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当代海南文学的影响_吴辰.pdf

2023 年 3 月南 海 学 刊Mar 2023第 9 卷 第 2 期Th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Vol 9 No 2论苏轼对当代海南文学的影响吴辰，岳磊(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摘要苏轼对海南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东坡居琼的经历和他豁达的性格造就了其诗文本土化的特征，成为海南文化经历千载而不衰的一个地标。令人瞩目的海南东坡文化，影响了海南文化的走向，也成为当代海南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当下，东坡文化在回到东坡本身、立足海南的路径下，其内涵和精神将得到更好的呈现，也将对海南文学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关键词 苏轼;东坡文化;海南文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207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6 0166(2023)02 0127 08 收稿日期2023 01 25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课题 HNSK(ZDZX)22 09 作者简介吴辰(1988)，男，河南郑州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岳磊(1987)，男，云南泸西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昭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影响的焦虑”源自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理论范畴，是指后世创作中对先辈创作的继承与超越，后世作品中或多或少会存在着一些对先辈优秀作家创作及生平的变形，或者是存在对与先辈优秀作家相关的事物的阐释。1097 年，在政治上屡遭挫折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终被贬到海南。在北宋的版图上，这里已经是最偏远的南端。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然而，就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次儋耳之行竟成就了其作为文学家最后的辉煌。短短三年，苏轼在海南留下了二百余篇诗文，成就一桩文坛盛事。在苏轼离琼之后，这桩盛事更见其“盛”。苏轼居琼三载，为海南打通了千年文脉，至今延绵不绝。正因为如此，苏轼成为海南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个“影响的焦虑”，它意味着后辈作家对前辈作家的继承与竞争，而这正是苏轼与海南文学之间的关系，海南文学深受苏轼的影响，又试图超越苏轼。新中国成立后，海南发展步伐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作家也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苏轼作为“影响的焦虑”，其表现和影响则更加突出。近年来，随着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由苏轼其人其文其事而生成的东坡文化在海南大放异彩，在这种语境下，研究苏轼对当代海南文学的影响，不仅能够赓续南海文脉，为海南的文学创作找到属于自己的“根”，更能够放眼未来，在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蓬勃的时代语境中锚定海南文学的发展方向。一、本土化:作为海南文化地标的苏轼对海南文学而言，苏轼已经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文化地标，在海南谈到文学则必言东721坡。这一现象并非产生于当下，而是自东坡居儋始就已形成。唐宋之际，海南尚属政治版图的边缘，中央王朝的贬官至此多少都会在文化上对当地有所影响。在苏轼前后，尚有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五公临琼，此五公虽然气节昭彰，对海南文化也有一定的关注，但于史于实，其影响力都不能与苏轼相提并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同样是海南，同样是谪官，同样有诗文传世，同样心系着包括海南民众在内的天下苍生，为什么苏轼的影响力就远超上述五公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当然与苏轼本人的人格魅力有关，其性情与文字洒脱豁达，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除此之外，“本土化”可能是答案的另一个方面。相比五公，苏轼的诗作中本土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五公居琼期间的创作其实不乏佳作，例如李德裕的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这是一首传世的好诗，但对海南而言，这首诗所传达出的却是一种与自身无关的态度。对于百匝千遭意欲留下诗人的青山，诗人却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同样的诗意也出现在五公中其他人笔下，如李纲的渡海至琼管天宁寺阇提花:“未渡鲸波寇盗深，中原回首涕成霖。清愁万斛无消处，赖有幽花慰客心。”又如胡铨的贬朱崖行临高道中买愁村古未有对马上口占:“北往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区区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这些诗人虽身在海南，却始终以“客”自居，其情感与海南本土呈现出一种非及物的状态，故而这些诗虽然写在海南，却不能被称为“写海南的诗”。相较其他四公而言，李光的诗本土化的程度相对较高，如句呈逢时坐客:“气清天朗属中秋，黉舍初成燕鲁侯。依旧规模环壁水，斩新牌牓灿银钩。青衿士子欣荣遇，白发迂儒预胜游。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但李光在其诗中表现出的对海南文化的态度在于“变”，即以中央王朝的规则完全替代海南本土的文化，其立场和本位显然仍是在所谓“中原”，而非“琼崖”。值得一提的是，晚于苏轼来到海南的李纲曾在我泛鲸波岂足悲 一诗中提及苏轼，“苏子曾为海上仙，群龙三复绝韦编。我今日对羲文语，却恨公书取次传”，但其在诗中对海南的情感却与苏轼完全不同，诗中虽未有明言，但是那种以贬谪琼崖为苦事的基调却充塞其中。可以说，在五公的诗词中，贬官情结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底色，这一方面成就了五公诗词的文学价值，但另一方面也成为五公诗词与海南本土文化结合的障碍。反观苏轼在海南的文学创作，虽然同样也有着明显贬官情结的印记，但其对海南的态度则与五公大不相同。在赴琼之路上，他曾作诗直抒胸臆:“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当然不能理解为苏轼在来海南之前就对这方水土心有所属，但有几个关键词是在五公诗词中极少或者说未曾出现过的，其一是“留”，其二则是“吾乡”。五公居琼，大多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庙堂，思“归”者多，而思“留”8212023 年南 海 学 刊第 2 期李德裕:李卫公别集 卷四，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269 页。梁溪集 卷二十四，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5 册)，第 717 页。宋诗纪事 卷四十三，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84 册)，第 820 页。庄简集 卷五，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第 478 479 页。梁溪集 卷二十三，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第 710 页。东坡全集 卷二十四，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第 349 页。者少;但是苏轼也许是早已厌倦了“身如不系之舟”这样的漂泊，早就想找一个“此心安处”寄托躯壳了，而对“不系之舟”而言，“此心”也只好“随遇而安”。虽然海天之南的琼崖已经极尽北宋之版图，但漂泊已久的苏轼思“留”之意在很多时候却要远远超过对故乡的思念。一开始苏轼这种思“留”的念头未必出于自愿，而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下的坦然。他曾作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一诗:“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从中不难看出，苏轼在临琼之初对故乡未必是真“不思归”，而是料想无法回转而已。在苏轼笔下并非没出现过“还乡”，譬如在闻子由瘦 中的“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西江月 中的“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但是其心境与五公明显有所区别。不过，既然是怀着“不思归”的心态而来，苏轼到达治所之后的心态明显就要比五公轻松很多。苏轼初到海南，即写下了数首“和陶”之作。这类诗作虽多为苏轼借古人酒杯抒自己块垒之作，却带有极强“游戏”性质。在如此逆境中尚思“游戏”，足以见得苏轼此时正在新环境中积极调整自己，以达到身心的自洽。纵览五公在海南的创作，“贬谪”一词出现频率很高，有时甚至直接毫不避讳地出现在诗词的标题中。反观苏轼，除了临琼之初写下的几首诗和与友朋往来的几封信件，几乎没有明言其“贬官”的政治身份。苏轼在其海外诗词中早已将自己融入海南这片土地，并以“海南民”自居。后人在为苏轼编纂文集时就对此有所察觉，王文诰曾称:“儋州和陶以拟古之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 二句为海外集 纲领。其意不肯说坏海南，即海外集 不肯流入怨望之本旨。灵均之贬，全以怨立言;公之贬，全以乐易为意。”苏轼饱览海南美景并作诗称颂，“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他甚至还对黎母山上的流水做了一番“水经注”式的考证，“飞泉泄万仞，舞鹤双低昂。分流未入海，膏泽弥此方”，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写景咏物，其中饱含着苏轼对海南民众的关怀。苏轼还深入了解海南历史，“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与海南普通民众多有往来，“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对海南风物的浓厚兴趣正是苏轼诗词能够充分本土化的原因，而这也正是苏轼为什么能够成为海南文化地标的重要缘由。来到海南后，出于对海南这片土地的认同与归属感，苏轼迅速地将自己的精神和创作与海南风物进行了本土化融合。他写诗不只是抒发自己的士大夫情怀，更是为海南写诗，为海南民众写诗。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超越五公，成为最具影响力和辨识度的海南文化地标之一，其海外诗文才成为千百年来海南文学发展中的“影响的焦虑”。后世海南文人作家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作为超越对象的苏轼，其在文学上所呈现出的姿态也深受苏轼的影响。二、追寻与超越:当代海南文学中的苏轼印记苏轼去世之后不久，其在海南所作的诗文即已受到世人重视。朱弁风月堂诗话 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公处，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921吴辰等:论苏轼对当代海南文学的影响东坡全集 卷二十四，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第 349 页。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上)，成都:巴蜀书社，1985 年，苏海拾余第 20 页。苏诗补注 卷四十二，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11 册)，第 831 页。同:第 832 页。东坡全集 卷三十二，永瑢、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第 456 页。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欧阳修的诗文也可称得上是占一时之鳌头，而面对苏轼的诗文，仍有一种“自觉不如”的欣赏和钦佩。数百年后，汤显祖被贬谪到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徐闻。他在海上杂咏 诗中写道，“正使苏君在，谁为黎子云?”显然，在面对与苏轼相似的人生际遇，苏轼在海南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汤显祖的学习目标。后世文人士大夫只要念及海南，念及苏轼在海南的这段经历，即有空怀高山仰止之意。20 世纪以来，个人价值被强调，由苏轼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从如何效法苏轼转变为如何超越苏轼。这种转向在一些由“五四”时期一路走来的作家身上尤为明显。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苏轼的同乡郭沫若，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亲历者对“乡贤”看法的转变。郭沫若少年时曾作苏溪弄筏口占，“此地存苏迹，可曾载酒来”，在其自传中也多次引用苏轼的诗文和事迹。郭沫若还曾为李可染的东坡夜游赤壁图 题跋，而傅抱石亦曾以一幅东坡画为郭沫若祝寿，这些也都能从侧面证明郭沫若对苏轼的喜爱。但是，郭沫若毕竟是 20 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传统士大夫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来自知识结构方面，更来自其对“自我”的建构与反思，这也意味着郭沫若对苏轼的态度不可能停留在“法苏”上，尝试“超越”成为郭沫若面对苏轼时的必然选择。海南，这个苏轼与郭沫若曾经共同经历过的具体地点坐标，也成为激发这种尝试的最佳场所。1960 年代初，郭沫若曾两度访琼，并在第二次访琼期间专程赴儋州参观东坡遗迹。颇有意味的是，在第一次访琼期间，郭沫若几乎没有留下与苏轼相关的诗文。而在第二次访琼期间，郭沫若则对苏轼及其诗文进行了评价，却又都稍带了一些戏谑，这与此前郭沫若对苏轼的态度大相径庭。在看渔民出海 中，郭沫若称，“珊瑚满岸布云霞，紫贝车渠任意拿。到此赞皇曾望阙，笑他坡老苦思家”;在题海口东坡祠 中，郭沫若也有类似的表达，“东坡流谪曾来此，朝夕常思返蜀山。深幸我生千载后，惊看质变数年间”。而郭沫若在海南写苏轼最集中的诗作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