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盲区”：脱口秀喜剧中的残障幽默_赵博.pdf

33“文明的盲区”：脱口秀喜剧中的残障幽默*赵博【摘要】脱口秀喜剧不仅为残障演员提供了自我表达的社会空间，也为了解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和分析的框架。残障幽默被视为一种“新兴的、解放性的艺术形式”，对残障幽默类型的讨论意味着对残障人士寻求自我解放方式的关注。因此，本文通过对五季脱口秀大会进行主题分析，发现了四种残障幽默类型，分别是被嘲型残障幽默、嘲讽型残障幽默、失调型残障幽默和颠覆型残障幽默。研究发现，残障幽默打破了人们对残障的禁忌，并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残障文化。它打破了常识范畴下残障社会意义的牢笼，对“健全主义霸权”下“正常与非正常”的社会标准提出了质疑，这对残障群体，以及所有老弱病幼等弱势群体都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脱口秀喜剧；残障幽默；克里普理论；残障人士【中图分类号】G2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10（2023）50-0033-10“TheBlindAreaofCivilization”:DisabilityHumorinStand-UpComedyZHAOBo【Abstract】Stand-upcomedynotonlyprovidesasocialspaceforpersonswithdisabilitiestoexpressthemselves,butalsoprovidesanewframeworkforinterpretationandunderstandingthesocialenvironment.Disabilityhumorisseenasanemerging,liberatingartform,anddiscussionofdisabilityhumortypesimpliesafocusonthewaysinwhichpersonswithdisabilitiesresist.Throughthematicanalysis,fourtypesofdisabilityhumorarefound,whichareridiculeddisabilityhumor,ironicdisabilityhumor,incongruitydisabilityhumorandsubversivedisabilityhumor.Itdestroysthesocialsignificanceunderthecategoryofcommonsenseandquestionsthesocialstandardofnormalandabnormalunderthehegemonyofperfectionism.Thisisofgreatsignificanceto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wellasallvulnerablegroupssuchastheold,theweak,thesickandtheyoung.【Keywords】Stand-upcomedy;Disabilityhumor;Criptheory;Personswithdisabilities*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JKH20230373SK）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系吉林长春130000 作者介绍：赵博讲师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幽默研究、性别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近年来脱口秀喜剧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每个人都能讲五分钟脱口秀”的倡导下，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加入了脱口秀表演的阵营。其中有一个群体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以王璐、小佳、黑灯、王十七为代表的残障脱口秀喜剧演员（以下简称残障演员）。尽管和非残障演员相比，残障演员的人数屈指可数，但这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折。因为在她他们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共话语和大众媒体中，对残障人士的建构都来自非残障人士，我们很难听到残障人士自己的声音。脱口秀喜剧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可供探索的社会空间，在这里，他们能够将那些以前只有个人经历过的残障经验共享给他人。一定程度上，他们扮演了业余人类学家或者公共社会学家的角色1。他们关于残障经历的另类叙事逐渐形成一套独具风格的残障幽默。残障幽默被视为一种“新兴的、解放性的艺术形式”，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个人经历的解释，更为了解社会环境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和分析的框架2。因此对残障幽默类别的讨论至关重要，它的意义并非单纯地是对幽默技巧的分类和讨论，而是试图探讨残障演员寻求自我解放的方式，即残障演员是如何通过幽2023 年 6 月第2期（总第50期）Disability Research理论研究：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题TheoreticalDiscussion:BuildingofaBarrier-freeEnvironment34默建构残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残障与幽默长久以来就有着错综复杂的勾连。一方面，文化规范限制社会成员嘲笑残障人士，因为残障人士被视为弱者，嘲笑弱者是现代文明所不允许的。也正因如此，许多非残障人士害怕残障，认为残障是悲惨的、可怜的。然而另一方面，纵观历史，诋毁残障人士的笑话、文字、图像和喜剧叙事层出不穷。嘲笑残障人士一直是非残障人士的快乐来源，电影电视中塑造的可笑的残障人士比比皆是。此外，在相声、小品等曲艺表演中，由非残障演员表演的残障笑话也在舞台上反复上演。而这种偏见与歧视的背后，是医学模式的残障观在作祟。它将残障视为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医学问题3，残障者是“偏离了正常范围”的“病人角色”，因此，作为弱势的病人，他们需要被救济和照顾，这种医疗模式的残障观始终是以非残障人士的主位视角来界定残障的，在这种残障观中，残障人士被视为另类的客体和他者。克里普理论（Crip theory）则颠覆了这种残障观，体现了残障人士的主体性。克里普理论是麦克鲁尔（McRuer）在其著作克里普理论：古怪和残疾的文化标志（Crip theory: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中提出的关于残障的批判性理论。克里普（Crip）是英语口语中“瘸子”的意思，它曾被广泛用于描述身体残障者，具有明显的嘲讽和贬低的意味。然而，对于残障研究学者来说，选择“Crip”并非出于嘲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对污名的抵抗，用来表现残障人士的共同经历，并与霸权进行斗争，这种命名与“酷儿（Queer）”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这种方式，“Crip”不仅命名了权力关系，而且为其解构、颠覆和转型提供了一种途径。克 里 普 理 论 认 为，“身 体 健 全”（Able-bodiedness）在很大程度上被伪装成非同一性，好像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身体健全”是强制性的，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上期望和假定的标准。在论证这一点时，麦克鲁尔将“身体健全”与“强制异性恋理论”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当代许多环境中，异性恋和身体健全都被认为是天生的、理所应当的事情。强制性的身体健全是一种非物质的社会规范，它要求人们必须身体健康，就像社会默认人们是异性恋一样，除非他们提供相反的证据4。然而，尽管这种标准无处不在，但它往往很难被人们看见，它常常是无意识的，通过霸权话语和所谓的“正常”的社会生产而被暗中实施，这种对“身体健全”神话的延续被称为健全主义（ableism）。当这种理论视角被积极应用于分析、颠覆或变革社会关系时，它构成了对能力标准化概念的批判5。因此，本文将以克里普理论为理论指导，讨论脱口秀中的残障幽默。尽管残障脱口秀演员揭开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残障体验，但是本文更关心的是他们是如何通过幽默建构这种残障体验，以及这种建构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从而挖掘出其背后的结构性压迫，以及残障演员的反抗方式。本文并非是对残障人士的替代性发言，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发声，并通过麦克风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相反，本文的目标是提请学界关注自身对残障以及残障经历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本文试图以研究人员的身份，与那些试图通过幽默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寻求解放自己的人站在一起。1.残障幽默学术界对残障幽默的关注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残障幽默（disability humor）指的是由残障人士表述的与残障内容相关的所有的幽默。哈勒（Haller）和拉尔夫（Ralph）6整理和概括了残障与幽默的发展历程，他们将这个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残障人士将残障人士建构为“傻子”或者“怪胎”。第二阶段则是体现为非残障人士对残障人士的戏谑与嘲讽，该阶段的特点为非残障人士以自我为标准，不断强调残障人士的局限性。第三阶段是残障人士对幽默信息的控制阶段，此时幽默不仅仅是为了搞笑，而是它允许非残障人士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残障的问题。第四个阶段则是侧重于残障喜剧的发展，鼓励正常平等和大胆诚实的言论。很明显，残障幽默的研究是从第三阶段开始的。著名残障幽默研究家、社会学家汤姆莎士35比亚（Tom Shakespeare）7从自己残障人士的身份和视角出发，对残障与幽默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残障幽默可以强调残障人士的共同价值观，并且暴露出社会关系中对残障的压迫。正因如此，它被视为一种对抗传统残障规范的武器。它揭示并批判了普遍认知中认为“残障天生就是悲剧”的观点，是一种“新兴的、解放性的艺术形式”。部分学者从受众的视角出发进行了接受研究。摩根埃里索普（Morgan Ellithorpe）、莎拉埃斯罗洛（Sarah Esralew）和兰斯霍伯特（Lance Holbert）8的研究表明，当表演者是残障人士时，带有残障内容的喜剧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可见表演者的内部身份对于有残障经历的观众来说尤为重要。金里德（Kim Reid）、艾迪斯托顿（Edy Stoughton）和罗宾史密斯（Robin Smith）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残障喜剧演员可能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的内部视角让观众放松，能够吸引观众肯定残障幽默，而这极有可能改变残障经历的叙事9。还有部分学者对残障幽默的内容进行了阐释与分析。哈特布莱（Hartblay）10通过对残障喜剧演员谢尔盖库特金（Sergei Kutergin）的在线视频和电视节目进行分析，讨论了谢尔盖对其残障身份的建构与再现。作者认为，这种残障身份的建构，使人们注意到了残障的偏见，但与此同时，也强化了主流社会的俄罗斯男性气质和异性恋逻辑。国内对残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医学、图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上。传播学领域对其的关注是在 2020 年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新媒介对残障人士带来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残障人士的新媒介使用感兴趣。杨波11讨论了网络空间对残障人士的自我效能的影响。而黄建东、崔波12则是将视线聚焦在视障群体，讨论了视障用户对媒介使用动机以及使用后的主观获得感。李慕梓、易兰丽和万盛13则是对残障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另一些学者的关注重心在于互联网技术对残障人士的就业带来的影响。章玉萍14对比了残障人士卷入数字化浪潮前后的生活经历，发现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残障人士仍旧从事着低端且不稳定的数字劳动，与其以往的生计方式并无区别。同时研究还发现，残障人士参与数字经济的动力不止于经济需求，还有社会化和自主性的需求。林仲轩和杨柳1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林仲轩和杨柳还发现互联网为残障人士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情感压力和忍耐主体上。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残障人士的媒介形象建构。陈仁兴16，熊颖和王秀丽17以及周燕群、张诚和程征18都讨论主流新闻对残障人士的报道。陈仁兴讨论了电视中对精神残障青年的形象建构。研究发现精神残障青年的形象大多偏向于负面,精神残障青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名化”。不同的是，熊颖和王秀丽在对主流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时，发现残障人士在新冠肺炎疫情新闻中的整体形象是中性偏正面,但仍旧存在着严重的刻板印象。同样发现这个问题的还有周燕群、张诚和程征，他们也是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关残障人士的报道进行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对国内媒体的总体报道，他们认为当前相关报道中报道理念仍有局限。这三个研究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