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影人的历史定位与文化身份——以郑正秋为例_陈晓.pdf

132022第17期 郑正秋（1889.11935.7）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其职业生涯横跨出版、电影、戏剧等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一时无两。他不仅是文化事业的实践者，也是社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被称为“与时代同呼吸”1的人。探究跨界影人郑正秋的历史定位与文化身份，首先梳理已有文献中对其历史定位的史述，以及挖掘跨界文化身份对历史人物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其次明确郑正秋文化身份的具体指涉，以及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最后，以郑正秋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为线索，以其参与的诸多文化事业的史实为依据，综合探讨其作为大时代下复合型文化人的身份指向。一、出版人、演剧者、电影人：史述中的历史定位从已有文献来看，鲜有文献将郑正秋作为出版人、演剧者和电影家三种文化身份进行综合研究。总体上，研究郑正秋作为电影和戏剧从业者的文献较为丰富，对于其出版人的身份则挖掘不足。从出版事业的角度来看，郑正秋作为专栏作者、编辑、主办者，参与了很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他的出版人身份其实与戏剧、电影行业息息相关的，他编辑和撰稿的报纸多是文艺副刊，杂志多是戏剧、电影专业类期刊。因此，目前大部分研究是从其戏剧、电影从业者的身份出发，分析其发表的文字作品，单以他出版人身份进行文化身份分析的研究较少。郑正秋以兴趣和职业为出发点，撰写了大量剧评、影评，这方面的研究多为文本分析，以其剧影评为基础探讨其艺术观。234这类文献中，赵海霞的专著 近代报刊剧评研究（18721919）中的一个章节为“近代报刊戏剧理论批评执笔人研究”，除了剧评的文本分析，还将郑正秋置于职业作家和评论家的群体中探求其文化身份。5在个案研究方面，有学者着重研究郑正秋主办或编辑的某一出版物，探讨郑正秋作为出版人的编辑思想和治刊理念等，如 解放画报6新世界报7新剧考证百出8等。总之，郑正秋作为出版人的身份并未得到充分挖掘，相对于电影和戏剧方面的研究，其出版人的身份仍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尚待学者继续探索。从戏剧事业的角度来看，郑正秋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文明戏的“甲寅中兴”，因此对其演剧者的文化身份定位往往与文明戏在中国戏剧史中的史述息息相关。文明戏诞生于中国戏剧现代化转型的初期阶段，是中国话剧的开端和发轫，包括洪深9、欧阳予倩10、田汉11及后来的学者都基本认定文明戏即为早期话剧。但因其艺术理论的匮乏及其发展中后期浓重的商业属性，以及一定的意识形态语境，戏剧史界对除“春柳派”和“南开新剧团”以外的文明戏评价一直不高，甚至对其娱乐性和类型化常常持批判态度。例如，1949年以来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由陈白尘、董健主编的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 认为，商业化是文明戏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并将文明戏的演剧者定义为“封建阶级的子弟”，他们“跟旧制度、旧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旧生活有不同程度的眷恋，这使他们在从事新剧活动中对旧势力的斗争还不够彻底有力，而同人民群众的脱离又使他们感到软弱无能”。12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展，以及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对文明戏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进行重新【作者简介】陈晓，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产业史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话剧接受史”（编号：18ZDA260）子项目“中国话剧舞台美术接受史”阶段性成果。陈晓跨界影人的历史定位与文化身份 以郑正秋为例DOI:10.16583/ki.52-1014/j.2022.17.00214HOT TOPIC专题中国电影史研究梳理和挖掘，特别是作为近代重要的娱乐产业这一面向。相应地，对郑正秋及同时代的戏剧家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王凤霞的专著 文明戏考论 中专设章节探讨郑正秋主导的各个剧社在戏剧史中的地位，认为新民社储备大量剧目和戏剧人才，其商业模式提供了行业标准，完成了文明戏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模式的转型13；将郑正秋定义为“文化改良者”，强调他锐意创新，改革文明戏诸多弊端，应将他的戏剧放在“大众文化范畴”下去理解，而“他在戏剧界的努力，除了新民社的中兴之功，其他的尚未被挖掘”。14在其他学术文章中，王凤霞还提到了郑正秋在戏剧上表现出的媒介素养、宣传意识和戏剧教育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15赵骥校勘了大量早期话剧文献史料，以郑正秋主编的 新剧考证百出 为基础，总结了郑正秋对新剧的贡献，梳理了郑正秋早期在上海的新剧演出活动，把“家庭剧”“言情剧”纳入新剧范畴，以“重振新剧”的改革者定义郑正秋。16特别关注到郑正秋作为西方文化的“转译者”的身份，强调郑正秋是将莎士比亚戏剧搬上文明戏舞台的第一人，他在中国话剧形成初期就对莎士比亚剧目进行了 介绍、改编和演出，对于莎剧在中国的推广作出重要贡献。17总体而言，郑正秋在戏剧方面的文化身份是随文明戏的历史定位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郑正秋演剧者的文化身份也会有更多的认知。从电影事业的角度来看，郑正秋因自身开拓性的成就，作为中国早期杰出电影人的文化身份被充分肯定。1963年，第一部官修电影史程季华主编的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就给予了郑正秋“早期中国电影的拓荒者”“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以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电影事业的正直艺术家”18的评价。其后的电影史述中大多沿用了这样的历史定位，如“奠定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基础”“中国电影事业开疆拓土的功臣”19，“我国电影事业的一位开拓者、先驱者”“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20等。在其电影艺术价值的论述方面，中国电影发展史 以阶级批判的治史观念，予以郑正秋作品的价值评判基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郑正秋的思想是进步的，特别是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其作品始终停滞于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框架中；另一方面，肯定了他在电影上的民族性的风格和群众意识，“摆脱了西方资产阶级影片的因袭”21，艺术上表达了他“平易通俗的风格和对民族形式的尊重”。22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体系正常化以后，这样的艺术价值评价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代电影史学者中，谭春发23是在郑正秋人物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其著作 开一代先河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 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研究郑正秋的作品。虽然是以“评传与小说结合的写作方法”，但其“把史料性和知识性溶于可读性”24的写作尝试开拓了电影史述的新领域，同时对于郑正秋人物研究的史料发掘上作出巨大努力。同时代的学者如封敏25、董立甫26、李晋生27等也从不同角度对郑正秋电影及其电影人身份进行了分析，但整体评价基本沿用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 的评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末，在“重写电影史”的学术背景下，郑正秋在电影方面的文化身份及电影作品的价值得到更新与拓展。特别是2004年当代电影 杂志第2期，专为郑正秋设“封面人物”单元，诸多学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人物研究和电影文本两个方向进行了充分讨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被广泛应用。28如果说上一代的学者是在电影史料整理和积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这一代的学者则是延拓了电影人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视野范围。其中，李道新多篇文章以郑正秋及其电影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将人物放置于中国近代艺术史、社会史及思想史的大脉络中，突出了郑正秋“文以载道”的电影观念和“电影教化社会”的艺术主张，对郑正秋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拓展“中国电影学派的开创者”29“电影启蒙的理论家和启蒙电影的实践者”30等。此外，李道新也积极倡导学界对影人年谱撰述、编年史及人物评传的关注，其以郑正秋研究为例，提出了影人文化身份研究的新方向，还有很多新领域有待挖掘。31由于早期电影与戏剧的亲缘关系，很多学者以郑正秋演剧者和电影家的交叉身份为切入点，以电影学为主视角，研究中国戏剧与电影互动的关系。“影戏观”是中国电影理论中重要的一维，学者多从郑正秋戏剧与电影的交叉身份来研究戏剧是如何帮助处于幼儿期的电影成长的，郑正秋的文化身份往往以论述的背景出现。“戏人”电影人的身份同样值得关注。1984年，黄继持在“探索的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学术研讨会”上，对早期中国电影创作提出了“戏人电影”“文人电影”和“影人电影”的概念，并得到学者林同年的积极回应，认为这“是一个便于中国电影流派积极讨论的一个有用的分类观念”，并将“戏人电影”定义为“一种玩物怡情的游戏，供人娱乐的倡优、杂技”。32152022第17期 而“戏人”的定位也直指以张石川、郑正秋为代表的第一代电影人。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学者更容易从“文人”“影人”的角度把握电影人的文化身份和创作实践，而沿着“戏人”这条线索的研究较少。刘畅在其文章中将以郑正秋为代表的“戏人”放置于大众文化生产的语境之下，认为其文化身份呈现出商业性、娱乐性和通俗性的文化表征。33总的来看，从郑正秋在电影史中身份定位的演进，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话语评价空间。“褒扬 五四 精神和精英话语、贬低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进而否定中国早期电影的思想倾向，在电影史与电影批评话语中屡见不鲜。显然，摒弃两极化的思维模式和单一化的价值评判，恢复中国早期电影暨郑正秋电影以至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形象，成为重写中国电影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34郑正秋作为电影家的文化身份逐渐得到肯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和人物的历史定位不断提高。二、文化身份：知识分子与跨界影人晚清至民国的时代是一个“离心力”时代，“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皆一再提到中国是一盘散沙。民国以来，思想家便一再感叹，没有办法 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35同时，这样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 断裂社会”，不仅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而且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的分层机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36各种主义、思想、学说、理念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调色盘”中不停碰撞、融合，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身处其间的思想者，他们在断裂中重建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修正对个体文化身份的认知，在中西思想对撞下厘清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郑正秋正是这些思想者中的一员。郑正秋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他的文化事业发展路径都让他对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充满多义性和复杂性。对郑正秋的文化身份的历史评价中一个较为基本的问题便是郑正秋可否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一般史述中，郑正秋更多被视为艺术家或当时的文化名流。从传统来看，知识分子群体多被归于思想史和政治文化领域，史学家更侧重其精英层面，而作为通俗文化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郑正秋，其政治和思想层面很少被关注和体认。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是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Intellectuals通常强调的是 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里的直接生产者 这是有别于 需要劳心 工作的specialists（专家）和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37。许纪霖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那些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38魏承思认为，“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进步思想并对社会持批评立场的人”，需要符合“独立性”“超越性”“批判性”三条标准。39以此为标准，郑正秋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是相较于著书立说的学者、独立创作的文学家等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与印刷资本、都市娱乐、大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郑正秋好像难以达到“知识分子”的高格调，他的处境在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中似乎被边缘化了。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大背景下，现代文化产业报刊传媒、图书出版、电影等带动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文化人在参与和构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同时，也在文化资本主义机制中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文化身份。25年的职业生涯中，郑正秋以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核心，在出版、戏剧、电影三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其纠结于郑正秋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边界，倒不如以其民族主义为线索，以其参与的诸多文化事业的史实为依据，综合探讨其作为大时代中跨界文化人的身份指向。三、跨界影人的身份构建：民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