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炜《古船》的苦难意识_唐东堰.pdf

63 论张炜古船的苦难意识 唐东堰，张天琦13（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摘 要：古船表现出一种与历史同行的苦难意识。这种意识既体现在作品所呈现的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悲剧色彩中，又凝聚于隋抱朴背负着双重原罪和精神救赎的个人选择中。张炜通过描写隋抱朴在个人、家族和民族等生存维度承受的苦难，展现了主人公在“罪”与“罚”中所彰显出的精神高度和人性意识，并进一步迈入人类领域的省思。关键词：张炜；隋抱朴；苦难意识；人性意识；古船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047（2023）02-0063-04 DOI:10.3969/j.issn.1672-1047.2023.02.14 收稿日期：2023-03-06 作者简介：唐东堰，男，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导。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初登文坛至今，张炜始终密切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值得一提的是，他常在作品中借助芦青河两岸蓬蓬勃勃活着的儿女们探索人文精神及苦难意识，长篇小说古船是他探索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作为一名在农村长大、受农村滋养的作家，他深知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疾苦。同时，他认为“一支笔要刻出不一样的痕迹，有力道，有擦伤，让麻木之物渗出红色，就要往下按，要用力”184。因此，他以写实的笔触描绘农村，并探寻造成农民苦难的终极原因。对历史、民族和宇宙等方面的思考，对“诗人的主体身份认同以及从诗人立场出发的审美性道德批判”290，使得张炜成为一位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作家，他徘徊在芦青河畔，以笔下的典型人物来深刻展示人性之思。一、历史重负：社会变革背景下的悲剧色彩 古船以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为主题，以破旧砖墙城垛环绕、伫立着古堡似磨屋的洼狸镇为故事空间，以土改作为叙事起点，叙述了农村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社会变革等历史事件，书写了洼狸镇在“民国”时期、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命运，上演了一部动乱纠葛的社会转型变迁史。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历史规律等因素的影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语境中，张炜产生了某种宿命论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也投射在他的作品之中。人在历史的洪流裹挟中不得不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姿态，在历史沧桑变幻的背景下，古船的主人公隋抱朴承受着沉重的精神负累。小说聚焦于胶东地区城乡接合地带的洼狸镇，这里有众多聚集在芦青河两岸的粉丝作坊。这种发达的食品工业是基于乡村发展起来的，因此古镇里形成了宗法乡村式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小说开篇即描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洼狸镇上人们的感受，“时光真的像老磨一样又转回去了”37。该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土地重新分配，粉丝工厂承包给个人经营，于社会变革层面来说不可谓变化不大，然而“转回来了”的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时间感受却体现出“循环和反复的历史意识，它意味着不同历史时期在某些事物上产生了重合”295。随着废除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和进程加快，土改逐渐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这段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中，土改已然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关系，在这一影响之下，老隋家开始走下坡路了。土改的到来不仅使得隋抱朴的父亲隋迎之呕尽鲜血死在还账路上，母亲茴子不堪受辱服毒自杀，还摧毁了宗法乡村的秩序，这场运动可谓是隋抱朴开始形成精神负累与主动承担历史重负的发端。张炜认为“人类的不能进步、苦难频至，有时就是我们大家太能遗忘造成的。遗忘是人类的大敌，它使我们重新去犯错误，一遍遍地重尝苦难的滋味”4564。因此，张炜在小说中多次强调，叙述者所讲述的事件大多是未被洼狸镇镇史所记载的，这显示了作家主动保存历史记忆，拒绝遗忘的姿态。与此同时，张炜也关注现实，立足于商品经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焦虑地叩问人性。在这种社会处于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诸如此类文明进程中必然的恶果，张炜以高度敏感的切身体验写出了古船，用现代知识分子眼光观照人物在社会、历史、命运中的上下求索。他把隋抱朴置身于由 40 年苦难与死亡构成的古镇历史中，并试图通过个人的反思忏悔和自我救赎来战胜苦Vol.25 No.2Apr.2023第 25 卷第 2 期 2023 年 4 月 黄 冈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uanggang Polytechnic 64 难。在古船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历史重负的承载者形象，通过对隋抱朴人生经历的书写，提炼出对人类生命苦难的普遍性思考。作为呼喊出“我是恨着整个的苦难”3191的当地地主隋迎之的长子，隋抱朴天然载负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苦难重担。古船中的主人公隋抱朴与张炜初登文坛时的早期作品秋天的思索 秋天的愤怒对应的主人公老得与李芒不同，隋抱朴在延续着老得这个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终日思索、不断反省的人物特点的同时，还秉承着农村知识分子的职责本分，面壁十年的思考背后是知识分子那痛苦的灵魂。他深知老隋家无论是在身份、爱情、营生等方面都承载着苦难并带有一种宿命般的悲剧色彩，这般关于自身与历史的思索可谓是强有力反思的结晶。这场长达十年且极具悲剧色彩的思索旅程，在隋抱朴终于战胜“怯病”，决定走出老磨屋出任洼狸镇粉丝公司总经理时达到高潮。这种将思考结果付诸实践的最终选择着实鼓舞了读者的心，但张炜写到此处后并未做更多的描述，隋抱朴在实现粉丝机器化生产后并没有具体的管理运营公司，“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尚未解决这道难题”570。这实质上标志着张炜对于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带有不确定性，这不仅对隋抱朴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对作家亦是。因此，作家笔锋一转，略过粉丝公司的新成绩，浓墨渲染了在地底奔腾的芦青河与驶向海洋的桅林，由此可见作家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和对光明未来的展望。与此同时，隐含在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中的个人生命价值也十分值得关注。古船以文学的方式叙说历史，作为作家，张炜不必完成还原历史真实的工作，也无需判断历史的是非曲折，只需要通过揭示社会政治、经济与道德、心理之间的矛盾冲突，为读者呈现人性真实与生命价值。即使在苦难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时期，当仇恨与欲望成为底色，人们依然可以选择是否要背负历史重担踽踽前行，这体现出了张炜深切的人文关怀意识。二、“罪”与“罚”：双重原罪和精神忏悔 众多学者都认为古船中的主人公隋抱朴身负双重原罪，分别是家族原罪与阶级原罪，这主要表现在隋抱朴地主长子的身份上。虽然他无法打破土改这一政治运动所造成的“身份认定”，并且无法逃离家族宿命般的苦难，但是他自觉地审视自身罪孽，通过不断阅读共产党宣言这本讨论过生活的书来反躬自省，接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洗礼，进而追求灵与肉的救赎。隋抱朴牢记父亲隋迎之的遗言，“老隋家的欠账还没还完，事情得及早做，没有工夫了”338，就这样继承了“赎罪遗志”，执意领受自己、家族乃至全人类的罪恶，这种出于个人意志的自我选择无疑是归罪后的“自罚”。身负双重原罪导致隋抱朴不断产生精神危机，隋抱朴的思辨力量与哲学意识较之秋天的思索中的老得更为浓厚。隋抱朴不是在老磨坊中重复用大木勺舀绿豆的机械工作就是在枯坐深思，这是他为了守住内心安宁而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除了沉默之外，他还偶有疾风暴雨式的内心倾诉。这些行为使得他的形象异于常人，凸现出复杂深邃的精神心理，作家没有在具体琐屑的生活细节上浪费笔墨，而是直接塑造了鲜明又善于对人性进行独特思考的农村知识分子形象。在隋抱朴身上不仅体现了对历史苦难的铭记，还体现了对于苦难是否会在未来继续的隐忧，这是一种时代的理性的自觉。同时，隋抱朴也产生了道德危机，虽然隋抱朴拥有坚强深沉的性格，怀抱高尚伟大的理想，但他还不能完全超脱世俗，也有想要竭力抑制的个人欲望。在那个与小葵发生关系的迷乱雨夜，隋抱朴长期压抑的感情如火山般喷发，最终驱使他逾越了道德边界，随之而来的是出于对小葵丈夫李兆路的愧疚所采取的一系列畏缩逃避行为。隋抱朴的心力被负疚的情绪主宰，频繁出现的犹豫、迟疑表现是他挣扎在“情欲”和“理性”之间的证明，他在不可遏制下产生的情感行为无疑与传统伦理秩序相矛盾，同时也与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相冲突。这可谓是道德“污点”，但人物形象因此而更加立体鲜活。隋抱朴与“具有道德原罪感的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65相类似，托尔斯泰十分善于塑造因身世家族获负罪感从而赎罪的贵族忏悔者形象，而其恰好是张炜所喜爱的作家之一。众多学者都认为张炜曾受到俄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并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为例进行探讨，还有学者认为马尔克斯的小说也对古船的创作起到了一定作用。虽然隋抱朴始终被认定为农民知识分子，但老隋家的发家致富靠的不是土地而是与粉丝相关的工商业，这个在老磨坊工作的贵族少爷并非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农民，然而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却是深扎在乡土中国土地上的真魂。第 2 期 论张炜古船的苦难意识 第 25 卷 65 这座置身于老磨坊手捧共产党宣言苦读十年的沉思者雕像具有理想化的斧凿痕迹，欠缺生活的原色与现实主义行动派所需的说服力。笔者认为这与张炜的形象有关，“我们可以断定张炜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这个标签对于张炜来说是大体不谬的”737，隋抱朴作为凝聚作家对生活、历史的思考从而成为叙述中心的审美理想形象，无疑也带有几分理想化色彩，表明了作家对健康和完美人性的追求，但这最终直接导致部分读者难以与主人公进行同等进程的精神共鸣。当隋抱朴试图以坚守忏悔的个人行动来完成“罪与罚”的忏悔形式的同时，张炜已经进入到人类性领域省思历史并探寻人类的“生存本相”。纵观张炜的散文随笔，可发现他经常以“诗人”这个词语来替代指称作家。“写作者容易想象自己是一个极有才华的诗人，然后纵横涂抹起来，再然后就失望地退下场来。我四十多年里没有停止写诗，可见并不想退场”180。由此可以看出，张炜高度认同自身的诗人身份。“无论是至善至恶，都是人性中固有的。那些似乎陌生的部分，只是作家的又一次发现和记录，它本来就存在于人性之中。那么，人性在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演变以及可能，就成了文学表达的真正要务”8116。张炜以诗人的立场、审美化的方式来关怀人类世界和人性。在古船中，该审美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唯美与纯粹地歌颂社会真情和人性之善，笔者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则是以批评和反思的方式书写社会黑暗和人性之恶。张炜对人性之恶的批判带有浓郁的道德化色彩，如同他坚守诗人的主体身份一样，他遵守的道德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理解，“道德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从审美的角度对美好的人类世界和人心的召唤”293。三、救赎之路：理想追求与人生困境的博弈 洼狸镇的历史充斥着苦难，主人公隋抱朴虽惧怕苦难，但也不断地回忆苦难、追问苦难。古船用大量篇幅详实叙述了土改中不同阶级相互仇视乃至报复的血腥场面，大跃进时赤色数字遮蔽下丧命倒伏的人们，三年困难时期为饥馑焦灼的食观音土者，文革中荒诞凶残的施暴者等。虽然“社会上还有犯罪者和违反利益的野心家，如不加以制服，就会很快地使社会倒退到无政府和野蛮的状态”9189，但显然书中密集暴行的出发点绝不是此种忧患意识。从 1980 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历史叙事角度来审视古船，可知其与古船中的历史意识之间的相通关系。张炜相信并追求以克服历史的循环反复为前提的历史进步，因而在书中用极大篇幅描述了各种历史苦难，并且对发生于不同时期却循环反复的历史苦难进行了揭示。该揭示以及主人公永不停歇的思索呐喊都是为了寻觅一条全人类的救赎之路，进而追求一个被原野鲜花簇拥的丰盛而欢乐的新世界。在古船中，张炜延续了声音 一潭清水等早期芦青河系列小说的纯美和谐，继续观照人性与自然之美。正如张炜所言:“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颂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10321作家背负着人类的责任，需要自我超越，以人类的、未来的眼光看问题，因而无论张炜如何不情愿书写肮脏和卑劣，他还是逐渐加强了批判人性罪恶的力度。古船的整体基调是苦涩、压抑、悲壮的，但不能因此忽略其中的人文关怀，片面地认为它就是一部单纯的苦难史。张炜将紧张激烈的思辨赋予笔下人物，对他们的命运倾注了沉重且深刻的理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