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意义_李树林.pdf

收稿日期2 0 2 3-0 2-0 1 作者简介 李树林,男,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2 0 2 3年3月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M a r.2 0 2 3第4 4卷 第2期I NN E R MON G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4 4.2D O I:1 0.1 4 1 3 7/j.c n k i.i s s n 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0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意义李树林(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 1 0 0 2 2)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是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涵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又一次觉醒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经验总结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 6 1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0 1 5-0 7 引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的宝贵历史经验。2 0 1 7年1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首次阐述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周年大会上作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述,其中首次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相结合”)作了明确强调。这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在迎接“强起来”伟大飞跃进程中的又一次深刻觉醒,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两个相结合”,并进一步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 始 终 保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蓬 勃 生 机 和 旺 盛 活力”1(P.1 7)。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在统一的基础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科学认识,从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和理论创新的角度对“第二个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具体阐释。这充分彰显了“第二个相结合”的重要地位。新时代新征程上前景光明、挑战严峻,存量问题与增量问题交织,诸如理论创51新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第二个相结合”在理论创新层面、文化创新层面、制度创新层面、实践发展层面和价值追求层面上的时代价值尤为突出。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二者相结合的时代意义的研究还较为少见。鉴于此,本文拟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尝试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意义作有益探索。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征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P.1 8)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体系,必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在继承中发展。针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变的、现存的、永远适用的“误解”,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P.1 7)。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待他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真理,但并没有终结真理。它所形成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这些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在不同的时代条件和民族形式下会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对此,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做了更加系统的阐述。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一个错误命题即“矛盾=背离”时提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命题,论述了矛盾具有客观普遍性,简单的机械运动、生命运动都存在着矛盾,无论是高等数学还是初等数学都充满着矛盾,思维领域也存在着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矛盾既是事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也是运动的实在内容。正因如此,人类的认识也是辩证发展的,不存在所谓的“终极真理”。客观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这源于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有限性。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讲到,“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3(P.4 2 7)。人的认识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由此,真理性的认识不断地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充实、完善、丰富和发展着自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4(P.3 4)此外,矛盾还具有特殊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发展的理论体系,为不同国家民族提供的只是一般指导原则,只有结合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各个国家特有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P.1 6)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百余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战胜风险、力挽狂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次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就是在“两个相结合”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内涵具体表现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之中。这个过程是“化中国”与“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结合既是“化中国”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化”的主要方法和重要特征之一。毛泽东同志曾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P.5 3 4),“要追求一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6(P.8 2 0)。这一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2 0 2 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回答“共产党怎么能成功”的命题时指出,“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61化”7。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之一,“第二个相结合”又是本土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 6)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行,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相结合”,在党百余年的不同时期实现了理论飞跃,结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硕果,并用以指导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两个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新的实践,取得新胜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确立”,在党的二十大上通过的关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又强调,“两个确立 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8。“两个确立”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结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论,是顺应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的结论。政治上的坚定来自认识上、理论上的清醒,认识又源于实践,重大论断和科学结论总是与伟大事业及其实践紧密相连。在新时代,之所以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因为他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是2 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占据理论指导地位的思想,是因为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回答了时代之问,能够指导人民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两个确立”既是坚持“两个相结合”的必然结论,也是继续推进“两个相结合”伟大征程的现实需要和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才能在新时代形成将深入推进“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才能武装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新时代,正是因为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断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强大生命力,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发展进入到崭新阶段。二、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第二个相结合”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实根基。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确立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是在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当它进入中国后,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扎根、生长、发展,才能进一步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P.1 8)。从中华文化的发展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顺应时代、与时俱进、汲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地将新的理论要素、实践要素、时代要素注入其中,以激发其内生性的发展活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第二个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形成和传承下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9(P.2)它经过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孕育,不仅是中华民族根之所系、魂之所附,而且经由各种途径传至世界而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1 9世纪中期以后曾遭受外部冲击和自身变革的双重挑战。外有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内有自身的裂变,一度处于何去何从的尴尬境遇。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全球扩张,进入1 9世纪中期,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模式产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必然会在文化上有所反映。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不同性质的文71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彷徨,中国人民陷入了精神危机和文化困境。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的精神被动和精神危机问题才得以解决,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曾在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中指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的七十多年里,中国人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