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法益结构”的完善_廉睿.pdf

年第期法治天地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法益结构”的完善廉睿，卫跃宁（湘潭大学法学院，湘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摘要：依据“目的词”之差异，合并使用语义分析，可将 档案法中的法律条文区分为“国家法益型”条款、“社会法益型”条款及“个人法益型”条款。经统计，“国家法益型”条款的占比是 ，“社会法益型”条款的占比达 ，“个人法益型”条款的占比为 。与一般的部门行政法有所不同，在 档案法中，所呈现的是“个人社会国家”的三元法益结构，且“社会法益型”条款占据绝大多数，这是由档案立法理念转型和档案社会化趋向所共同造就。除此之外，档案法中还存在着特殊的“法益集聚”现象，这是由其现代“领域法”属性所导致。面向未来，应以“档案治理现代化”为基点，实现“国家法益型”条款、“个人法益型”条款和“社会法益型”条款的动态平衡；以“社会法益”为切口，反映档案事业的社会化需求；以“个人法益”为视角，使得“个人法益型”条款真正实现对公民之“赋权”。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法益结构；法益集聚；档案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廉睿，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软法理论；卫跃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监察法学，本文通信作者，：。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专项课题“监察权的刑事诉讼属性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 档案法）自颁布以来，不少学者围绕着“档案法”的法理属性、规范集成等问题展开争鸣，其学术影响延续至今。以 数据库为索引源，通过输入“档案法”这一关键词，可以获得相关文献 篇（搜索时间：年月 日）。虽然与“财税法”“体育法”等传统部门法的研究热潮相比，这一数字难以称得上“浩瀚”，但对于新兴的“档案法”来说，能获得学界如此高的关注，实属不易。究其原因，一方面，“新 档案法的制定与颁布，为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明确指导，为档案事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基本保障。”另一方面，通过 档案法的制定，“明确了党和国家现代化治理推动下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并解决档案实践工作适应新时代特征的突出问题。”实际上，也正是在理论动因和实践动因的双向驱使下，“档案法”的“显学”价值方才得以凸显，它不仅构成了传统“部门法”范式中的行政法，而且也兼具现代“领域法”属性。然而，这种集“部门法”表征与“领域法”特质为一体的法治构造，也为“档案法”研究中的“身份危机”埋下了隐患。在研究范式上，“档案法”因其调控领域的专业性，加之调整方法的技术性，使其在档案学界和法学界之间摇摆不定，尤其是在法学界，它一再面临着被逐步“边缘化”的风险，这突出表现为，就现有的研究趋向来看，“档案法”首先是档案学界的重点关注对象，而并不必然成为法学家们所研究的主要范畴。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以法学专业视角进行研究的论文中，所采用的分析进路也多为“社科法学”，缺乏“法教义学”的渗入与融和。笔者认为，在“档案法”研究中，档案学界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这是由“档案法”的“领域法”DOI:10.16113/ki.daxtx.2023.02.011法治天地 年第期 特质所决定；但是，法学家们的介入也不可或缺，它能够提升“档案法”研究的规范性和思辨性。有鉴于此，笔者将立足于“法教义学”之基本立场，试图通过对 档案法法律条文所进行的法益分析，来推导出整部 档案法的法益结构，并对当前法益结构的“合理性”作出研判。通过“法益”理论的嵌入，能够阐明 档案法的时代价值，凸显 档案法的实践品质，并为“法益变迁”语境下 档案法的未来演化提供行动方案。申言之，在“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对 档案法研究所采取的这一颇具 法教义学色彩的研究方法，既表明了笔者的学术倾向，也“有利于促成立法、司法、执法的一体化建构。”“法益”概念的生成理路及其 档案法中“法益结构”的实证分析在面对分析实证法学和自然法学的“法律”概念之争时，英国法学家哈特曾指出，“在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问题中，没有几个像 什么是法这个问题一样，如此反反复复地被提出来并且由严肃地思想家们用形形色色、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式予以回答。”同理，围绕着“法益”概念所进行的讨论，也成为法学界的经典命题之一。尤其是在向来崇尚法典的罗马法系国家，其讨论的激烈程度，并不逊色于“法律”概念的本体之争。因此，在逻辑顺序上，笔者只有先行对“法益”概念做出本土化解读，方才有利于对 档案法的“法益结构”进行评估。“法益”的概念演化从地域渊源上来看，“法益”概念并非发端于中国本土，而系欧风美雨的产物。就学科渊源而言，它普遍被认为是源于刑法之中，并作为刑法中的“理想型概念”而存在。早在 世纪末期，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便指出：“具体而言，作为法所保障的生活关系而被固定化、规范化的东西就是法益。”而后，德国刑法学家宾丁也认为：“法益并不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权利，而是立法者眼中作为法律共同体健全的生活条件的法共同价值。”由此可知，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在对“法益”进行解构时，普遍强调的乃是“实体论”意义上的“法益”，而并不过分凸显“法益”概念的方法论价值。时过境迁，从 世纪末期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学家们普遍认识到，“法益”不但具有实体含义，亦具有工具性价值。尤其是伴随着 世纪“全球法律一体化”运动的盛行，“法益”概念开始释放出一定的理论诠释力，成为解读其他部门法发展的重要向度。例如，在行政法领域，部分学者通过使用“法益”这一研究工具，来对行政法从“管理论”到“控权论”的现代转型进行证成。对此，有学者评价到，“以 法益为研究工具，进而论证出公法的转型模式，已然构成了推动公法发展的学术 风尚。”萨维尼曾指出，法的素材是由民族的整个过去给予的，是源于民族自身内在的禀性和历史。因此，当“法益”概念被引介至我国时，应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做出新的解读。在实体论层面，我国学者指出，法律所存在的意义之一即是探求发展人格所需要的外在条件，而“刑法的任务就是保护那些发展人类之人格所迫切需要的外在条件，这些条件便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法益。”在方法论层面，我国已有学者将“法益”作为研究工具，来识别出“后 国家情报法时代的国家安全情报法律体系建设可能面临的问题”，并对我国未来国家安全情报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就整体态势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法益”概念兼具实体价值和工具价值，在内涵上，它大体指向了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但这一指向并非固化，而是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变迁。档案法中“法益结构”的分布构成作为笔者研究对象的“法益结构”，即是由“法益”概念所衍生的产物。从系统论要素来看，作为整体的“法益结构”，主要取决于作为个体的法律条文中所渗透的“法益”形态。因此，若要认知 档案法的“法益结构”，就需要化繁为简，对其所包含的 个法律条文中的“法益”元素进行提取。但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并非所有法律条文都适宜成为“法益”提取的母本。法律条文主要分为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概念性条文和技术性条文四大类，这其中，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规范性法律条文，而后两者则是典型的非规范性法律条文。在表达方式上，由于非规范性法律条文多采用中性词汇，难以进行“法益”确认，因此，其并不适合用作对“法益结构”的精准化分析。据此，档案法中的规范性法律条文，就成了进行“法益”提取的理想样本。在技术处理上，通过联合使用“目的词”分析和文义分析的方法，可以对法律条文中所折射出的“法益”进行有效识别。在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顺序上，应优先考虑“目的词”分析法，即法律条文本身若含有价值指向的“目的词”，则直接使用“目的词”分析法进行“法益”提取即可，若法律条文本身不含有明确的“目的词”，则应对整个法律条文进行文义分析，从而推导出该法律条文所反映的“法益”。通过对 档案法的整体解读，笔者先将 档案法中的第二条（规定的是档案的概念，属于概念性条文）、年第期法治天地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是电子档案的概念，属于概念性条文）、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军队档案的委任性立法，属于技术性条文）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是档案法的生效时间，属于技术性条文）排除在外，这四个法律条文均属于非规范性法律条文，不适合用于“法益”提取。除却这四个法律条文，档案法中所剩余的 个法律条文，均可用于“法益”的提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某个法律条文可以共同反映出多个“法益”，因此，当一个法律条文只反映一项“法益”时，该“法益类型”赋值为；而当一个法律条文反映二项法益时，该“法益类型”赋值为 ；当一个法律条文反映三项法益时，该“法益类型”赋值为 ，以此类推。经笔者统计，在 档案法中，共计有 个法律条文体现出“个人”法益，笔者将这些条文称之为“个人法益型”条款，依照“个人”法益的渗透程度，又可将这些“个人法益型”条款划分为纯粹“个人法益型”条款和混合“个人法益型”条款。前者如 档案法第十一条，在该法律条文中，仅体现一种“个人”法益；后者如 档案法第五条，在该法律条文中，同时体现多个“法益”，“个人”法益只是其中之一。在 档案法中，纯粹的“个人法益型”条款只有条，即第十一条，该法律条文的价值取向在于完善档案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混合的“个人法益型”条款则包括了第五条（部分涉及公民个人的档案利用权）、第二十八条（部分涉及向公民个人开放档案的目录）、第二十九条（部分涉及公民个人利用未开放档案的权利）、第三十一条（部分涉及公民个人优先利用档案的权利）、第三十二条（部分涉及公民个人的档案公布权）、第四十六条（部分涉及公民个人的举报权）和第四十七条（部分涉及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在 档案法中，还有 个法律条文体现出“国家”法益，同理，也包括了纯粹“国家法益型”条款和混合“国家法益型”条款。纯粹“国家法益型”条款主要是指第一条（目的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第十条（确定档案管理机构的赋权性条款）、第二十条（涉密档案管理）等；混合“国家法益型”条款则是指第五条（部分涉及国家机关的档案利用权）、第三十二条（部分涉 及 国 家 的 档 案 公 布权）、第四十七条（部分涉及对国家秘密的保护）等。另外，档案法中有 个法律条文体现出“社会”法益，包括了“直接体现”和“间接体现”两种具体形式。所谓“直接体现”，即直接表明法条设置的社会目的性，包括第三条（表明档案事业要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第四条（表明档案要便于社会利用）、第七条（表明档案事业发展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第二十七条（表明国家档案馆要定期向社会开放档案）等；所谓“间接体现”，即这些条文虽未直接言明法条设置的社会目的，但由于档案事业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属性，因此，也可以将关乎档案事业发展的事务性条文归类于“社会法益型”条文，这些条文主要包括第十二条（表明要健全档案管理制度）、第十五条（表明要定期移交档案）、第十九条（表明要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第三十六条（表明要实现电子档案管理信息化）、第三十八条（表明要实现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等。图 档案法中法益条款构成图 档案法中“法益结构”的具体呈现及其整体态势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知，在 档案法中，共计有 个法律条文体现出“社会法益”，占比高达 。另有 个法律条文体现的是“国家法益”，占比为 ；还有 个法律条文主要体现的是“个人法益”，占比最低，仅为 。单就这一统计结果而言，笔者认为，档案法“法益结法治天地 年第期 构”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档案法中嵌入的是“复合性”的“法益结构”与其他 的 部 门 行 政 法 有 所 不 同，在 档 案 法中，所体现出的“法益”具有复合属性，这是一种由“个人社会国家”所组成的复合性“法益结构”，且“个人法益型”条款、“社会法益型”条款和“国家法益型”条款呈现出非正态分布局面。就传统行政法的“法益”演进路径来看，主要是在“管理论”和“控权论”两者间进行游离，“管理论”所要维护的首先是“国家 法 益”，而“控 权 论”所 突 出 强 调 的 是“个人法益”。在“管理论”的立法逻辑中，部门行政法的核心任务在于为国家的行政管理行为提供规范供给，因此，其秉持了“国家在场”的基本视野，而采用“国家法益型”条款来进行立法表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