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版图整合是怎样实现的：中国史被忽略的一个方面_姚大力.pdf

2023.3|107历史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发展”笔谈（下）跨区域版图整合是怎样实现的：中国史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姚大力蔡美彪主编的十册本中国通史宋代部分开端，在论及宋王朝“基本上依据秦、汉、隋、唐以来的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时这样写道：“秦始皇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编者按：如所周知，一方面，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从本质和总体上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和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或者全部精神和物质的文明，都是在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下产生的，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也对地理环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故探索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始终是人们长期关心和探讨的永恒话题，中华文明亦不例外。关于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发展问题，包括历史地理学界在内的我国学术界曾有过很多研究，得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繁荣及其特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被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核心特征之一，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刻认识，必将对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们脚下这片物华天宝的美丽土地，是上苍赐予中华民族的丰厚礼物，她目睹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发展历程，滋养培育了我们的列祖列宗，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基础，更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中华文明推上更高发展台阶的大舞台，善待这片热土是中华民族的永久使命。长期以来，本刊历史栏目对于生态与环境问题深切关注，此前曾多次组织包括历史地理学界在内的史学界专家学者对生态与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学术界反响良好。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再度将目光聚焦于“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发展”这个常青不凋的重大学术问题，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唐晓峰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王开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建革教授、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郭声波教授等九位前沿学者，结合各自研究特长，围绕上述问题作了与时俱进的新研究、阐发了许多新观点。或许某些新观点尚未臻于成熟，但对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发展”关系的认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期待更多学界同仁加入这一问题的讨论或争鸣，本刊将为各位同仁提供最好的探讨平台。本次笔谈我们分上下两期分别发表，上半部分已在第 2 期刊出，下半部分本期（第 3 期）推介，敬请学界同道持续关注。108|江汉论坛以上两处引述中，前一处当然完全可以成立。而后面那句话作为一个全称命题，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在认识与评价传统中国实现大规模疆域统一的历史进程时所长期持有的某种相当普遍和一贯的看法。据此，经汉、唐两朝加以调整、损益、扩大和改善的秦制，奠定了公元第二千纪之内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模式的基本格局。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看问题，辽、金、元、清等由各入塞人群所建立的国家，其所以成功是因为统治者施行汉化；其所以失败又因为他们汉化得还不够彻底。真是“成也汉化，败也汉化”！本文试图说明以下两个互有关联的问题：其一，传统中国实现在中国历史时期和空间范围内的疆土大整合，是经过两个不同阶段才得以完成的；其二，历史中国曾先后采纳了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因而也才可能将如此广袤而多样的地理区域纳入大一统国家的版图之内。一、汉唐式国家建构模式中国东亚板块的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版图整合，可以分为唐与唐以前，以及十世纪之后这样两大阶段来考察。前者是构成中国的各区域板块分别在各自板块的地理范围之中完成区域内整合的阶段；而从 10 世纪起，国土统一过程遂以跨区域的整合为其基本特征。公元前二千纪末叶，汉族祖先人群在华北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他们在春秋时自称为诸夏或诸华，由秦入汉之后乃以华夏名。先秦时代该人群分布的南界，大体在淮河秦岭一线之北。古人早就发现：“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而“南方无河之称谓也”，“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江字的上古音读若 krong，是用来记录孟高棉语klung（译言大河）的写音汉字，故不流行于北方。由此可知南部中国那时居住着很多说孟高棉语的人群。从刘向说苑记录的“越人歌”，从所谓“楚人沐猴而冠”（沐字用以记录藏缅语辞 myok 的读音，译言猴），又可推知那里分布着说壮侗语和藏缅语各种语言的人群。苗族、瑶族中有些群体至今分别自称 Hmong、Mian；古籍将南方土著泛称为“蛮”，或即由此而来。可见那时的南方还分布着大批苗瑶语人群。由于秦的统一，南方被纳入“中国”的版土范围。但当地土著几乎全非汉人。所以秦的疆域虽局限于中国的东亚板块，在当日它却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但中央王朝在汉族祖先人群分布地之南的广大区域建立起与北方一样发达的郡县治理体制，是经过长时期努力才获得的历史成果。以下举浙东和福建两地郡县建置为例说明之。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在会稽郡共设立 26个县，其中位于江南浙西者凡 12 县。在设立于浙西和今福建地区的 14 个县中，位于三门湾以南大片山岭之中者，只有大末（治今龙游县东）、回浦（治今临海县东南）、冶（治今福州）三县。这与当地土著本来就人口稀疏有关，与西汉政府将原先居住在那里的瓯越和闽越人群强制迁徙到北方更有关系。东汉初大末、冶二县仍旧，省回浦为乡（西汉设县之前，此处本来就是鄞县的一个乡），寻复县、更名章安。此后仅增置一县，即以章安东瓯乡为永宁县。至孙吴时期，乃先后从章安分置出松阳、南始平二县，又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再从永宁分出罗阳、罗江两县，遂以七县新置临海郡，后又增置初宁一县（地望无考）。在今福建，东汉时已析东侯官（即冶县）之北乡置汉兴县（孙吴改为吴兴），孙吴时又分东侯官置建安、南平（后更名邵武）二县，复析建安之校乡置将乐，再新置东安、南平两县，加上从邻郡划属过来的建平，遂得以此八县新置建安郡。属于两郡的这些新县，大体上是按先北后南的次序陆续建立起来的。先北后南的置县次序，与北方汉族农业人口大规模南迁呈同步推进的趋势，充分表明了汉民族持续向中国南方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顽强努力与中央王朝用郡县制度来逐步消化南方疆域这二者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分子遗传学（分子或基因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告诉我们，平均每百名今日南方汉族男女成员中，有 92 人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来自北方的父亲，而有 54 人则最终渊源于南方本土的母系。它极其生动地从人口动力学的角度，解释了汉文明是如何做到把南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域覆盖于其下的。如上所述，汉唐式国家通过推行郡县制来巩固新增扩疆域的策略，必须有大批汉族移民的支持，包括把早先盲目地向可以生存的地区流动的汉族人口作为国家设立行政建制的事实上的先遣队和接应者，以及把建立郡县制后更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迁徙到那里的汉族移民作为国家治理的本土化经济支持和文化响应基础。但是只有可以从事农业（至少是雨养农业）经2023.3|109济活动、并且相比之下较容易到达的地区，才会成为汉族人群迁徙的地理空间目标。云南拥有很多宜农地段，可是那里与汉文明发达区之间相隔太多的崇山峻岭，长途迁移过于困难。因此尽管汉晋试图在那里全面实行郡县制，结果仍因缺乏军事弹压和行政管控的地方社会基础而陷于失败。处于太平洋季风区边界之外的广阔的中国西部，则因为缺少雨养农业的自然条件，更不可能吸引汉族农业人口朝那里移民。因此，汉唐式王朝在宜农地区的版图扩展，较易沿着孤悬式控制、散点式控制而发展为圈网式控制，直至那片地方变成足以自养的政区，即在那里实施治理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达到了大幅度本土化的程度。与这样形成的内扩型疆域不同，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的地区，汉唐式王朝的疆域扩展往往被迫止步于散点式控制的局面，从而形成实施中央治理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长期依靠中央调拨的外悬型疆域。一旦中央疲于供应，那里就很快恢复到汉人眼里的“化外”状态。在汉唐型政权之下，中国西部至多也只能属于尚未被真正“消化”的王朝版图。西汉武帝时期，汉文明对它边界之外的人类世界的认识，获得了划时代的扩大和深化。但传统中国看待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天下中国中心观”，大致也定型于这个时期。我过去把上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其一，在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注定要外化为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国家；其二，这个强大国家代表着普天之下政治秩序中的最高权力，而不是均衡的多国体系内的成员国之一；其三，拥有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各人群之间的差异，于是被转换为同一文明或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其四，故“中国”有“教化”之责，周边诸人群则有“向化”之心，而教化与向化的最终结局，便是实现由汉文明覆盖“天下”的“大同”之世；其五，在“大同”到来之前，实现传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系的主要制度框架，即朝贡与册封体制；其六，位于中国国内边缘地区的蛮夷和华夏的关系，也与中国和中国以外诸人群的上述关系相类似。这样叙述“天下中国中心观”，其实遗漏了理应包含其中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要点。至少到唐宋时代，坚持政治现实主义的儒家主流对于汉文明空间拓展的天然局限性，已产生了十分明确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尽管在理论上，天下不存在能有资格与中国相匹配的他者，但所谓“一天下”，早已不是要把“天下”都囊括到中国之内，而主要是指以“文德”使远方梯航、沥诚慕化。这里无法把问题充分展开来加以讨论。只能举一些古人言说为证。隋书西域传“史臣论”曰：“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旧唐书东夷北狄传论赞曰：“我太宗文皇帝亲驭戎辂，东征高丽，虽有成功，所损亦甚。及凯还之日，顾谓左右曰：使朕有魏征在，必无此行矣！则是悔于出师也可知矣。何者？夷狄之国，犹石田也，得之无益，失之何伤？必务求虚名，以劳有用。但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其道也！”欧阳修等评论唐边患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是谓唐亡之祸，实源于征讨南诏而引发的庞勋之乱。晁公武引云南行记认为：“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及唐之亡，祸果由此。本朝弃嶲州不守，而蜀遂无边患。”再引一段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神宗与臣下的对话：“神宗尝因便殿，与二三大臣论事。已而言曰：二虏（此指西夏和契丹辽）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最为强盛。大臣皆言：陛下圣虑及此，二虏不足扑灭矣。上曰：安有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观此言，则勤兵远略，非帝之本心也。而开边生事，黩武虐民，皆邀功之臣启之也。其罪可胜言哉！”澶渊和议虽被少数大臣如王钦若视作屈辱的城下之盟，却得到多数宋人的正面评价。李纲称赞它缔结的“盟好之固逾百年，而两国生灵皆赖其利也”。当然，这样的思潮并不始于唐宋。赵翼发现，对汉武帝曲加维护的班固，在“武帝本纪”末的论110|江汉论坛赞里，竟“专赞武帝之文事，武功则不置一词”。他解释道：“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其实，如此看待汉武帝，殊不止于东汉之初乃尔。二、其他文化地理板块内的区域性整合如果汉唐式的中央王朝既无巩固地据有历史中国全部版图的能力，甚至连这样行动的意图也不强烈，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形成如此广袤的疆土？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事实上并非单纯地在沿袭汉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