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以中俄边境的中国黑河市为例_刘雪菊.pdf

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以中俄边境的中国黑河市为例刘雪菊（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文理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摘要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在实地调查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史为脉络，系统梳理经商边民从“倒商”到“网商”的经营模式转型过程，试图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能动性的互动过程中的生成和演化以及同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经商边民商业模式的生成和转型，商业发展形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在地化、跨国性的特征。关键词 经商边民；社会关系网络；商业发展；中俄边境中图分类号F752；F729；C91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1-0215（2022）06-0082-07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是陆上邻国数量最多、陆上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是中国社会治理特别是边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相较而言，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和西北边疆地区发展速度普遍较慢，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边疆发展不平衡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关注中国向北开放“前沿”阵地的边疆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边民既是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国家之间“连接”的重要载体。经商边民在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地促进了本国与邻国的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经商边民的商业实践塑造了具有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依赖的边疆社会的生活图景。因此，经商边民及其商业发展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学者对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结构论，讨论政治机会结构对边民市场经营及其商业发展的形塑作用。结构论认为，经商边民的商业兴起和发展主要受地缘优势、大国关系、社会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边民经商的历史演变、行动策略、商业实践、经营转型都深深地嵌入政治机会结构之中1。边民往往被视为边境治理的对象，很少展现参与边境治理、作为边境治理补充力量的身份。二是文化论，认为生活在国家边界线两侧的居民具有民族文化的相似性，例如共同语言和共同记忆，这种民族文化相似性促进了边民的商业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边境民族、边境通婚、边境亲属、边境社会网络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北边境地区边民经商的历史演进与稳边固边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YJC840019）；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基于中俄边境城市商人群体的研究”（项目编号：BKY-2018-2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刘雪菊，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边境社会发展研究。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8 No.6Nov.2022第48卷 第6期2022年11月82DOI:10.14045/ki.nmsx.2022.06.002互嵌互生，新的跨境互惠商贸网络使边民在跨境生意中往往占有一定的优势2，实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中国商人受传统文化或者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注重通过乡土关系获取商业资源，这是他们淘金的重要资本3。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与物跨越边界的流动也愈发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民研究从关注本土社会关系的构建转换为对建立和维持跨越国界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产生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超越结构论和文化论的二分法，将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影响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多重因素框架之中。大部分研究从共时性视角出发，注重梳理某一区域、某一时段经商边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运行机制、影响。邓玉函等人研究发现，当前阶段越南边民的生活、节俗等入境消费习性同跨国熟人关系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4，意味着中国境内的经商边民通过建立跨国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商业发展，这种跨国熟人关系有利于保持商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历时性视角出发，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梳理不同社会发展背景下经商边民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历史，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动因及其对商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数量较少5。每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交织、延伸拓展，构成了更大规模的网络，社会个体就通过一系列关系相互连接起来6。本研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以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从“倒商”到“坐商”再到“网商”的商业发展史为例，在实地调查和整理口述材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影响。本研究将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定义为以亲属、地区、行业等为社会基础，以共同经济或者社会利益为核心而建立的关系网，具有非正式性、在地化、跨国性特征。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不同时期的“倒商”“坐商”“网商”经营模式，是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彼此影响的结果。本文中的“倒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游走于中国和苏联之间，以手拎肩扛货物的方式从事跨国民间贸易活动，是一种流动性很大的个体经营模式；“坐商”有固定经营场所，是一种通过租赁或者购买商铺的形式从事跨国商品销售的个体经营模式；“网商”是基于移动互联网进行中国和俄罗斯商品交易的新型经营模式7，也是从经商边民中分化出来的最新亚类型。本文系统梳理经商边民的口述材料，在兼顾结构论和文化论的同时，重点分析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彼此影响。除特殊说明之外，文中使用的材料均为笔者于2016年至2019年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开展田野调查所得。自2016年至今，笔者一直和受访者保持线下和线上的联络。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文中涉及的受访者均作匿名处理。二、生计转换与“倒商”的生成（一）从农业劳动到商业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大量人口流入中国和苏联的边境地区，形成人口流动的高潮。一方面，中国人口流动政策放宽，跨地域远距离流动成为可能，农村的“推力”使人们向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改善、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的发展为两国边民实现互通有无奠定了基础，“拉力”因素导致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边境地区。外地人到边境淘金，是“倒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边境的部分当地人在经济利益和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加入“倒商”群体，成为边民互市的重要载体。有些经商边民同来到中国黑河境内的苏联人以物易物，有些经商边民取得合法过境手续，来到中国黑河市对岸的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Blagoveshchensk）同当地居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我早年来到黑河，当时还有生产队，我在生产队干活。生产队后来管理得不太严格，我经常和几个人从事副业。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之后，我在生产队不忙的时候偶尔从事换货生意，利润比较大，换货时间灵活，比较自由。（百货店老板吴先生，访谈时间为2017年7月）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大多居家从事较为稳定的农业劳动，“倒商”实现了人们从农业到商业的生计模式转变。受亲属和同乡的影响，人们大都通过“一个带一个”的方式加入“倒商”的行列，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亲属和同乡关系网络。83我是黑龙江人，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有个亲戚在黑河做生意，我听说他赚了钱，就动了心，自己胆子也大，就投奔了亲戚。我最初跟着亲戚整天到苏联人下船的地方换货，用来换货的那些小商品是亲戚拿给我的，当时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进货。不少中国人想买我们换来的苏联货。将近一年以后，我就独立经营店铺，专门收苏联货卖给中国人，赚个差价。（百货店老板江先生，访谈时间为2017年9月）当时像江先生那样通过亲属关系来到边境城市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常常可以通过亲属的帮助实现自己跨地域流动的目的。除此之外，同乡也是人们重要的关系资源，将同乡带入同一流入地，有利于增强同乡群体在陌生场域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二）对亲属与同乡关系的依赖刚到边境城市的人没有住处、没有收入来源，经济比较拮据，依靠亲属和同乡的帮助开始在流入地生活，找到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学习俄语、熟悉当地环境之后才有机会自己做买卖。曾经接受帮助的人，也乐于帮助其他亲属或者同乡到边境淘金，建立以亲属、同乡为核心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倒商”群体入行早期倾向于从事不需要大量投资的小本生意，慢慢积累资金，为后续定居创业奠定经济基础。人们通过亲属、同乡等非正式关系网络进入边境地区成为“倒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居住在哪里、具体做什么工作。我是黑河本地人，早年在家种地，偶尔以卖菜为副业，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之后，我尝试在当地小商店进货，和苏联人换，利润不错，看形势发展也挺好，我逐渐到外地进货，赚的利润大一些。因为比较忙，我就让外地的表妹来跟我一起做生意，我教她做生意的方法，免费提供住宿，赚的钱按比例分成，我们各自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不久，我表妹介绍一个同乡来到黑河，最初跟着我一起换货，差不多了解情况了就开始独立经营。我们目前都有自己的店，卖俄罗斯商品。（俄罗斯商品店老板王女士，访谈时间为2018年1月）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亲属、同乡在“倒商”入行初期的谋生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居住空间、经商策略、经济资本等帮助。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谋生方式，通过亲属、同乡关系入行的人们大多从事同一品类商品的换货工作，可能造成他们之间的商业竞争。这种情况在“倒商”入行一段时间或者掌握了换货的基本技巧之后逐渐得以改善。“倒商”为了避免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成员之间的内部竞争，就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与民间贸易有关的系列商业活动中崭露头角。1988年，中国和苏联“一日游”开通后，胆子大、俄语水平高的“倒商”大多选择从事跨境换货生意，打跨境旅游擦边球，在跨境旅游时与苏联边民换货，携带苏联制造的商品回国，把“一日游”变成了“一日倒”。“一日游”开通两年之内，中国和苏联共交换旅游团1085个，旅游人员47400人次，从开通初期每周各2个团组，发展到每周各18个团组仍然无法满足要求8。未获得过境旅游名额的“倒商”在国境范围内焦急等待来中国旅游的苏联边民，与苏联边民以货易货。“倒商”带来的苏联制造的大多数商品汇集到中国黑河市的中央街，被边境贸易发展吸引而来的南方商人在此选购并且将苏联制造的商品转手销往全国各地。经商边民的商业活动总体上虽然有序，但是国家规范管理之下的“例外状态”既混乱无序又难以避免。三、秩序危机与“坐商”发展（一）混沌的市场秩序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边境贸易的恢复为邻国边民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奠定了基础，边民互市贸易也在国家、地方政府、边民的合力作用下较快地发展9。国家和地方政府尽管都采取行动维护边民之间社会互动的秩序，制定并且执行了相关政策，但是经商边民的商业活动并非完全井然有序。中国和苏联民间贸易发展初期，大量外地人口流入中国黑河地区，边民互市监管困难，“倒商”流动性大，没有固定经营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秩序。经济理性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倒商”，将低质量商品或者冒牌货带入边民互市交易中，导致邻国边民蒙受损失，中国货在一段时间内遭到抵制。为整治市场秩序，改善中国商品和中国商人的国际形象，黑河人民政府从规范边民互市交易场所入手，84先后规划、兴建了大黑河岛中苏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中俄自由贸易城，经商边民的流动性逐渐降低，成为拥有固定摊位的市场经营人员。1991年3月兴建了大黑河岛中苏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设置了一个挨一个的摊床，我自己租赁了大约十平方米的位置，把中国商品带过来换苏联/俄罗斯的商品。第一次开业持续二十多天就关闭了，因为黑龙江冬雪融化，无法通车了。（百货店老板冯女士，访谈时间为2017年1月）黑河海关志 记载：“交易市场由铁栅栏围城，有2个1280 平方米的交易大厅和5个110平方米的小贸易区，内设1个360平方米的餐厅。苏方参贸人员经过联检由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到大黑河岛，用其所携带的物品及中方旅行社发给的75元人民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