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的“类本质”—...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理论缺陷_王彩玲.pdf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2045论中国共产党的“类本质”兼谈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理论缺陷王彩玲（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统战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081）摘要：“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的重大宣示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超越了西方语境下任何一种政党理论内涵的政党，她在历史起源上、在功能特征上、在内在本质上都与西方政党有着重大区别，使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党类型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征。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中，中国共产党要么被误读，要么被污名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政党类型学研究立足于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来确定政党的位置，这种理论模型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从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很难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定位，她与人民一体同构的关系，正是她区别于其他一切落后政党、保守政党、剥削阶级政党最本质的内容，因而“人民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类本质”。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类本质；政党；人民性；阶级性中图分类号:D0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370(2023)02000109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走过百年的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在世界政党大家庭中独树一帜。令人惊奇的是，一些西方学者用无数种模型来预测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这个问题吸引无数海内外学者的眼光，也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党类型，决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的“类本质”是什么？一、政党类型光谱中的共产党无论是从学术史的视角，还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很难用通行的政党分类标准对共产党进行描述。学术界在用现有知识框架来分析研究共产党时，往往会生出许多误解，甚至出现对共产党的污名化现象。要化解这种误解，破解这种污名化，需要充分认识当前政党类型学研究，从新的理论视角理解共产党作为政党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从而构建更具解释力与科学性的政党认识论。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typologies）是一种从分类学的角度探究政党组织结构转型或嬗变的理论，强调以发展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僵化的视角来解析政党组织的变迁进程1。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政党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政党分类的基础之上，所以政党类型学是政党理论研究中的基础部分和最重要部分2。当前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主要通过多维政治坐标中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从休谟对政党根据“源自利益”“源自原则”和“源自情感”进行分类开始，以韦伯和米歇尔斯集大成。在这一范式之下，有的学者根据意识形态进行分类，有的学者根据社会问题的立场进行分类，有的根据政党代表的阶级进行分类。另一种分析范式则基于政党的组织结构和形态进行分类，并形成了组织学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历史主义路径和整合主义路径等研究视角334-37。其中迪韦尔热按照党员的人数和组织内部的关系把政党分为干部党、群众党和信徒党，开创了政党组织学分析的先河。纽曼则遵循功能主义路径，把政党分为“个体代表型政党”“社会整合型政党”“全部整合型党”。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以卡茨和梅尔为代表，根据政党的发展演进过程，将政党分为精英型政收稿日期：2022-09-22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专项计划课题作者简介：王彩玲（1973），女，哲学博士，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E-mail：第 25 卷第 2 期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Vol.25 No.22023 年 3 月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23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等四大类型。整合主义的分析路径是对前三种路径的综合，以基希海默尔为代表，将政党分为“个体表达型政党”“阶级群众型政党”“宗教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人民党”。如果仔细研究这些研究范式建构的过程与内容可以发现，海外学者研究政党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党为研究对象的，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他们要么把苏共、中共排斥在外，认为他们不算政党，只有西方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要么给中国政党贴上列宁主义政党、极权型政党、民粹共产主义政党、主导型政党、一党制等标签，使得“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魔咒。在西方政党类型光谱中，似乎每一种光谱中都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属性要素，但是很显然，没有哪一种类型能完全表达共产党的内在本质。比如有学者借用精英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但这样的借用是不恰当的。一方面这些研究范式特殊的理论预设与理论前提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实，比如认为政党是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4，这意味着群众型政党是“社会中的党”，而不是“国家中的党”，用这个分类标准去套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张冠李戴。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都过多地关注政党外部特征，对政党的本质属性却语焉不详。马克思以阶级为分类标准可以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也非常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但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构主要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对于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应该如何体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质特征并没有过多的展望，未免失之简单。我们如何在阶级性的基础上，丰富并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理解，是新时代的重要理论课题。正是因为西方学者基于“民主与专制”的理论叙事为中国共产党贴上“独裁”的标签，因而他们提出了无数理论模型来论证中国即将崩溃。但是，伴随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实际上也崩溃了。为此，西方学者又提出一些概念框架来自圆其说，比如狄忠蒲、沈大伟等人334提出“政党调适”“政党收缩一调适”等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根据环境变化作调整，具有一定适应性的政党。黎安友等334学者则提出“韧性威权”概念，认为共产党没有崩溃是因为共产党是与民主互相包容却始终坚持威权的执政党。这些概念其实依然是用西方政党的理论假设来对共产党进行类型学研究，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和西方政党一样只追求执政地位的、只谋求以政策适应政治环境变化的政党，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意识、远大理想和坚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能动特征。对共产党误读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还是知识结构的欠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在世界政党之林中一枝独秀，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理解中国政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当一种理论忽视 14 亿人口所进行的伟大的政治实践，这种理论一定是贫困的，其科学性是存疑的。由于任何普遍性都必须立足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上，因而不能理解共产党，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政党政治；不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不能完善政党理论。既然西方通行的政党理论理解不了中国的政党政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发展一种新的叙事框架和新的理论范畴来总结和阐释中国的政党政治。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也提炼出了一些非常有创见的新概念，但由于这些概念要么不是从比较意义上进行阐释的，要么没有一目了然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那些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特征，要么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是否具有类型学意义依然存疑。当前比较有影响的概念有“全能型政党”“变革型政党”“动员型政党”“法治型政党”“责任型政党”“先锋队政党”“治理型政党”等。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是“使命型政党”概念，郑永年5曾把“选举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作为一对范畴来进行使用，可惜语焉不详。更何况奥斯汀兰尼334也曾提出过“经纪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这一对范畴，而他所指向的却是西方的政党。可见，进一步把中国的政党政治从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概念，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研究，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我们尤其需要讲清楚共产党的“类”本质，讲清楚共产党作为一种特殊政党类型，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特点，才能告别专制与民主的简单二元思维，才能将中国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才能提高对政党政治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理解，从而在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更加彰显中国智慧。2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2023 年 3 月二、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理论缺陷以西方为主导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中，共产党要么被有意忽略，要么被恶意曲解，都没有准确定位共产党，不能解释共产党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来自西方的政党理论存在着“知识盲区”，他们忽略了大量来自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验事实，导致其科学性出现问题；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在于其理论模型本身就存在缺陷。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乃至整个政党政治研究，基本上都套用了一个特殊的理论前提，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二元对立的，政党存在于国家之外，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因而政党是一个复数概念，只能通过“竞争性多党选举”夺取国家政权或谋取政府职位，以实现其所代表的“部分”的利益。有了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从西方政党类型光谱中去理解共产党就会陷入各种话语陷阱，“一党专制”“威权主义”就成为中国政治的标签而不断面临合法性追问。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是绝对对立、截然分开的吗？政党只能存在于社会中吗？显然，这样的理论预设无法得到现实的支持，基于这样的预设而形成的理论模型科学性和解释力出现问题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对立,不仅成了西方世界实体社会建构的模式,而且也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法律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6，当前西方学界对政党的研究，也深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倾向于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中去标记政党的位置，规范政党的作用。我们看到，当前关于政党最流行的看法是把政党看成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42，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既然国家和社会是分离的，政党存在于国家之外，每一个政党只是社会多元体系中的一元，只是作为部分利益的代表，起到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作用，因而其主要功能就只能局限于组织竞选、谋求执政地位或者政府职位。这样一种叙述框架，更多地关注政党的组织及其功能等外部特征，刻意突出政党的竞选功能，却忽略了政党的阶级属性，并直接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偏见。但是，“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模型能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政党现象吗？显然不能。以中国的经验来看，源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并不能“覆盖”中国的场景，中国的国家、社会、政党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部分学者极富创见性地提出了“将政党带进来”7的方法论，看到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866-75，“以党建国”促进了国家迅速统一，“以党治国”促进了国家经济总量的疾速增长9-10。林尚立教授从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两个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不同，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是政党存在的前提,政党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有效运作的关键，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与此有本质的不同。不论在历史逻辑上还是在政治逻辑上,政党都是国家的前提,即政党建立国家,并领导国家11。从现实政治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都处于领导地位，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实际上都是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长期执政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而且通过群众路线与社会紧密结合，它不仅追求整体利益，而且还与国家权力和军事权力高度融合，“同时行使强制、统领、濡化、吸纳整合四项国家能力”1266-75。中国的各民主党派虽然不处于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从成立伊始他们就强调政党要“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并在共产党领导下参与了协商建国进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作用，也很难简单地用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来定位。这决定了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无论是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