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族情感与体育比赛中的民族主义现象_范可.pdf

收稿日期:20230202作者简介:范可(1957)，男，福建厦门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讲座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理论、政治人类学。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体育人类学学科体系与基础理论研究”(19BTY006)的阶段性成果。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是一个意义宽泛的概念，在此指的是一种政治原则，主张个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政治或经济进一步深入合作。国际主义虽然与其他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结合，但也反映其信条、信仰，以及自身的运动，见:“Internationalism(politics)”，https:/en wikipedia org/wiki/Internationalism_(politics)。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29 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o 3，2023General No 129社会学研究略论民族情感与体育比赛中的民族主义现象范可(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北京100081)摘要:本研究讨论民族情感何以可能和体育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现象。体育比赛虽以竞争、对抗和冲突为表征，但象征的是和平而不是对抗。因而在批评体育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现象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在鼓励国际主义精神、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等方面，体育运动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民族;民族情感;“冲突观”;体育的民族主义;体育民族主义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23)03007709问题的提出现代竞技体育是在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及其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的。1吉登斯(A Giddens)将现代性(modernity)定义为 17世纪以降，始于西方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的一系列政治组织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2在这一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的19 世纪，成为国际地缘政治及其实践的主要形式。随现代性而来的还有现代教育;随现代教育兴起的还有现代体育，3(PP427 440)而且现代体育还发展成为一个自治领域。4(P428)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 Elias)指出，现代体育有其社会功能。一方面它可以成为现代国家规训民众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它也是人的自然本性被驯化，残留的野性得以在法和规则所限制的条件下得以释放，它因此可以代表民族生命力的潜能。除了新兴国家自我宣传多有以男女性强壮的身体象征民族的生命力之外，在体育赛场上还有哪些具体表现可归为民族主义现象呢?由于国际比赛大多(但不是所有)以国家为单位竞争，体育场馆也随之成为民族主义情感弥漫的空间。但是，如果以“冲突观”(conflict per-spective)看问题，认可逐鹿国际比赛具有国际主义的意义，那么体育比赛在本质上应该是反民族主义的。本文首先就“民族情感”何以可能的问题，沿韦伯(Max Weber)的理路作简要论证;继而审视“体育社会角色冲突观”中的民77族情感;然后，论证体育运动中的两种民族主义现象;最后则是简要讨论体育运动在哪些方面支持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民族情感何以可能?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当今社会人文学科经常出现的概念。学界公认，民族(nation，或译“国族”)概念难以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5(P61)该定义虽然广为接受，但从所招致的批评表明，它绝非完美。简单而言，民族是一种国际秩序认可的社会政治单位和人民观建构(a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民族主义则是通过情感诉求来表达的政治愿望，这种诉求要求自己的“民族从属性”(national belongingness)不会被忽视。情感因素对民族主义作用非凡，正因为如此，体育运动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产生民族主义现象的舞台，因为至少在理论上，体育是现代文明提供的，人类可以在法律的限制下释放自然本性的领域。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开篇之首即指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主张政治单位和文化单位必须吻合的政治原则，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最好由这一原则来定义，这种情感的激发源于这一原则被破坏所产生的愤怒，或源于实现这一原则所产生的满足。6(P1)为什么人们会对“民族”情有独钟?其魔 力 何 在?俄 罗 斯 人 类 学 家 季 什 科 夫(Valery A Tishkov)曾说它是一个“灵异的字眼”(the ghost word)。7(PP625 650)显然，情感使之罩上灵异的光环。但民族情感并非天然，韦伯(Max Weber)对此有些讨论。韦伯首先指出:“民族是一个情感的共同体，它能准确地表现自己的状况;从而民族是倾向于产生自己的国家(state)的共同体。”8(P176)但是，韦伯同时也承认，促成民族情感的因素多种多样。比如，如果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没有宗教上的分歧，那么就得首先考虑其政治命运。8(P176)韦伯不同意把民族视为一个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单位，因为在一个政权内部的不同群体也视彼此为不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并不能表明是一个民族，例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以及美国的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相反，一个民族并非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在瑞士的官方文件里，除了瑞士人民(Swiss People)之外，还有“瑞士民族”(Swiss Nation)这样的概念(瑞士由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三大语言集团的人口组成)。而有些有着共同语言群体则不同意他们是单一民族(a separate nation)。虽然宣称为民族往往与共同语言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民族大众的文化价值;这是存在语言冲突的“经典国家”(classic state)的典型例子，奥地利，俄罗斯和东普鲁士都是这样。这种强调共同语言与民族的联系有着不同程度的紧张，紧张程度最低的是美国和加拿大。8(PP172 173)韦伯认为，在所谓的“民族团结”(nationalsolidarity)的成员中，同意共同语言是民族之所以为民族者，大概与反对者同样多。“团结”可以因为联系到群体的其他重要的文化价值而达成，如宗教信仰对于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民族团结还可以更多地与“族群要素”(ethnic elements)相关，如德语瑞士人和面对德国人的阿尔萨斯人(the Alsatians)，或者面对不列颠人的爱尔兰人。在所有的这一切中，民族团结可以将拥有共同政治命运而产生共同记忆的其他民族联系在一起，如阿尔萨斯人和法兰西人因为革命战争代表他们共同的英雄岁月，又如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Baltic Bar-ons)觉得他们应该去帮助和引导俄罗斯人掌握自身的政治命运。8(P173)韦伯罗列了世界各地的诸多例子，不仅指出通常所认为的共同语言作为民族的特质，而且还包括了一些人们用来描绘民族的要素，比如各种“共享”:宗教、历史、血统、政治，等等。在他看来，无论利用哪一种“共享”来作为根据，都可以找到矛盾和不充分之处，都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表现一个民族与表现一个族群并没有不同:87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成为两个民族国家纯粹因为宗教信仰上的不同。阿尔萨斯人的语言是德语。此处当指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兰西内战 作者注。“民族的”联系(“national”affiliation)无须建立在共同的血统(common blood)，之上。确实，在任何地方，特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经常是外国后裔。但是特别的、共同的人类学类型对于民族性(nationality)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不足以，也不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先决条件;所以“民族的”理念对包含共同裔脉和同质性这样的概念是合适的，尽管经常对这种同质性未加定义。民族所拥有的这些概念与族群共同体的团结情感是相同的，都同样受到各种资源的滋养。但是，族群的团结情感无法将族群自身打造为民族。8(P173)既然所有可视为产生民族情感的要素都无法完全自洽，那么，对于一个愿意借鉴民族情感(the“national sentiment”)的社群，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哪些结论呢?无论如何，一种感伤(pa-thos)可能形成在他们当中 哪些共同行动他们将准备去做?离散群体(diaspora)通常坚持一种惯例(a convention)来作为其“民族特质”(national traits)，但与其他单一民族一样，这种惯例总是改变，其频率相差无几。而对于实证上完全模棱两可的民族理念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社会学的类型学必须分析所有类型的共同体的团结情感，其遗传学的条件，以及作为后果的“参与者的一致的行动”。韦伯承认自己无意做这样的分析，但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民族理念的有关事实作为替代，因为支持民族理念者的立场与“声望”利益(“prestige”interests)有着很强的亲和性。在一定的形式上，最早和最有活力地表达这一理念的，莫过于上天的“使命”(providential“mission”)之说，尽管这一说法罩着面纱。8(PP175 176)但是这种所谓上天的使命的民族观或者其他与声望有关的赞颂如何能激起民族成员的情感呢?这种情感如何在一个民族内部超越其他共享民族原则的不同族群的边界，实现民族团结整合呢?换言之，这种情感如何能在国家版图内人人共享，让人们相信，民族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是传媒资本主义助长了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9;为日后的民族想象打下了基础。韦伯也有类似安德森的见解。他指出，“民族”的意义之锚经常抛落在所谓的“卓绝性”(superiority)上，或者至少落在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上，而文化价值只能通过培养群体的特性来保存和发展。不言而喻，知识分子命定地去生产和传播“民族理念”(“national idea”)，如同那些在政体内掌控权力者催生“国家的理念”(“the idea of thestate”)那样。韦伯显然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情感发育过程中宣传和动员的作用，而所谓的“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特别的美德所代表的某种成就被考虑为 文化价值 (“cultural values”)，从而夺取了文化共同体的领导权”。8(P176)韦伯也察觉到民族建构中文化价值的虚伪性，他指出:“共同的文化价值能提供民族统一的纽带。但是由于文化价值的客观质量如何完全无关紧要，因而不应有民族 必须是文化共同体 的想法。”8(P178)韦伯也注意到传媒的作用，但他认为，报纸无法使文学文化(litera-ture culture)升华，也未必能对公众产生最强的凝聚力。考虑到实际的社会条件，所有对于统一的文学语言的兴起和使用地方语言的文学(a literature in vernacular)的研究，仅仅处于刚起步的阶段。韦伯还认为女性对民族情感的形成贡献独特，是她们使民族情感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给女性写色情抒情(erotic lyric)不可能用她们无法理解的语言来写，取代拉丁文的并非仅仅是温文尔雅和骑士风度的抒情，这些也不是民族语言首先书写的文字作品。但是，彬彬有礼的抒情可以将民族语言升华为文学语言。8(P178)没错，民族情感的抒发在文字上总是十分抒情;许多语言里谈及祖国、民族这类意象97此处，韦伯所说的“人类学类型”(anthropological type)是在体质人类学意义上而言的。笔者译文。笔者译文。笔者译文。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拉丁文是基督教世界唯一的“官方”文字语言，被“方言”(vernacular languages)所取代基本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今天的民族语言，如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都是所谓“方言”。时往往与女性的形象相联系;当用第三人称指涉民族、祖国时，大部分语言往往用“她”而不是“他”;对女性的胴体赞美或凌辱，甚至被用来形容祖国的可爱和被侵略，革命烈士方志敏的散文 可爱的中国 是为其例。在质疑了其他“原生的”(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