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尼·莫里森《宠儿》的叙事伦理_程园琳.pdf

77论托尼 莫里森 宠儿 的叙事伦理程园琳殷晓芳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4摘 要：托尼 莫里森的代表作 宠儿 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本文以詹姆斯 费伦的叙事伦理为基础解读 宠儿的多维伦理关系及多重紧密伦理关系构建的指向。在内容伦理层面，小说描述了奴隶制下扭曲的黑人家庭伦理秩序和社区伦理关系，并通过强调口述与行动展现出黑人为建设团结而紧密的黑人伦理关系和社区伦理关系所做的努力。在讲述伦理层面，莫里森通过留白叙述及不可靠叙述的修辞策略，调动读者与其共同创造文本意义，产生读者与作者间的伦理关系，以实现其小说叙事修辞的伦理意图。关键词：宠儿 叙事伦理修辞策略一、引言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尼 莫里森创作 宠儿 之时，美国社会文化问题日益凸显，种族隔离事件的频发、人们真诚交流的缺失，无不证实美国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并非是一种虚构”（Miller，2014）。莫里森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疏离感与隔绝感，因此如何将离散的人团结到一起，即对伦理关系的思考就成为其小说叙事的着力点。莫里森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指出“小说应该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美学欣赏力”（Guthrie，1994）。面对美国社会伦理危机，莫里森试图在其小说中构建亲密黑人伦理关系和社区伦理关系，从而为小说的读者提供行动的范式。她的代表作 宠儿 以塞丝弑女为叙事主线，书写出奴隶制下黑人族群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消极的社区伦理关系等问题，并就此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黑人奴隶为构建亲密家庭、团结社区所做的努力。莫里森的小说叙事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亲密关系，试图通过叙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紧密的伦理关系，以实现小说叙事修辞的伦理意图。学界对 宠儿 叙事伦理的研究主要分两类：一类关注小说内容的伦理内涵，如J.希利斯 米勒（J.Hillis Miller）在 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 中，基于德里达自免疫的双重逻辑探讨了 宠儿 主人公塞丝的伦理选择对所在黑人社区造成的影响。（米勒，2019）此类研究虽关切伦理，但注重将伦理作为主题进行阐述，未与小说内在的叙事方式紧密关联。另一类研究以叙事学为进路，聚焦小说叙事技巧的修辞性，如詹姆斯 费伦（James Phelan）在 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 中从修辞性叙事理论出发，探讨了莫里森如何在 宠儿 中设置难点、顽症以促进读者的反应批评。（Phelan，2005）费伦的叙事修辞学关注到叙事方式之于文本与读者伦理关系的建立，但并未整体性地观察和揭示 宠儿 的修辞意图。我们的研究借助费伦的叙事伦理的理论框架，但着眼于 宠儿 作者莫里森构建紧密伦理关系的愿景。费伦提出，叙事伦理包括“内容（the told）的伦理”及“讲述（the telling）的伦理”（费伦、唐伟胜，2008）。借助费伦的叙事伦理框架对 宠儿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宠儿 存在内容层面及讲述层面的伦理内涵。莫里森在内容层面，通过强调人物间的口述交流和具体行动，构建出紧密的黑人家庭和社区伦理关系；在讲述层面，通过特别的叙事方式，邀约读者进步并参与阐释文本，以在作者与读者间构建出亲密的伦理关系。两种紧密伦理关系的构建模式都可以作为行动范式，引发现实中的读者深思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二、口述与行动：“家庭社区”伦理关系构建根据费伦的研究，叙事伦理中的内容伦理指的是“作品人物间动态交流所呈现的伦理层面”（Phelan，2013），其强调“故事世界（story world）”层面的伦理内涵。宠儿 聚焦于奴隶制下美国黑人家庭伦理秩序和社区伦理关系，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塞丝与其家庭通过口头讲述直面创伤经历，并在家庭和社区以实际行动的帮助下走出伦理困境的历程，突出了亲密的家庭关系及团结的社区关系对个人走出创伤的重要作用。首先，塞丝通过口头讲故事的方式与“124”家庭成员构建了亲密的家庭伦理关系。“讲故事”（storytelling）宠 儿 研 究 小 辑78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 2023年第9期是黑人口述传统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一方面由于非裔美国群体长期被排斥于白人主流书写文化之外，口头讲述成为非裔美国人传递经验、传承历史的重要途径。亨利 路易斯 盖茨（Henry Louis Gates）在 意指的猴子 中指出，读写能力是西方文化用来控制黑人的本钱，可以说是统治权的代名词。（Gates，1988）在被剥夺话语权和读写权的时代，口头讲述是非裔美国人进行沟通的主要方式，其形式主要有：演讲、灵歌、传说和故事讲述等。另一方面，莫里森对“讲故事”的形式情有独钟，其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强调：“对我来说，听别人讲故事不只是一种消遣，我坚信这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毛信德，2013）讲故事可以更为直接地传递信息，不需要以文字作为媒介，强调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这种直接性交流可以使讲述者与被讲述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并在二者之间构建亲密的伦理关系。宠儿 中的124号房屋“代表了居住其间的人们，是他们建构的家庭空间”（荆兴梅、刘剑锋，2011）。作为家庭空间，124号是 宠儿中亲密家庭伦理关系的构建场所。自弑女事件后，塞丝始终沉浸在创伤记忆之中，内心备受折磨。塞丝拒绝回忆过去，她不愿讲述自己的经历，因为“一提起她的过去就会唤起痛苦。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莫里森，2013）。她企图压抑自己的痛苦记忆，拒绝跟别人交流，这种沉默不仅导致家庭成员间彼此疏远，还使她彻底断掉了与外界黑人社区的联系。18年后，当年暗恋过塞丝的保罗 D长途跋涉来到124号，并期望“与塞丝重建一个 真正 的家庭”（王守仁、吴新云，1999）。保罗 D的到来重新揭开了塞丝极力隐藏的过去，唤醒了她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创伤记忆。久别后再次遇到保罗 D时，塞丝觉得“他的举止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女人们见了他就想流泪向他诉说胸口和膝头的创伤”（莫里森，2013）。塞丝心里充满讲述的欲望，决定向他敞开心扉，并相信“他那与她心心相印的灵魂。她的故事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它同样属于他可以诉说，推敲，再诉说”（莫里森，2013）。塞丝被白人抢走奶水的经历是她在奴隶庄园“甜蜜之家”所遭受的最耻辱的事件，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当塞丝和保罗 D一起回忆“甜蜜之家”的经历时，塞丝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以及背上“樱桃树”伤疤的来历。“互惠的故事讲述可以弥合个人与公众、单一与共享之间的鸿沟，创造一种纯粹的人类团结感。”（Rapport&Overing，2007）保罗 D从塞丝讲述的故事中了解到塞丝过去所经历的伤痛，并在倾听之后积极抚慰塞丝的创伤。他的安慰使塞丝放下防备，并使塞丝确信与他讲述过去可以缓解伤痛。塞丝通过口头讲述缓解了自己的创伤，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境况，并拉近了与保罗 D之间的距离，建立了稳定的情感伦理关系。通过讲故事，124号家庭成员塞丝、丹芙、保罗 D的关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在保罗 D初到124号的那段时间里，他把自己看作家庭的一员，并坚定信心与塞丝、丹芙生活在一起。他向塞丝保证：“塞丝，有我在这儿陪着你，陪着丹芙我们能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莫里森，2013）保罗 D还邀请塞丝和丹芙一同去参加镇上的狂欢节，此举不仅使家庭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帮助塞丝母女又一次融入所在的黑人社区。其次，宠儿 凸显了团结的社区关系之于个人走出创伤的积极作用。宠儿的出现打破了刚建立起来的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当保罗 D在斯坦普 沛德口中得知塞丝的暴行后，他指责塞丝“你长了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莫里森，2013），并离开了124号。保罗 D离开之后，宠儿对塞丝的惩罚变本加厉，宠儿无休止的折磨威胁到塞丝的生命。面临家庭危机的丹芙意识到，只有采取行动打破与社区的隔绝状态，才能维护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于是丹芙走出124号向社区求助。莫里森强调“社区之外没有生活可言，黑人不应该选择脱离社区的生活”（Guthrie，1994），并认为“人们可以从社区得到维持生命的非常强大的滋养”（Guthrie，1994）。宠儿 呈现了黑人社区为克服其消极性，以及为构建团结的社区伦理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当年黑人社区的嫉妒和冷漠也是造成塞丝杀女的重要因素。多年后，面对丹芙的求助，黑人社区深怀愧疚，认为“他们自己多年来的鄙视与非难”（莫里森，2013）给塞丝一家造成了伤害。黑人社区遗失已久的集体责任感在丹芙寻求帮助时被激发出来，黑人社区重新建立起紧密联系。黑人社区集体通过实际行动向塞丝一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无不体现出社区成员对塞丝母女的伦理关怀。“关怀”（care）是“伦理关系的核心”（Margalit，2002），强调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并要求“将他人的担忧及需求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Tronto，1993）。当社区黑人妇女艾拉得知宠儿如此肆虐时决定采取行动，她带领三十个社区妇女来到124号，举行了集体驱鬼仪式。在黑人集体的歌声中，宠儿神秘地消失了。黑人社区将关怀付诸实际行动，主动向塞丝母女伸出援手，不遗余力地帮助塞丝母女走出困境。塞丝放开宠儿的手冲进人群这一举动表明塞丝和创伤的过去告别，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开始恢复。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 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认为，“邻里的关系必须依靠相互习惯79名作欣赏/宠儿研究小辑来支持这些关系最难维持，最不能忍受干扰破坏：吵嘴和吵架这类干扰在任何的共同生活中都必然会出现；因为持久的接近和经常的接触作为相互提携和肯定同样也意味相互妨碍和否定”（滕尼斯，2010）。在集体的努力下，黑人社区克服了其消极性，社区裂痕得以修复，成员彼此间更具凝聚力，黑人社区重新凝聚为紧密的伦理团体。在社区的帮助下，塞丝摆脱了精神桎梏。塞丝回归黑人社区与124号家庭成员保罗 D、丹芙以及黑人集体的努力密不可分。在离开124号之后，保罗 D得知宠儿的真实身份，并为自己的离开“觉得羞耻”（莫里森，2013）。在宠儿的鬼魂被赶走后，保罗 D重新回到124号，他攥着塞丝的手说道：“我和你，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莫里森，2013）保罗 D的回归使“124号”重新联结为紧密的家庭。“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形式”（殷企平，2016）。莫里森通过宠儿 凸显了紧密黑人家庭伦理关系与社区伦理关系对个人走出创伤的重要作用，为读者审视并重构伦理关系提供行动范式。主人公塞丝与其家庭成员之间、与所在黑人社区之间关系的破裂与重建，体现了莫里森对建构亲密家庭关系与团结社区关系的伦理诉求以及莫里森对读者构建紧密家庭与社区关系的伦理期待。三、叙述与邀约：“作者读者”伦理关系构建讲述伦理强调“隐含作者与讲述者、被讲述者和作者的听众之间的关系”（Phelan，2013）及由此产生的伦理责任。费伦将叙事看作一个完整的交流过程，认为叙事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费伦，2005）。这一定义意味着叙事的伦理维度不仅存在于叙事内容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叙述者的叙述和叙述的接受之间。与费伦相同，莫里森也注重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双重伦理内涵。莫里森不仅在文本内容层面呈现出其对伦理关系问题的伦理关切，同时在讲述层面上注重通过使用留白叙事和不可靠叙事的叙述策略密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出紧密的“作者读者”伦理关系。莫里森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她指出“我的作品也需要参与式的阅读，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的期待。写作不仅是讲故事，它也牵涉到读者”（Guthrie，1994）。莫里森认为只有读者参与才能使创作活动获得意义，只有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才能使读者更好地领会作者的叙事修辞意图。莫里森对读者的重视与费伦相契合。费伦将隐含作者定义为“真实作者的精简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根据费伦对讲述伦理的定义，可从中感知费伦对隐含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互动交流关系的重视。费伦重视读者，将文本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媒介，并注重作者的文本叙述策略。费伦强调叙事不是纯粹的形式技巧，而是“作者向读者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