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３年第２期·法治天地·５７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法益结构”的完善廉睿１，２卫跃宁２（１．湘潭大学法学院，湘潭４１１１０５；２．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８）摘要：依据“目的词”之差异，合并使用语义分析，可将《档案法》中的法律条文区分为“国家法益型”条款、“社会法益型”条款及“个人法益型”条款。经统计，“国家法益型”条款的占比是２５．５％，“社会法益型”条款的占比达６６．３５％，“个人法益型”条款的占比为８．１５％。与一般的部门行政法有所不同，在《档案法》中，所呈现的是“个人－社会－国家”的三元法益结构，且“社会法益型”条款占据绝大多数，这是由档案立法理念转型和档案社会化趋向所共同造就。除此之外，《档案法》中还存在着特殊的“法益集聚”现象，这是由其现代“领域法”属性所导致。面向未来，应以“档案治理现代化”为基点，实现“国家法益型”条款、“个人法益型”条款和“社会法益型”条款的动态平衡；以“社会法益”为切口，反映档案事业的社会化需求；以“个人法益”为视角，使得“个人法益型”条款真正实现对公民之“赋权”。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法益结构；法益集聚；档案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１６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０５作者简介：廉睿，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软法理论；卫跃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监察法学，本文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ｚｕｉｗｏｄｅｄａｄａ＠１６３．ｃｏｍ。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专项课题“监察权的刑事诉讼属性研究”（ＺＦＺＸ００７）。《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自颁布以来，不少学者围绕着“档案法”的法理属性、规范集成等问题展开争鸣，其学术影响延续至今。以ｃｎｋｉ数据库为索引源，通过输入“档案法”这一关键词，可以获得相关文献２１３０篇（搜索时间：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虽然与“财税法”“体育法”等传统部门法的研究热潮相比，这一数字难以称得上“浩瀚”，但对于新兴的“档案法”来说，能获得学界如此高的关注，实属不易。究其原因，一方面，“新《档案法》的制定与颁布，为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明确指导，为档案事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基本保障。”［１］另一方面，通过《档案法》的制定，“明确了党和国家现代化治理推动下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并解决档案实践工作适应新时代特征的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