这种脱钩过程证实了早期人类社会用来满足其生产生活需求的技术在支持了更低的生活标准的同时，却对环境造就了更高的人均影响，而继续利用传统技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相结合的尝试则会导致无法逆转的生态和生存危机。当人类社会依靠现代技术普遍提高现代生活水平时，当人类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到达顶峰并开始逐步下降时，人类便有机会重新野化和绿化地球。2出于对自然的深切热爱和情感联系，生态现代主义者将这种对自然的朴素情感与现代技术等手段相结合，以确保将自然从人类的破坏中解放出来并且实现生态保护。2一方面，生态现代主义者先是对自然进行了解构，这不仅仅包括经验层面的“野性自然”的终结，即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自然的消亡，还包括原有自然概念的终结。原有的“自然”概念不仅指的是现代性的、与人类文化二元对立的、单一的和抽象的自然概念，还指的是环境主义中作为规定人类行为道德规范的自然概念。5因此，无论是人类对于荒野的朴素向往，还是将自然神化的宗教性理解，在“人类世”境遇下都不再具备合理性，自然的先验性和崇高性逐渐被人类的能动性所取代，不再是优先于人类社会的规范性基础。3另一方面，生态现代主义者用一种地方性的并且承认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环境”概念来替代原有的“自然”概念。其一，这种“后自然”思想坚持自然价值的多元化。生态现代主义者提倡拯救自然是出于对自然在精神和美学层面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根据其经济价值或工具性价值。当然，这种从精神和美学意义对自然进行的价值评价终归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因而生态现代主义的自然保护其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议题。2不仅如此，生态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同地域文化和社会历史对于自然的价值评价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自然的价值体现在与人类的互动之中，多元的人类文化和其生存环境共同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整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生态现代主义特别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性，而非仅仅是限制人类对自然的侵扰。在“人类世”的语境下，这样的自然保护是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共生环境的拯救，而非单纯对荒野的拯救。其二，生态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类政治、文化、经济和生态等多元要素不断交互演变的过程。2自然的“祛魅”就是将自然从独立于和优92先于人类社会的崇高地位放置到这种多元素交融的生存环境当中。因此，保护自然并非让自然来规定和限制人类的发展，生态问题也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元素的单一问题。人类需要将生态问题置于多元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来处理应对，从而将人类的进步与更有效、更客观和更负责任的生态保护相联系。从总体上看，生态现代主义提出了一种兼具现代主义与后自然特征的生态拯救方案，它既没有因科技忧思与多元现代性困惑而走向反科技、反现代性的后现代道路，也没有因“人类世”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绝望，而是在科技、现代性与生态拯救的复杂关系中寻找破局，以现代经济学与生态学等科学为基础，敏锐地觉察了先进的现代技术与可持续的生态福祉之间复杂的脱钩关系，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令人向往的具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的光明前景。不过，毋庸讳言，该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首先，生态现代主义对于高技术、尤其是所谓的绿色技术发展的生态外部性作用关注不够。其次，生态现代主义试图用“后自然”思想来重建环境伦理的目的，也不尽合理。通过揭示自然和技术的混合性，生态现代主义将自然的技术支配当作一种“自然”事实，从而试图否定存在于人类社会、地球之外的自在自然，即忽视和否认自然的他性(非同一性)。这种观点恰恰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使得“自然资源的极限”这一关键的生态学思想遭到否定和漠视。一句话，生态现代主义实际上包含着明显的“最现代”内容，其所宣示的对自然进行技术殖民以及“自然终结”的建构主义话语，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因此，进入“人类世”以后，面对着人类社会对自然系统的不断嵌入以及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反思性的“人类与自然”、“自在自然与属人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的“他性”或“非同一性”，识别和纠正扭曲、剥削和不公正的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时积极鼓励和参与围绕着未来“美好的人类世”的替代愿景的民主争论。二、生态非现代主义:反思现代性的自然政治拯救对于“人类世”境遇的现代主义生态拯救方案，学术界有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批判最为深刻的也许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生态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认为，生态现代主义妄图通过寄予技术来恢复自然的解决方案，只是以保护生态为掩饰的现代性的强化，这种“得其利而无其害”的意图不过是现代人的主观臆想。“人类世”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是必须要对现代性进行修正，4(PP145 155)这是因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使得再也没有任何“外部”环境，5 生态危机也不再单单是关于“自然”的危机。因此，当前提出的各种生态运动其实都未能超越现代性的构想。在拉图尔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宪政(Con-stitution)，一方面通过实验室的中介来代表自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来代表公众，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和政治严格对立基础上，将自然和政治进行简单的并置或结合的主张。同时，现代科学提出要呈现“客观的、纯粹的和无价值的自然力量”，但是这种“自然”只是指简化为“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功能，6 给真正的“普遍自然”仅仅赋予了一个等待着人类随意挪用的角色。基于此，与“自然”有关的论述总是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科学则是利用“自然”来组织、协调或中止政治。值得注意的是，拉图尔是在寻求一种新的“自然政治”，绝不是要回到那种前现代的、对人类社会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自然”。在拉图尔看来，人类社会目前所遭遇的并非纯化而是混合，现代性的“两院制”反而导致了“混合体03尾闾议会，亦称“残缺议会”，原指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新军将反对审判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议员驱逐以后的不完整的英国议会。拉图尔在这里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自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现实领域，只是一种人为的编码范畴，试图将客观而无可争辩的领域与主观而有争议的领域区分开来。的无序扩散”，但是却无法将其系统地纳入进政治进程。他认为人们意识到混合体扩散的不断增强就是对“自然”的关注，“自然”不应是围绕着人类的纯粹的非人类世界，而是指人类与世界不可避免的纠缠。因此，“纯粹的生态危机应该被认为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突变”7(P8)，生态危机不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客观性、现代性、现代科学的危机。除非人类接受一种非现代的思维方式，否则将继续在生态危机的本质上欺骗自己并逐渐失去应对危机的能力。至于应对危机，并不取决于某种固定的自然道德价值尺度，而是取决于考虑到审美和实际利益、不确定性和风险、政治参与问题和许多其他因素的复杂判断。这样，包含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集体”取代了自然和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