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曾巩_刘复生.pdf

2023 年 5 月总第 207 期第 3 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Serial No.207,No.3May.202363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波澜壮阔地展开，其间人才辈出，灿若星河，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曾巩是这场运动的一员主将。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同名县）人，后称南丰先生。他在“古文”方面的突出成就多少掩蔽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今人对曾巩的文章、文论研究较多，其他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曾巩去世后，同僚林希撰曾巩墓志称：“公于经，微言粤旨，多所自得。一不蔽于俗学，随问讲解，以开学者之惑。其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其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自韩愈氏以来，作者莫能过也。”揭示了曾巩不盲从注疏，追求经旨，一切以儒家之道为准则，以“仁义”为最终指向，是韩愈复兴儒学的继承者，充分肯定了他在北宋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虽推重有加，然犹有不足。笔者以为，曾巩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在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下从五个方面揭示这一主题并作简单分析。谨以此文纪念曾巩去世 940 周年。一、明道：曾巩的文史观北宋中期，古文运动继中唐之后再度勃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曾巩 刘复生（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摘 要：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著称的曾巩在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巩在文学、史学上力倡“明道”；揭斥佛老“异端”之害，坚持儒家道统；在兴学中呼唤“古人教学意”；追求儒家“王道”政治理想；较早对“性理”问题进行探讨等，皆表现出新儒的鲜明特征。在这场思想运动中，曾巩发挥了主将的角色。关键词：曾巩；儒学复兴；北宋中期中图分类号：K244;B244;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3）03-63-11历史与文献收稿日期：2022-07-16作者简介：刘复生（1948），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文史馆馆员。例如，1983 年在江西召开的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的论文集中，共收入 20 篇论文，除少数几篇研究曾巩生平和史学、哲学思想而外，有 14 篇都是研究他的散文诗歌的，此后的情况大体类似。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曾巩研究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林希：曾巩墓志，曾巩集附录，是本以顾崧龄刻本元丰类稿为底本，附有辑佚。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798 页。64 刘复生：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曾巩2023 年第 3 期兴，这反映了文学复古与儒学复兴之间相与倚重的内在联系。按照古文运动先行者韩愈的意见，古文运动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文”：“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内容重于形式，曾巩正是这样一位“志乎古道”的古文家。他认为流行数百年的骈俪文，闭塞了“圣人之道”，所以要“广开其辞”，让圣道“复明于世”，他说：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舍是醨矣。退之既没，骤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自己“努力文字间”，是基于“扶衰救缺之心”而非在那里玩弄文字。治平二年（1065），曾巩为英年早逝的友人王回（深父）文集作序，称赞他：“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溺，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在曾巩看来，王回之文以“明圣人之道”为要务，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别集”，其实这也是他夫子自道。时人论曾巩之文“必本于经”，“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 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可谓推崇备至了。朱熹数赞曾巩之文，将之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并列：“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又说：“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部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可见曾巩名列“古文八大家”，不是虚名。不仅文章，曾巩还以“史学见称士类”，他是欧阳修门人，秉持其师史以明道的基本观念。元丰四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史馆修撰等职，专典史事，主持整理典籍，特别注重对“名臣高士事迹遗文”的采集。曾巩认为，史学著述不应是单纯的历史记载，当以“明理”“明道”为要务。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认为一部好的史著，关键要有可当此任的史学家，不然不能彰显“殊功韪德”。该序以“二典”推明唐虞之治为例，提出了对“良史”的要求：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韩愈：题哀辞后，全唐文卷五六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543 页。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曾巩集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31 页。曾巩：王深父文集序，曾巩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96 页。曾肇：曾巩行状，曾巩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791 页。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315、3321 页。韩维：曾巩神道碑，曾巩集 附录，第 802 页；宋史 卷十六 神宗本纪，曾巩受诏修撰 五朝国史，即后来的隆平集，当是未定之稿。曾巩：南齐书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7、188 页。文中“二典”，指尚书中尧典 舜典。南齐书，梁萧子显撰，曾巩等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65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 207 期对史家提出了相当高的标准。曾巩在梁书目录序中，力辟释氏之失，强调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天下之通道”，结语回到“史以明道”说：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凡此均表明，曾巩对“文”和“史”的要求是一致的，都是要“明道”，文史一家，史亦文也。他校雠 陈书 后，撰有 陈书目录序，对陈朝的兴亡作了如下评述：“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制治之法可彰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陈朝虽无先世的遗泽，然而兢兢业业开创了新朝，而其速亡于腐败堕落，揭示其兴亡的原因，存之可以“为世戒”，所以他认为史不可废，必揭示历史的治乱根由，才是为史之道。曾巩论“义近于史”的铭志说，“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担当此任，但是“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这就走了样，明确提出了对史家的“道德”要求。在唐代，编年体史书被边缘化。北宋中期，编年体重新受到推重，被认为最能体现史家明道的要求，因此，司马迁及史记受到苛责。曾巩认为司马迁于秦火之余，掇拾“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创纪传之文，虽可称奇，但更多的是指责：“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指责是相当严厉的，一旦“是非”不对，一切皆非，必以儒家道德作为最高标准，这与以治唐史著称的孙甫（9981057）观念相近。孙氏在学界有“终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指孙甫）论”的美誉，他对司马迁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也颇不以为然，可见一时的史学风气。孙甫去世后，曾巩撰孙公行状 予以表彰。后来更有 资治通鉴 的问世，编年体史书得以复活，是儒学复兴思潮在史学上的一种表现。二、抨斥佛老“异端”，构建儒家道统北宋新儒对佛老“异端”有了比唐韩愈更多的认识，也有更深入的揭露，曾巩自然也不例外。在兜率院记中指出：“其始自汉魏，传挟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为尤盛。百里曾巩：梁书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77 页。曾巩：陈书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5 页。陈书，唐姚思廉撰，贞观十年（636）上进。宋嘉祐八年（1063），曾巩等人校定。曾巩：寄欧阳舍人书，曾巩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53 页。曾巩：南齐书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8 页。南齐书，梁萧子显撰，据该序，曾巩等人“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三孙公甫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年，第 234 页。孙甫：唐史论断序，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238 页。曾巩孙甫行状，曾巩集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47-649 页。66 刘复生：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曾巩2023 年第 3 期之县，为其徒者，少几千人，多至万以上，宫庐百十，大抵穹墉奥屋，文衣精食，舆马之华，封君不如也。”百姓劳苦，官府“常锢百货之利，细苦蓬芒”，而对浮屠却“反倾府空藏而弃与之”，深以为“非古之制”，那些说“其法能为人祸福者，质之于圣人无有也”，自己虽然无力拒阻时人对释氏的趋附，但却“介然于心”，很为不安。该记是受佛徒之请而撰，故而委婉曲笔。撰 仙都观三门记 揭道宫之侈过度：“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视天子或过焉。”揭示了佛老耗费民力奢侈无度的危害。曾巩在说非异篇中也说道：“今者虞庠夏校之制未备，而塔庙丛于海宇，缘南亩、操机杼之民寡，而断发胡服之隶肩相摩、踵相交也。崇奉之侈，古之未极者，今复尽行之矣。”深为佛老之盛担忧。在北宋，“华夷之辨”高涨，曾巩斥浮屠为“夷狄”，即“断发胡服”之辈。说非异中说：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枭乱之地，假汉魏之衰世，基僭迹，文诡辩，奋丑行。至晋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国。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为言动居处皆变诸夷狄。此前有石介中国论、欧阳修本论等名篇均持“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论，将佛老视为夷狄，是站在诸夏礼义文化的立场上而言的。曾巩进一步揭示说：“佛之徒，自以为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诎。”佛徒以佛学为“内学”，从内省中得到智慧，而斥教外之人没有入门。曾巩在该篇中极力证明，“圣人之内”早就存在了，只是没有被认识到。曾巩引易说，“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圣人于智、道两得，而包括佛家在内的“百家”，“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故而两失，而佛徒“自以为吾之所得者内，亦可谓妄矣”！不过曾巩没有深入讨论佛教之内学问题。为消解佛老的影响，唐韩愈说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宋儒显然要温和一些。如李觏提出：“禁修寺观，则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罢归矣”。这是让其自然消解的办法。曾巩在说非异篇中，也提出类似的办法，“为今之策，先民所谓复其人，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导之。出于中计，斥祷祠之末，制厌胜之嵬，学自上先焉。场庙勿新也，诵试勿数也，冠而隶籍，五百髡其一人”。减少剃度，逐渐使之弱化。他提出，应该把“邪说”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不赞同采取“灭其籍”的方法。面对“民贫而且不安”，他以“裕民”为“当世之急”，认为“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曾巩：兜率院记，曾巩集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89-290 页。曾巩：仙都观三门记，分别见曾巩集卷十八、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89 页、274 页。曾巩：说非异，曾巩集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97-699 页。曾巩：梁书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77 页。李觏：富国策第四，王国轩校点李觏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38 页。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曾巩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4 页。67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