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以汉语小说与朝鲜语小说为例_孟石峰.pdf

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中韩文学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批准号：21CPYJ47）的研究成果。摘要：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场域是由不同语种构成的复合文学场域，存在汉语、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俄语等语种的文学，且各语种文学在权力场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中，源于本土的汉语文学与源于移民的朝鲜语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受众在权力场中处于被统治地位，在东北文学场域中也属于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创作主体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和语言的差异，两者之间的交流甚少。但两者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建构出不同的共同体意识，为殖民地文学的多维度评价提供了可能性。关键词：抗战时期；东北文学；殖民地文学；共同体意识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共同体意识以汉语小说与朝鲜语小说为例*孟石峰一、身份的脱节与复合文学场域殖民地是一种异态时空。对殖民地的统治一般始于暴力并终于暴力，而其整个殖民过程则是暴力与文本的综合运作。殖民统治者往往编织一张巨大的殖民文本网络并覆盖于殖民统治范围之内，建构并巩固殖民话语，向殖民地内部与外部传播殖民想象，并以此证明其殖民统治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殖民地文学作为文本的一种，往往被殖民统治者视为建构殖民话语的重要途径。因此，殖民地文学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显性的对殖民文本的建构色彩。但另一方面，殖民统治者扶持的殖民文本平台的实际运作主体往往都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脱节状态的被殖民群体，其政治身份是殖民文本平台的运作主体，而文化身份是被殖民群体的民族文学建构者。这种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脱节使得对殖民地文学的解读存在多种可能性。抗战时期，东北地区一直被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傀儡政权统治。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除汉语文学外，还有朝鲜语文学、日语文学、俄语文学等不同语种的文学，每个语种的文学均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场域。因此，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是由多语种文学形成的复合文学场域。斗争性是场域的特征之一，场域作为位置空间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不论哪种场域中的行动者，都试图成为其小集团的主宰者，从而控制一个场域的行进方向，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文学场域内部的斗争在本质上是行动者获取力量的策略，同时也是对权力竞相角逐的过程。因此，文学场域成为一个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场域内的配置和占位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日语文学场域凭借先天性的文化资本占据了中心地位。为了在文学场域中占支配性地位，日语文学积极参与殖民文本的建构，积极附和时局，主张新文化建设论、“文艺复兴”等殖民地文学论。1937年，日本文人正式提出宣扬伪满“建国理念”的“满洲文学建设论”，完全支配了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场域，其他语种文学则成为从属地位的边缘文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即便如此，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其他语种文学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仍依托当局扶植的报纸文艺副刊延续了发展。其中，汉语文学的文艺副刊多于其他语种文学，如伪满机关报大同报的夜哨，沈阳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共同体意识以汉语小说与朝鲜语小说为例1052023年第2期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哈尔滨大北新报的杂俎文艺，滨江日报的文艺粟末微澜，国际协报的文艺，大连泰东日报的副刊文艺等等，到1941年副刊种类已达到19种。伪满当局扶植这些报纸的目的是建构殖民话语，巩固殖民统治，而报纸文艺副刊的实际运作主体是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脱节状态的民族文学建构者。如伪满机关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夜哨由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等爱国文人于1933年创办，该刊发表了大量反映底层人民疾苦，暴露社会黑暗的进步作品。1933年12月24日，夜哨被停刊，1934年1月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文艺周刊，原夜哨作家群继续在文艺周刊进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朝鲜语文学同汉语文学一样，也是通过当局扶植的报刊等平台发展起来的。1937年10月21日，伪满当局为了更好地管控舆论，将东北地区的朝鲜语报纸满蒙日报和间岛日报合并为满鲜日报，从此满鲜日报成为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唯一的朝鲜语报纸，同时其文学专栏也是朝鲜语文学发表的唯一空间。满鲜日报一直发行到二战结束。在满鲜日报的文艺专栏发表过小说的作家有将近20人。1941年由满鲜日报社出版的 萌动的大地，收录了安寿吉、金昌杰等7名朝鲜语作家的7篇小说，这是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第一本朝鲜语作品集。1943年4月出版的北原是抗战时期东北地区唯一的朝鲜语个人小说集，收录了安寿吉的12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小说已经在满鲜日报连载过。场域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存在，亦可理解为一种关系网络。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个体之间的主体间的联系，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存在的客观关系。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汉语文学场域与朝鲜语文学场域是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两者之间有记载的交流甚少，但作为同样依托殖民文本平台获得发展形成的文学场域，且平台的实际运作主体都是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脱节的被殖民群体，两者在文本层面依然存在客观关系，共同体意识就是客观关系之一。二、汉语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各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凝聚成命运共同体，并在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增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性形成的休戚与共意识，这种共同性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身份认同。抗战时期东北籍的汉语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东北为想象空间，创作了为数不多但表现了强烈的多民族抗日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小说。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其内容以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改编而成。1931年4月，长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从地主处所租的万宝山地区的400余垧荒地转租给朝鲜侨民耕种水稻。为引伊通河水灌溉，朝鲜农民在挖渠引水的过程中与当地中国农民发生冲突。长春县公安局出面调停，朝鲜侨民同意停工撤走，而日本警察以“保护韩人”为由派遣武装日警督促朝鲜侨民继续施工。中国农民与日本军警发生多次摩擦，爆发鸣枪冲突，所幸无人伤亡。但日方收买朝鲜日报记者在朝鲜发布不实报道，谎称朝鲜侨民在中国遭到袭击，导致朝鲜多地发生大规模暴力排华暴动，华人商铺遭到打砸抢，上百人死亡，上万人逃回中国。作品对万宝山事件进行了大幅改写。首先，虚构了具有革命意识的朝鲜侨民金福和中国学生李竟平。金福指导朝鲜农民怠工反抗工头的压迫，还以亡国奴的亲身经历向中国农民发出提防日本侵略者的警告，宣传无产阶级思想。李竟平则对中国农民进行政治动员，最终促成中朝农民联合反抗日本军警。其次，作品以阶级为尺度将中国人与朝鲜人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中国人分为以日本警部、郝永德为首的统治阶层与以万宝山的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层，朝鲜人分为以工106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冯昊：他者视角中的“九一八”国难叙事没有祖国的孩子三个文本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头为首的同族统治阶层与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层。作品中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戒备到同情，最后到包容、联合的流变。万宝山的农民得知朝鲜农民要来开垦荒地时认为：“高丽人也都是鬼头鬼脑的。”“高丽人的乱七八糟固然要格外提防，高丽人的主子，不更是难惹么。”但他们亲眼见到的朝鲜农民却是另一副模样：“搬来的高丽人，看他们脸面黄瘦瘦的，污黑的，有些女人好像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又因为长途跋涉，加上原来的营养不足。”看到这样的朝鲜农民后，中国农民便产生了恻隐之心，由原先的戒备变为同情，并且认为他们与自己都是同一阶层的人。当从金福的父亲口中听到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半岛如何殖民剥削朝鲜民众，再从李竟平口中得知日本侵略者欲一步步占领东北的阴谋时，他们对朝鲜农民的态度从同情变为包容、联合，并一起组建自卫军，用实际行动反抗压迫。作品对万宝山这一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改写，以及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态度的转变过程，表现了中朝民众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即两者都是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群体，中朝被压迫民众应成为抗日命运共同体，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舒群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于1936年5月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小说以东铁学校的中国学生“我”（果瓦列夫）的第一叙述视角展开，“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参与者。作品中的人物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但名字都是俄文名字。作者的这种设定与其自身经历有关。舒群少年时期由于家庭的原因生活处于流浪的状态，后进入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十一中学就读，在班主任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即小说中苏多瓦的原型）的帮助下，结识了朝鲜孩子果里，也就是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主人公的原型。舒群在小说中以“我”的口吻讲述果里的故事，正是小说和现实的双重对应。小说中朝鲜少年果里的父亲在朝鲜因为参加反帝运动被杀，果里十岁时跟着哥哥来到东北放牛为生。“九一八事变”后，果里被日本兵抓去当苦力，因不堪折磨而杀死日本兵。“我”带着果里乘船南下逃难时，果里因被日本兵发现朝鲜人的身份而被抓。作者通过中国学生“我”的第一叙事视角塑造了失去祖国的他者形象果里。果里是贫穷的，但也是善良的，他每天放完牛回来时会给学校的女生采野花，牛的主人不允许牛蹄脏，他就每天放完牛擦牛蹄。苏联学生果里沙仗着自己的沙俄血统嘲讽果里是亡国奴，认为高丽人懦弱，“高丽人都像老鼠一样”。面对果里沙的冷嘲热讽，果里没有回击，而是选择沉默。电影院的中国门卫也欺负果里，蔑视他是“穷高丽棒子”，不让他进电影院，但果里也只是气愤地回一句：“好小子，慢慢地见！”然而，果里的沉默和隐忍并不意味着懦弱，被日本兵掳走并强制当苦力的果里不堪虐待，用刀刺死日本兵，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勇敢。果里沙听到果里奋力刺杀日本兵后，一改往日的不屑与嘲讽，抱住果里称赞不已，两人成了好朋友。果里与“我”一起乘船南下时被日本兵发现不是中国人时，为了不连累我，他承认自己是高丽人，而“我”不是。小说虽然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述者既是叙述者也是参与者，但最大限度地克制了对他者内心世界的主观叙述。但通过对果里的身世、生活现状以及因亡国奴的身份而遭受各种嘲讽和不公的描述，果里的无助与悲愤已经充分地表露于文本中。作者通过塑造沦为亡国奴的异族形象，告诉国人若沦为亡国奴将会遭受到何等的屈辱与悲愤。同时，通过果里沙对待果里的判若两人的态度警醒国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弱小民族不能幻想通过悲惨的命运博得强势民族的同情，只有勇敢地奋起反抗才能博得强势民族的尊敬。当尚未发生“九一八事变”时，小说中的“我”与果里沙代表着强势民族，而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学校的旗杆上扬起“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未也没有见过”的旗子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也同果里一样沦为弱势民族，一同南下逃离沦陷的东北的“我”与果里成为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流离失所的命运共同体。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场域中的共同体意识以汉语小说与朝鲜语小说为例1072023年第2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中国民众与朝鲜民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成为面对共同的敌人的命运共同体。萧军的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 写于1933年，主要讲述了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民革命军英勇杀敌的故事。据萧军本人讲述，八月的乡村是根据吉林省的磐石游击队提供的真实材料，并结合个人的参军经历加工而成的。1932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吉林省磐石县的中朝农民组成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的抗日力量。正因为小说取材的史料中有朝鲜族人的身影，因此，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高丽人安娜这一人物形象。安娜生于中国，她从小被父亲灌输抗日思想，在14岁时就开始被训练。小说中虽然未对安娜父亲的工作作具体说明，但依据从事的是“时时有被中国政府逮捕的危险”的工作可推断他应该是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安娜到满洲参加抗日运动是组织的意思，也是其父亲的意思：“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全爆发起来，我们底祖国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