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docx

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 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根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 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 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局部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说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说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表达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标准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那么。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到达“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三、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根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1、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衬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局部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根底。 2、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3、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①）、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等。 4、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创造。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 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那么。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那么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四、“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