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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5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曾荣李卫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内容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客观需要，领导和推动延安文艺团体的创办，并且以文艺团体为话语载体，大力推动大众化话语的构建。随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文协等文艺团体，逐渐掀起以抗战动员为主旨的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不仅为保卫中华构筑起“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还使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化生死存亡挑战为话语权构建的新契机，彰显出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背景下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大众化运动；文艺团体。作者简介：曾荣，历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李卫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图分类号：I0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8-2026-（2023）03-0065-12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对于偏居延安一隅的中共来说，如此深重的危机，无疑预示着空前的巨大挑战。如何转“危”为“机”，化生死存亡的挑战为革命的新契机，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而以延安文艺团体为话语载体，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大众化话语的构建，促进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工作深入发展。随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歌社、陕甘宁边区文协等文艺团体，逐渐掀起以抗战动员为主旨的诗歌大众化、朗诵大众化、戏剧大众化等文艺大众化运动，为保卫中华构筑起“黄河外的黄河，长城外的长城”。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学界虽已有所论述，但受学科分野或学术视角的限制，往往将其置于文艺演进的历史脉络或文艺抗战的视角之下展开，缺乏从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团体之间互动的维度分析文艺大众化运动与抗战动员双向演进的历史考察，更较少从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角度探究中共政治话语与大众化话语、抗战话语之间既相互促进又互相融合的历史过程。本文力求在充分搜集各方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DOI:10.14185/ki.issn1008-2026.2023.03.00666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导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展开叙述，旨在揭示大众化话语与抗战话语融合发展背景下延安文艺演进的内在逻辑。一、延安文艺团体创办与大众化话语的提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地方工作“更加群众化”的主张，要求积极发动各界群众参加党领导的活动2。上述指示文件的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为领导和推动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锄头剧社等延安文艺团体的创建提供了重要遵循。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因应于抗战新形势的需要，将延安最大的文艺团体“人民抗日剧社”更名为“抗战剧团”，归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直接领导。剧团设总部，下设剧务、宣教、交际、总务四科，分别负责剧本的审查、节目的编排、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对外联络以及剧团事务的管理。直接以“抗战”作为剧团的名称，此举既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团结抗战的宗旨，又旗帜鲜明地推动了抗战话语的传播。据抗战剧团副主任杨醉乡称，剧团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其目标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活动的范围转向了地方”，服务对象则直接面向广大群众3。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在延安召开成立大会。作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创建的第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西战团主要宗旨是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作用，推动抗战话语的广泛传播。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命，西战团主任由著名作家丁玲担任，副主任为吴奚如。西战团下设通讯、宣传、秘书三个部门，其中宣传部门下设歌咏、戏剧、演讲、张灯四个小组。其成立宣言称，西战团的宗旨是发扬“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的精神，发挥文艺界在抗战中的作用，借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精神”，并推动全国各界民众支援抗战4。为加强对西战团的统一领导和政治建设，西战团设立党支部，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政治教员吴奚如任支部书记，丁玲、陈克寒分别担任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15日，西战团在延安大礼堂举行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时，鼓励西战团发挥文艺抗战的重要作用，赴抗战前线“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胜利”5。根据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西战团从加强政治学习、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政治宣传能力、编排文艺节目等方面，做了历时40天的准备工作。其行动纲领指出，西战团的工作主要包括对内发动和对外宣传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戏剧、音乐、讲演、壁报、标语、口号等方式，向前线将士以及战区民众进行抗战宣传，旨在使他们“能彻底明了民族革命战争之意义与目标”，从而激发革命“斗争情绪”与“牺牲精神”；另一方面，西战67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团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优长，“以电报、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诸种方式”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借以宣扬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事迹和不屈精神，“争取国际间之正义同情与援助”6。为宣传西战团的前线之行，中共中央机关报 新中华报 不仅对相关活动进行专题报道，而且开辟 战地 副刊，借以发表西战团成员所撰写的报告文学、短小精悍的杂文等。可以说，西战团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团体传播抗战话语的实践路径。9月22日，西战团由丁玲率领奔赴抗战前线。出发前，西战团向社会各界致电，呼吁各界民众组织团体，参加到抗战中去。出发后，他们沿途举行演戏、开展宣传活动，历时近一年。其中，仅在山西前线，西战团历时5个多月，辗转16座县城、60多个村镇，举行各类文艺演出113场，观众20多万。在演出过程中，西战团创作剧本20个、歌曲30首、杂耍30个，在各地书写抗战标语1200余条，绘制抗战漫画60余幅，出版 战地 杂志3期、壁报20期，并发出新闻通讯稿70余篇7。可见，西战团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手段，在前线做了大量的抗战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西战团赴前线之举，既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深刻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大众化话语表达中的重要地位。以西战团主任丁玲为例，她从上海辗转来到延安，不久就跟随工农红军前方政治部出发上前线。毛泽东曾作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借此表达对文艺工作者在抗战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评价。同时，他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词句，称赞丁玲赴前线之举。而当时丁玲因尚在前线，未能读到此词，直到从前线回到延安，才得以见到。在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丁玲通过深入前线，深切感受到走向群众的必要性。在西战团创建之时，丁玲在日记中亦表示：“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她还强调，再次赴前线，应当“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8。显然，丁玲根据奔赴前线的重要经历，总结出掌握领导权的宝贵经验，即不断地走向大众、走进群众。丁玲通过奔赴前线走向大众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无疑与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原则提出大众化话语的话语权构建路径，有着相似之处。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大会所作报告中，深入分析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党的政治任务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使得国民党当局“开始转变到实际抗战的政策”9。张闻天在大会发言时，论述了抗战领导权与抗战话语表达的重要联系，认为“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而当前“如何组织群众”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10。可以说，只有将党68社会科学论坛2023/3 文史纵横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向广大群众传播，才能产生话语力量。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政策与方针，为推动构建抗战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以锄头剧社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团体的抗战宣传活动开展得颇为热烈。该社于1937年8月赴安塞、靖边、诉城、赤丹等县进行巡回演出，其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尤其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和反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新编戏剧、活报、歌舞剧等，“引起广大群众与各机关同志的兴奋、悲愤、同情，凡在每幕剧闭幕时总是接受无数人的热烈拍手欢迎，呼喊再来一个”。在演出之余，剧社人员“还不怕艰苦地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非常拥护和爱护”，可以说剧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群众的有力宣传艺术武器”11。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文艺团体这一重要话语载体，推动抗战话语的表达与传播，为构建抗战领导权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抗战话语权的构建必须建立在最广大的民众基础之上。这正如毛泽东在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 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必须构建起强有力的抗战话语权，而“动员群众的力量还薄弱，党员不能深入群众中去”，以及“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等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话语权的构建。因此，只有不断地走向大众、走进群众，才能掌握抗战话语权，从而“使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的作用”12。为推动上述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确保抗战话语权的构建工作“取得舆论的同情与群众的拥护”，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相反应当积极“动员社会舆论与群众力量与之斗争”，并强调“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13。随着上述指示精神在各地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利用延安文艺团体向广大群众传播抗战话语的条件也日趋成熟。尤其是大批具有自由理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圣地”延安，为筹建一个既面向大众又传播抗战文化与思想的文化组织，奠定了重要基础。1937年11月14日，在周扬、成仿吾、艾思奇、柯仲平等人的发动下，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在延安成立。作为指导整个边区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心，边区文协将新文字研究会、新哲学会、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战歌社、海燕社等各类团体组织起来，为推动文化社团集中力量构建抗战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张闻天在报告时提出，当前文艺界的重要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他还呼吁每一位文艺界人士“都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由此将抗战背景下的大众化话语正式提了出来14。大众化话语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抗战形势演变背景下抗战话语丰富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战话语权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诚然，大众化问题69论全面抗战初期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影响并非抗战时期才产生的，但大众化话语的提出却离不开抗战特殊的时空背景。这正如胡风在 大众化问题在今天一文中所指出的，今天所谓的“大众化问题”，不仅是主观上的要求，而且是“由于客观上的比任何时期都优越的可能的条件”，换言之，大众化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艺活动和大众生活的有机的融合”，而抗日战争这场“民族革命战争恰恰造成了这个融合的条件”15。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战即将到来之际，抗战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成为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且直接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得到巩固，从而使得大众化话语的构建成为掌握抗战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二、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与抗战话语权的构建大众化话语的构建涉及话语环境的塑造、话语主体的引导、话语载体的建设、话语内容的阐释与传播等，这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又需要延安文艺团体的创造性工作的开展。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