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综合减贫与乡村振兴_傅守祥.pdf

决 策 与 信 息（总557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2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众多，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农业发展仍须持续提档升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因此，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我们必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综合减贫与乡村振兴傅守祥1魏丽娜2（1.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摘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的减贫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等成为“后脱贫”阶段的治理重点，治理方式向“综合减贫”转型，进入这一阶段，需重视后扶贫阶段构建“动态脱贫”机制、强化“精神扶贫”作用的问题，探索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生态减贫”。从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与长远战略来看，立足生态文明，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要结合地域特色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塑造减贫和乡村振兴的性别理念，将非遗文化与“女性赋权”相结合，为既有减贫模式提供补充和改进。乡村振兴要从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重塑与内生能力的逐步培养等角度持续发力，注重发挥各类新乡贤的积极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引导他们体现公共精神，顺应现代法治、引领地方发展。要遵循乡村变迁规律，让乡村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独特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当前，我们党以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生态文明转型，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和新发展理念，努力在更高层面追求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乡村振兴；综合减贫；特色发展；新乡贤；共同富裕中图分类号 D267.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5-0030-08收稿日期 2022-11-10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之新疆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培育项目“以 文化润疆 深入推进新疆综合减贫和乡村振兴”成果。作者简介 傅守祥（1970-），男，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文艺学研究；魏丽娜（1982-），女，安徽铜陵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比较文明研究。（总557期）2023（5）决策与信息 Decision&Information302023年第5期须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的基本国策，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这一基本国策的有力抓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不断消除各种贫困现象，大力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时代责任。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政策演变，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实施后的脱贫实践成效显著、成就巨大。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全国上下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完成了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3，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4的“脱贫攻坚精神”。随着减贫工作进入新阶段，针对民族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人口特征，我国还将采用超常规手段与创新机制结合，短期、长期帮扶结合的策略，短期内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长期帮扶的重点是解决现存贫困人口的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具有山高路远、资源匮乏、远离市场等特征，民族群众发展条件落后、贫困程度较深。因此，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与深度贫困地区常常杂糅叠加，使得少数民族脱贫减贫及乡村振兴等任务艰巨。简言之，我国少数民族受区域地理、历史文化等影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制定适合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新路径是一项重要课题。因此，我们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优越性，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构建互利共赢扶贫合作机制，坚持共享发展，全力推进综合减贫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实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进步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不但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低限”大幅度提高，不断创造“文明新形态”，而且在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可以说，中国“精准扶贫”的理念与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注入了信心、探索了路径，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实践提供了可靠经验。一、“后脱贫”阶段的综合减贫与绿色发展以 2020年为界标，中国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难题，进入了缓解“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即“后脱贫”阶段。“后脱贫”阶段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绝对贫困”并非永远消失，它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死灰复燃”和暂时反弹，因此，巩固脱贫成果特别是与乡村振兴全面衔接意义重大；其次是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相对贫困”难题，其任务重心指向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即常说的“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产业扶贫更加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和特色化。毋庸讳言，有些脱贫户基本生活虽然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遇到风险变故仍有可能返贫。巩固脱贫成果，还需要政策和制度配套上的“扶上马、送一程”或“打通最后一公里”。2021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7。在“后脱贫”阶段，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形成的贫困治理框架中的许多理念和方法仍应坚持，但需要根据贫困的相对性等特征进行细致调整和完善。回顾历史以总结经验，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中仍然存在“精神贫困”问题突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解决“三农”问题与精准扶贫之间“缺位”的现实挑战等。立足新阶段反贫困实践的历史定位，必须要始终强化“精神扶贫”的作用，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和构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8。同时，扶贫理念应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消除“相对贫困”转变，构建“动态脱贫”机制；推进扶贫政策与农村发傅守祥 等：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中的综合减贫与乡村振兴31决 策 与 信 息（总557期）展政策融合，建立口径一致的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扶贫主体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变，发挥各类主体作用。毫无疑问，2020 年是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时间节点，然而，贫困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贫困群体已经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物质贫困转为精神贫困，收入贫困转向支出贫困等。我国扶贫开发政策未来应坚持“兜底保障是基本，创新发展思路与方法是核心，补偿型政策是补充”的三大导向。因此，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的扶贫路径需要创新思维方式，开发新的扶贫模式，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民族地区扶贫将面临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经济增长的相对减贫效应大幅下降的难题，“福利依赖”及扶贫政策、低保政策衔接异化，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导致更多贫困人口从扶贫政策中漏出，以及文化的差异持续对民族地区贫困的减缓产生不利影响等挑战。简言之，2020 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后，减贫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等六类成为“后脱贫”阶段治理贫困的重点，新时期扶贫工作应从“精准扶贫”向“综合减贫”转型，扶贫机制从临时性、阶段性的政策性扶贫向常态化、法制化的制度性扶贫转变。为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通过建立贫困标准动态调整、城乡减贫联动、扶贫社保融合、减贫良性互动的“四项机制”，提升贫困对象稳定增收、市场竞争、融入社会、抵御风险、自我觉醒的“五项能力”9，力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综合减贫体系。我国进入“后脱贫”阶段，改变贫困群众的传统活法，实现心态转变对贫困群体的正向形塑，切实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在精准扶贫中，“文化扶贫”要进一步加强，因为它发挥着“扶志”和“扶智”的重要功能，所以，未来的“文化扶贫”要紧密结合精准特点，首先做到目标精准，满足农民主体真实诉求；其次做到制度精准，构筑全面合理保障机制；再次做到措施精准，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带动下的贫困村脱贫致富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建设目标。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乡村振兴就是精准扶贫的升级版，只有通过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与精准扶贫微观施策的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因此，要统筹做好摆脱各类型贫困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衔接，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和无缝对接。当前，中国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与综合减贫“两手抓”，不能有偏废、搞取舍，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做好两者的统筹与衔接，才能更好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10。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1，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会和过渡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12。同时，只有抓紧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从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与长远战略来看，推进全面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立足生态文明，依靠绿色发展，突出生态启农、绿色兴农、质量富农，统筹考虑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农民生活，围绕着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创新体制机制，抓稳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13。在“后脱贫”阶段，像贵州、云南这类民族地区还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原则，因地制宜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切实有效地带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升级。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复兴之路 思想领航“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322023年第5期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二、脱贫实践衔接乡村振兴的文化产业与特色发展在中国，人们已经很熟悉用文化产业“撬动”和助推脱贫攻坚；在“后脱贫”阶段，文化产业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依然作用巨大。2021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提供有力支撑14。乡村振兴离不开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作为产业扶贫与文化扶贫“交集区”的文化产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政策、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要素驱动下，文化产业以产业的强渗透性和民众的高认可度，通过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探索创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