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新文学解剖学隐喻的发生_邓小燕.pdf

721904 年 9 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第一周就接触到尸体解剖并大受震撼。给蒋抑 卮的信中，鲁迅写道：“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1许寿裳也曾谈到鲁迅动手解剖时的感受：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尤其对于年青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他又告诉我：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后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2萧红在追忆鲁迅的文章中，也曾写到鲁迅学医时“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3。她还引申道：“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4萧红巧妙地把鲁迅的解剖学训练与“打鬼”（传统文化批判）联系起来。解剖学对鲁迅的影响是深远的，他解剖国人，解剖社会，同时更无情地解剖自己。如刘禾所说，在五四文学雏形时期，新文学“肩负重任，解剖一国的病弱心灵以拯救其躯体”5。启蒙者在能否开出药方以及开出何种药方上或存在分歧，但在病理解剖的观念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有关解剖学观念如何发生、参与并塑造新文学独特的文学品格，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下文中笔者尝试勾勒这一问题的几个主要方面。一 打开身体：解剖隐喻的兴起在“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中，扁鹊四见蔡桓公，桓公的疾病从“腠理”而入于“骨髓”，最后一次“望”见桓公，扁鹊自知无能为力，就逃到秦国了6。这个故事历来被视为讳疾忌医的典型，但韩非子却是借治病讨论治国。该故事和本文将要讨论的解剖学有某种异质的相关性。扁鹊见蔡桓公的医疗隐喻，是以传统解剖学为依托的，这似乎暗示我们，解剖学隐喻很早便已发生。这一判断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虽然现代以来人们讨论中国解剖学的发生时，常将其视为医学辉格史的早期典范。在此笔者尝试通过这一具有迷惑性的故事来展开对解剖学隐喻的讨论。处于现代医学环境中的读者，容易看到扁鹊对蔡桓公诊断的病理解剖学特征，即在诊断上时间性（病理学）与空间性（解剖学）的联系，这和现代病理解剖学表面上相似，实际却大不相同。现代病理解剖学，依赖的是剖开身体，对人体器官的症候作精细的实证性考察，解剖刀是医生的武器，解剖学图谱是其作战图，人体确切说是尸体是他的战场，医生沉着、敏锐的目光也在其获取关于鲁迅与新文学解剖学隐喻的发生邓小燕内容提要 近代以降“人的发现”的文学思潮中，现代解剖学成为新文学家十分借重的医学资源，新文学也因之具有强烈的解剖学特征，这种解剖学特征体现为向外的社会解剖与向内的自我解剖。向外的社会解剖着重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新文化知识分子利用解剖学展开的身体暴力史批判，确立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合法性；向内的自我解剖则塑造了一种具有解剖美学品格的现代文学，赋予新文学开掘灵魂深度的能力。无论是向外的社会解剖，还是向内的自我解剖，鲁迅都是最卓越的代表。关键词 解剖学；新文学；鲁迅73鲁迅与新文学解剖学隐喻的发生疾病的情报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扁鹊诊病的空间位置，呈现的却是一个疾病空间的等级结构，实际上也是传统医学观对疾病由表及里的想象的体现。扁鹊凭借的工具是医生特殊的眼睛，这眼睛当然有别于受过现代解剖学训练的眼睛，它是另一种常人很难把握的身体技术。史记中记载扁鹊曾从名医长桑君处获取一种药物，吃下后隔着墙垣也能洞见病人五脏症结，这意味着扁鹊不需要通过解剖打开身体，即难经中的“望而知之谓之神”7。在目视身体把握症候这方面，中西之间差异很大，西方解剖学重视的是肌肉8，中医则凭借“望色”把握疾病内情9。在中国，解剖不仅在伦理层面遭到怀疑，在传统医学内部也不具有在现代医学中的那种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实际上，无论是由罗马医生盖伦所开启的西方医学传统，还是由黄帝内经开启的中国医学传统中，解剖实践在促进各自医学技术进步（治病）上并无显著作用。中国传统医学并不依赖解剖学，即便在西方，古代医师们的思维也“完全是非解剖学的”，“有名的医学院都坚持，解剖学对于医学研究并非绝对必要”10，解剖学对医学的促进作用，是 18 世纪末才迅速实现的。医学史家克尔瓦丁顿写道，“尽管解剖学者对理解身体有所贡献，解剖学对学院医学理论或治疗方法并没有提出重大挑战。医学仍旧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传统的做法”11。直到 1794 年后的半个世纪，病理解剖与临床解剖在医学与临床治疗上才显示了卓越的成绩。那种将 18 世纪末以来得益于解剖学的医学路径视为人类医学文明发展方向的观点，是科学史中典型的辉格史观。栗山茂久谈道：“由于解剖学后来变成了西方人体概念中非常基本的一环，以致解剖学的发展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就历史上而言，解剖学是个异端。”12在西方，人们也长期认为医学在早期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障碍就是在尸体解剖的问题上出自宗教和道德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病理解剖只能是处于禁令边缘的鬼影活动”，而福柯认为“这种对历史的复原乃是一种曲解”，他认为“如果说旧式信仰具有如此长久的禁锢力，那必定是因为医生在渴求科学的内心有一种被压抑的打开尸体看看究竟的需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断重复这种错误的潜在原因13。福柯的说法也符合西方之外的医学传统。栗山茂久就曾谈到：“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医学传统，如埃及、印度，以及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都不曾特别重视尸体的检验。”14虽然解剖学明末便已传入中国，尤其是有清一代，传教士译著了多种解剖学著作，中国本土也产生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但在清末因政治危机而引发系统性崩溃以前，都看不到解剖学会获得它在西方医学中那种位置的趋势，被认为极富于革命性的医林改错，也是在后置的医学语境中重新被发现的。以往的历史叙述将此视为历史发展受阻的证明，但这种明确的历史方向感是对文化演化复杂性的回避，解剖学隐喻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产生的。1934 年 10 月，周作人在兰学事始一文中谈到，日本在接受了西方解剖学后就接连不断出现了一批“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算求知识者的模范”的人，诸如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山胁东洋等，然而中国却只一个王清任,“日本在藏志之后有解体新书及其他，中国医林改错之后不知道有什么”15。这也是不少新文化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鲁迅、江绍原、陈垣、余云岫等人认同的观点。在周作人等人看来，王清任和扼杀王清任的传统势力间的关系，构成一幕文明受挫的悲剧，现代解剖学形象在中国的兴起是与这种想象相伴的。然而周作人的这种比较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无论是杉田玄白对西方解剖学的翻译，还是山胁东洋前往刑场解剖尸体，都是在兰学的知识谱系内展开的，属于文艺复兴后的医学传统，而王清任则完全不同，他作为传统医学的异质性身份是在现代解剖学的视野中被重新“翻译”出来的。王道还在系统比较医林改错与西方解剖学后，认为医林改错是中医内部的产物，“王清任的观察根本不脱他对人体功能解剖学的已有认识”16，王清任所关心的“不过是六气生化的形质（解剖）基础而已”17。不过这种认识，在现代很少被意识到，文明进步之链的想象逐渐取代早期的中西二分格局，解剖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文化批判性质，这一点在晚清便已形成。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危机，清廷开始派遣大臣742023 年第 1 期出洋考察，其中也有参观解剖室者，后之则有大批留洋学生，他们中不乏近距离接触现代解剖学的人。虽然出洋考察的官员少有完全认可解剖学的，但打开身体获取知识的观念已逐渐发生，在更年轻的一代人，尤其是怀有革命精神的人们身上，扁鹊之眼很快让位给解剖学家的柳叶刀。这一点从南社诗人蔡寅的解剖动物感赋中，便能窥见端倪：黄尘蔽天白日昏，蠢蠢蠕动百怪呈。微菌世界甘于醖，母廼无脑无灵魂。是何心肝不可说，别有肺肠焉足论。温峤之犀神禹鼎，虽得皮相遗其真。呜呼，吾将生人兮先杀人，不能杀人先杀物，明汝手眼练汝魄，咄咄犬羊小丑何足当莽英雄之一割，乃 为祖国普救众生之妙诀。18这首诗发表在东京革命党报纸复报上，此时蔡寅在日留学，当是参观解剖展览后有感而发。在诗人笔下，解剖学取代了燃犀烛妖之法，打开身体成为“生人”之术，而非残忍行为。诗中“犬羊小丑”是与“犬羊贱种”相近的对异族统治者的蔑称，解剖学成为暴力革命合法性的科学支撑。蔡寅的作品标志着解剖学隐喻的兴起。如果说蔡寅的诗歌还仅是针对现实的种族革命，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解剖学也是启蒙者开展身体暴力史批判的知识工具。二 历史解剖学：身体暴力史批判1900 年的一天，在华英商妻子、废除缠足运动的推动者立德夫人像往常一样巡回演讲，并向听众“免费散发裹脚和不裹脚的中国妇女脚部的 X射线照片和宣传手册”，“年轻人沸腾了，他们挤垮了栏杆，冲到前台来抢手册和相片”19。这些照片由汉口一位外国医生拍摄，曾有摄影师请求翻制，认为照片可以大卖，还能宣传缠足的恐怖20。立德夫人展示相片的活动，是通过解剖学呈现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一个经典案例。远在日本仙台的藤野严九郎不知是否见过此照片，作为解剖学教师，他对缠足显然很感兴趣，藤野先生中就曾写到他与鲁迅的一段交流：“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21批判缠足当然不自西人始，中国一直就有坚定的批判者和无视缠足陋习的女性22，但缠足成为知识分子的集体耻辱，却是近代的事，这种耻辱通过解剖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极具象征意义，这不仅意味着中西之间存在文明和野蛮的鸿沟，还意味着来自西方的知识工具能够成为传统中国弊病的探测器。解剖学隐喻在发掘传统的身体暴力上，恰好发挥了这种作用。由缠足引起的耻辱表明，解剖学与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传统排斥解剖学，而解剖学却具有摧毁传统野蛮本质的能量，无论是与死人（尸体）相关的鬼神迷信，还是与活人相关的畸形的身体文化（缠足），解剖学都能将之一扫而空。需要指出的是，与解剖学的文化批判相伴的是 19 世纪的科学革命史观念，这是一套光明战胜黑暗的社会进化论式叙事，它将历史演化中错综复杂的知识简化为进步与保守力量间的斗争，科学革命是先进的科学家与保守的教会力量殊死搏斗，最终科学占据上风的历史。这一科学辉格史在甲午战争后很快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是很典型的。作为科学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史同样如此，它成为启蒙者审视自身历史的新眼光。身体暴力和鬼神信仰并非中国所特有，但以新的眼光看，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野蛮的根源，并且也是解剖学发展的阻碍。最早接受西医训练，并对传统解剖学做过系统整理和批评的，是历史学家陈垣。陈垣早年曾在博济医院学西医，撰有多篇涉及解剖学的文章，其中中国解剖学史料最重要，文章胪列古籍中的解剖学材料，不少材料后都有评论，这些评论很能体现陈垣对“解剖学史”的想象。如对于纣王剖比干，陈垣写道“谓纣王解剖人为无道可，谓解剖人为无道不可”23；关于王莽剖杀王孙庆，陈垣谈到“惜乎莽得志未久，不能于此学有所补益而为吾道光也”24。陈垣看到中国古代被解剖者多75鲁迅与新文学解剖学隐喻的发生为死刑犯、饥荒或时疫中的横死者，认为解剖学要发展，宁可解剖圣人而不可解剖盗贼草寇。他还进一步看到中国解剖学不发达的制度和文化原因，制度上是暴政和虐杀，文化上则是视解剖为大不韪的民众情绪。陈垣认为中国解剖学“一误于纣，再误于王莽，三误于贼”25，指向的正是暴政和乱世，但他或许忘了西方解剖学的发展未尝不是从解剖死刑犯而来。如果说西方科学发展受基督教蒙昧的阻滞，按同样的逻辑，中国的这种蒙昧力量便很容易与暴政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而这也就是后来社会解剖家、文化解剖家们主要从事的工作。例如新青年上便有不少讨论解剖学文化批判作用的文章。如一卷三号刘叔雅所译介的赫胥黎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一文，文中谈到解剖学的意义：然物理学与解剖学则何如耶？解剖学者，生理学者，医学者，其事业在减少人类之痛苦，盖皆委身于最实用直接之事者也。然彼辈目先果局促于实利之一隅耶，吾恐彼辈殆破除旧思想之健将也。26二卷四号马君武所译的赫克尔一元哲学也讨论了解剖学，认为“一切生理研究，及一切有机体之形状及生活作用之研究，皆以可见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