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_张利国.pdf

收稿日期:20220810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学视域下学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21BMZ058)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利国(1976)，男，河北张北人，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于海波(1997)，男，辽宁朝阳人，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91 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利国，于海波(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既有研究某种程度上忽视“人”的存在，往往存在着“人学的空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人的意识，根本上要回归作为意识主体的“现实的人”本身。马克思主义人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要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原点，立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人的交往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重新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实现机制和价值向度，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之维和实践之道。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学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22)06-0001-1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核心话语，推进国民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当前，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密切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多学科协力、多视角切入、纵横交错、宏微结合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气象。其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范畴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范式。一是解构式研究。即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拆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对术语的分别解析组合生成整体性的理解。二是预设式研究。即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既定的、先在的概念加以使用，并尝试从历史记忆、国家建构、政治整合、社会融入等方面加以铸牢。两种范式由于偏重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在”的阐释，有意无意忽略了对“意识”本身的人的理解，某种程度导致了研究的“人学空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始终是主体”1 310，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主张“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因此，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根结底要回到作为意识主体的人本身。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四个与共”首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做出阐释，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共同体理念所具有的“意识”主观性特征，也反映出形塑这种共同体理念所依赖的“客观实在性”(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共同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了主客观的内在统一。基于此，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出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实现机制、价值向度展开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认知。一、“现实的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原点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要以人为第一始点展开，“全部人1DOI:10.16415/ki.23-1021/c.2022.06.001类历 史 的 第 一 个 前 提 是 有 生 命 的 个 体 的 存在。”2 14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个体应然状态下的一种集体意识和共同体理念，人的问题构成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的逻辑原点。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理想人”的假设，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和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绝对的、静止的、抽象的本质主义人性观，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始点，以此展开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及其人的实践活动等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开始要谈的是一些现实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 151因而现实的人就是人类社会中一切有生命的个体，是客观实在的，又因从事各种具体实践活动而彼此联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在历史中行动着的人。首先，“现实的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类生命，人“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 153除人基于生物性因素与自然先天联系，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都因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建立彼此关系，其中，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决定人的本质生成与发展的根本关系。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139这种社会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经历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资本主义时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时期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演进嬗变。从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样态看，其主要表现为个人与他者(包括他人、社会、民族、国家、世界)建立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形态，以及在这些关系结构中所呈现出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状态。在关系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作为“现实的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建立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并非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也有别于西方社会以契约精神和宗教文化为纽带的原子式、松散式的关系结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 这一理念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提供了思想基石，为促进民族交往交融凝聚了价值共识，内嵌着面向国家的社会归属感、走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更是中华民族延绵不衰、接续发展的源源动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义相通且更具亲和力和可感受性的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独特的叙事表达。它从“中国人”这一“现实的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出发，以“家”作为总体性和“根基性的隐喻”(root metaphor)4，藉由中国人“家国一体”的意识观、“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以及“家国同构”的治理观，并借助“大家庭”这一政治隐喻予以表达。这种关系结构蕴含着集历时与共时、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内在统一的“家”文化，以及由此生发的“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化不可断”的团结基因，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认知特点，极具温度感和感染力。“大家庭”模式也成为我们党解决本国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治理实践。通过“大家庭”“一家人”“一家亲”“好日子”等极具亲和力、感染力和包容性的话语表达，“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筑中国梦”“共享幸福和荣光”等极具内聚力和感召力的愿景擎画，以及西部大开发、东西部协作、兴边富民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行动实践，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激活作为“家人”的身份感，作为“家庭成员”的依存感以及同属一个“大家庭”的归属感，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不仅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统一的政治宣示和符号表达，也成为新时代构筑“家 共同体接续机制”、引导国民“全民一体的认知趋向”5，以及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治理路径和情感纽带。其次，“现实的人”是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中的人。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现实的人”就是实践性、历史性与生成性的整体存在。6 一方面，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人”面对具体的、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不断地完成着对自身的改造，推动了人由自在到自觉的不断超越，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人的实践不是随心所欲的，任何人的实2践活动都会受到所处的客观外部世界及主体自身能力状况的制约，这使得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的思想意识通常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条件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进程中萌生、成长，在走向自强自为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强化和升华。“从诸华、诸夏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从中华到中华民族，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7 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民族交融互动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有碰撞冲突甚至战争，但来源于地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文化、情感等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相互亲近似涓涓细流不断汇入并滋养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隐而不彰、自在生长却厚重悠长、绵延不衰。然而，深受“天下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中长期缺乏清晰的疆域和边界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宏大而又模糊的空间指称。元、明、清三代虽在技术上开启了中华版图等具有边界意识的政治尝试，以 尼布楚条约 等为代表的国际条约也彰显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和领土概念，但直到近代，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传入，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中断了中华民族自然生长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动员和人心凝聚的代表符号才得以广泛传播，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并增加了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等具有普遍共识性的国家立场。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中增加了党作为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象征、政治上一律平等作为身份意义的共同体理念。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等百年艰辛历程，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完成了由自在、自觉迈向自强的新跨越。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泛起，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国家建设提出了全面挑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集体觉醒走向共同铸牢，打造一个人心归聚、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最大实际。这既需要遵循民族工作发展实践的客观规律，又需要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二、人的需要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推动人全面发展的内在前提，是促进“自然共同体”向“虚幻共同体”最终向“真正共同体”转换的动力要素。首先，人的需要是人进行活动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9 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催生出新的需要，同时社会生产实践决定着人的需要的对象和范围、广度和深度。马克思将人作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整合于社会共同体之中，提出人的需要“三阶梯”理论，即以生存和繁衍为基础的人的依赖性需要、以物的占有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需要，以及以回复自然回应社会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人的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其次，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是处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发展过程，“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动性。”10 当某一层次的需要占据主导，其他层次的需要则会潜隐于整个需要体系的内部，一旦人的需要发展到某一个阶段，这种潜在的需要就会呈露出来。恩格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利益作为与人的社会存在直接关联的社会现象，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利益实质上是需要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形态”11，需要和利益共同构成推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动力基础。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立场，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增权赋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利益与需要，以此不断深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基础”的“社会秩序”12 的高度认同，以及对民族复兴“几代中国人夙愿”13 的集体行动的意向。其一，政治上赋“权”，满足各族人民共享政治资源、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之需。“平等作为3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14 中国共产党克服传统社会以阶级对立和族裔区隔为基础的民族问题治理缺陷，将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提出“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少数民族“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15 的主张。通过践行民族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