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公共娱乐空间的政治改造——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例_谢松晟.pdf

第24卷第2期Vol.24 No.2荆楚学刊Jingchu Academic Journal2023年4月Apr.2023近代公共娱乐空间的政治改造谢松晟（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摘要：审视汉口民众乐园的发展变迁，汉口市政府通过体制、空间、演出内容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政治化的改造，使民众乐园成为其延伸政治力量，传播意识形态，推动社会教育的的重要媒介。民众乐园作为个案诚然有其特殊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政治化改造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民政府对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思想的探索。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公共娱乐空间不仅仅是专供民众的享乐空间，在政府的精心设计下，它还可以是灌输意识形态、培养民众行为的政治空间。从这一点看，对民众乐园的历史梳理无论是对城市空间的价值研究，还是当下对政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化建设，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汉口；公共空间；城市空间；汉口民众乐园中图分类号：D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2-0041-09收稿日期：2022-04-23作者简介：谢松晟（1996），男，河南遂平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公共权威之间的自主性社会领域1。公共领域既不属于私人范畴，又处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的边缘，可以说是一个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维持巧妙平衡、居中调和的“中间地带”。而在近代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一方面彼时根基未稳的国民政府亟需巩固统治，塑造权威，赢得民众认同。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公共空间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了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共空间这一“中间地带”自然的成为了政府延伸权力、体现国家意志的“必争之地”。作为近代武汉最为著名的公共娱乐空间，汉口民众乐园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范例。学界关于汉口民众乐园的研究已有不少，特别是胡俊修、钟爱平等学者都将民众乐园纳入到近代城市市民生活的范畴进行了论述，但关于城市空间的政治功能则较少涉及。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报刊文献，重点梳理并探讨近代汉口市政府在主导公共空间话语权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即汉口民众乐园是如何在管理体制、演出内容、空间内部建设以及社会功能四个纬度下的政治化改造中最终成为政府实行政治教化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媒介，进而由点到面的窥探近代国民政府的公共娱乐事业的建设思想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建设。一、汉口民众乐园的草创汉口于1861年开埠后快速迈向了城市和商业的现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原先作为内陆转运中心的汉口被纳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成为了全球性的贸易枢纽。此外，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所施行的修建京汉铁路、创办近代工业、兴建新式学堂等种种举措都进一步推动了汉口迅速发展，使其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业中心。商业的繁荣催生出民众对精神娱乐的需求。在西风东渐下，汉口的娱乐业也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茶馆戏楼，或是新式的酒吧影院。这些满足了各类人群需求，呈现不同文化特色的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的各个区域生根发芽。在中西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例41DOI:10.14151/ki.jcxk.2023.02.008时代背景下，汉口民众乐园由此诞生。1917年，时任汉口稽查处长的刘有财意图仿造“上海大世界”的建筑规模和经营模式，于汉口筹资修建一所可容纳一万两千人的大型娱乐场。娱乐场最初命名为“汉口新世界”，后经多方商议改名为“汉口新市场”。为了筹措资金，刘有财一方面拉拢了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等一众政要，另一方面还联合了汉口华商总会的多位富商代表和买办参与入股，最终凭借军警政商的各界关系，共计筹集本金四十万余元组建了“新市场有限公司”，其下设汉口新市场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协兴合记房地产经理处，分别负责新市场的建设经营2。1918年，新市场开始修建，地址位于租界与华界交界之处的后城马路，共分前后两部，前半部分先由协利公司“新盖新市场三层大楼，外加平台和七层塔式屋顶，并大厅及洋楼各一栋”作为新市场的主体建筑。整个建筑呈罗马古典主义风格，以七层圆形塔楼为主楼，两侧为对称的三层“V”字型裙楼，进门处建有圆形喷水池，旁边设一五米高的假山并栽种各类名贵花木，面积约有十五六平方。在其内部各层均设有大厅，四楼有通道可以直达两翼平台，建筑顶端为外嵌“新市场”三个大字的气窗穹顶。穹顶之上设有观景塔亭，底厅电梯可直达于此。后半部分则由协兴公司“在统一街市盖市房七栋，在贤乐巷盖市房十七栋”，并在两部相连之处加盖戏院两所，“一曰大舞台;一曰新舞台”。内部中庭则特邀日本建筑师设计精致园林。整个新市场共计占地面积12187平方米，建筑面积17168平方米。时人感叹其“层楼高耸，气象巍峨，建筑宽宏，规模美丽，洵足以壮此邦人士之观瞻，而园四千六百七十余年之破天荒矣”3。作为集大成者的新式娱乐中心，新市场兼备了娱乐和商业功能。从弹子房、秋千架、棋牌室、到大花园、动物院、影戏院、游玩场、大戏馆、博物院、特别宴宾室等，其娱乐场所可谓一应俱全，甚为完备，涵盖了各类中西新旧娱乐项目4。此外，在其外部靠近后城马路一侧，还设立了商店、理发店、照相馆、浴池等八十余家各类商业场所，专供人们进行消费。如此规模，可谓“汉上独一无二之游戏场也”。1919年6月1日上午8点，汉口新市场正式开幕，随即轰动一时。当天即售出门票两万余张，其场面“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创汉口空绝之奇观，备吾人娱乐之妙境，武阳夏三镇士女，联袂而来，诚盛极也”5。自此，以一站式、集成式为特征的汉口新市场，很快凭借多元的娱乐文化引领了整个汉口娱乐业的风向，开辟了近代汉口城市娱乐空间的新天地。二、民众乐园的政治改造（一）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实践在近代中国的动荡时局下，民众乐园的发展可谓历尽波折。1926年9月7日，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党认为新市场“在昔实为军阀官僚夫富商大买集货利之所，与国内通商大埠之游戏场，同其性质与社会教育漠然无关”6，遂由汉口市教育局牵头于1926年12月将新市场作为逆产收为公有，作为市民集会和工余俱乐的地点。其适逢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广州迁往武汉，新市场遂被命名被“中央人民俱乐部”。俱乐部的管理体制也从原先的经理制变为主任制，俱乐部主任由时任国民党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李之龙兼任。人民俱乐部起初只是作为“一切民众之安乐园”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服务。但在192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委员会举办的临时联席会议指出可凭借“其旧有规模，借艺术之力宣传党义”，遂决定将中央人民俱乐部内部改组为政府宣传机构，隶属于政治部血花剧社。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以“先烈之血浇灌主义之花”为意亲题“血花世界”四字寄于李之龙，中央人民俱乐部因此又自称“血花世界”。“在文化娱乐行业实行公有制，源于政府力图控制社会舆论主导权的强烈冲动，特别是在社会剧变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为达成其政治目标，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舆论资源。文化娱乐业因具有与最广大群众直接联系的天然优势，被纳入了国家和政党的视野。”7中央人民俱乐部的成立，客观上催生出新市场作为娱乐空间的公共属性。国民党通过公有制改造，将汉口最大的综合娱乐中心纳入囊中，其寄希望通过这一公共空间作为传播纽带，一面使自身的政治力量得到延伸渗透至城市各个角落，另一面亦可将自身以“党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辐射输出至整个社会，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从1926年到1930年，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频繁变化，正是国民政府在公有制下的艰难探索与实践。1.从“委员制”到“协同管理制”随着1927年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42央党部迁至南京，中央人民俱乐部旋即归由汉口市党部管辖。汉口市党部鉴于中央人民俱乐部“因各种关系，不能如意设施使成一个有组织有主义之人民俱乐部，以合乎革命民众之要求”8，遂于1927年8月21日组建改组委员会着手俱乐部的改组事宜。改组后的中央人民俱乐部变主任制为委员制，由黄坚、唐性天、李星亚、苏甲荣、黄恩良五位委员组成中央人民俱乐部委员会负责管理。1927年末，宁汉战争爆发，以新桂系为主力的南京国民政府赢得胜利并控制了武汉，武汉市党务整理委员会遂将“中央人民俱乐部”易名为“武汉人民俱乐部”，并决议重新委派五名委员重组管理委员会。但未曾想“正办理间适政治训练部长江上游办事处呈请军事委员会准由该处派委员五人接收，仍沿前名，未几主其事者发生内哄”，尽管湖北省政府专门抽派二十一人组成监督接收委员会前往俱乐部内调解纠纷，但仍“纠纷益甚”。鉴于此当局只好复改委员制为主任制，于1928年5月将武汉人民俱乐部改名为汉口民乐园，就近交由汉口市公安局监管，委任局长汪以南暂行代管。而后又于1928年9月委任汉口市公安局行政科长冯伯谦专任民乐园总务科科长兼代主任，乐园自此“事权统一，责任乃专，内部情形始有起色”9。1928年10月，汉口市政委员会成立，汪以南以“市政事宜，既有专管机关，自应分别执掌，以清权限”，以及“冬防期间，公安吃紧，难兼筹并顾”为由，呈请汉口市委会统筹各局接收办理10。11月1日，汉口市第一次市政会议决议将民乐园改组为社会局附属机关，以作“社会教育实施之所”，同时命令公安财政二局协助监管。具体来说即公安局负责维持园内秩序，财政局负责收管门票收入，社会局则主要负责乐园经营以及内部组织和艺术宣传。社会局在接收之后委任王绍虞为民乐园主任，并于11月15日派其前往交接全园事务。1929年后，武汉市改称汉口特别市，民乐园遂改名为“汉口特别市民众俱乐部”。总体上，从1926到1930年的4年间，是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探索时期，民众乐园“协同管理”的实践标志着政府已将对公共娱乐的管理作为一种公共职能纳入到其日常的行政管理之中。但另一方面，社会、财政、公安多部门间权责不清、体制不顺造成的管理混乱也严重影响了民众乐园的健康发展。1929年的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中收录了一份由汉口市水电公司委托市政府向民众乐园追讨欠款的公函，水电公司指责“民众乐园为民众娱乐机关，亦营业而有收入之场所，所耗商公司供给之水量电度为数甚多，应缴之水电费实为商公司收入大宗，乃竟积年累月延不付费，以致积欠之款为数极钜。”自1929年5月至10月，民乐园所欠水电费在优待条例减免五折的基础上共计为一万三千八百零八元五角。除在六七月间缴费五百元之外，剩余“下欠之款，屡经往索亦延不照付，往返接洽，头绪毫无”。而需要指出的是“该园近来营业极为发达，盈余已积数万并非无款付费者”。可见民乐园之所以“积欠如此之钜，迄不清偿”并非因为财政困难，而是有意为之。水电公司因“近闻该园已由社会局委员接班，当此新旧交接之际，诚恐彼此推诿”，又怕“市面用户群起效尤”，特呈请市委会和公安局“拟恳均会体恤商艰，俯赐令饬”，以期将欠款如数付清，以维商本11。由此可见，民众乐园虽然营业发达，盈利颇丰，但却并没有完善乐园的发展建设，每月的数万盈余不知最终流往何处，其内部管理的混乱可见一斑。2.从“官办”到“商办”汉口市政府对民众乐园一系列的体制改造虽然进一步扩大了政府对公共娱乐的掌控，促使其政治功能得到不断加强，但相应的也导致了民众乐园商业功能和娱乐功能的严重退化。早在1928年时任汉口民乐园主任的冯伯谦就预见到这一管理体制带来的弊端，他在汉口民众乐园征信录感叹道：“查民乐园（民众乐园）之历史，在军阀时代则为新市场，革命军底定武汉，则为血花世界，为人民俱乐部，其间迭经改组以致民乐园之性质，淆杂莫分。其为公共娱乐之场所乎？抑为宣传党义之机关乎？或以注重营业等之财政所属之征收局乎？尚难确定！主斯园者，殊却穷于当付也。然任其事者有主张官办者，有主张招商承办者。盖鉴于官办则开销巨，商办则收入增；官办则宣传为重，营业为轻，其结果必不免于亏累；商办则营业为重，宣传为轻，其结果必不免于背驰。”对此两难之境，他提出了自己主张，即“欲求救济之方，须有平衡之论，官督商办，其为惟一之法门乎？”12冯伯谦寄希望于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使民众乐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