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宋代灾异谣言的信息传播与官方应对_刘大明.pdf

51传媒观察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474 期【作者简介】刘大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为 2022 年度重庆社科规划项目（2022NDYB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角逐：宋代灾异谣言的信息传播与官方应对刘大明（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摘 要】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时期，由于宋代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人们容易相信各种神秘的传说和谣言。灾异谣言是宋代一种非常典型的谣言形式。这种谣言以天灾人祸、异象怪事等为素材，通过官方谕旨、诏书、奏疏及民间语言符号等载体进行传播。灾异谣言煽惑了民众的情绪，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荡。因此，宋代官方积极介入民众关切议题，应对谣言的传播变化，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手段来应对和规制谣言，构筑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辟谣体系。宋代灾异谣言的信息传播及官方应对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借鉴。【关键词】宋代；谣言；辟谣；华夏传播【中图分类号】G206；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6-0051-7谣言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具备相当复杂的心理影响力量。这种传播不仅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往往能够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产生迷惑、征服、引诱甚至激励的效应。因此，探究谣言的生成与影响已经成为华夏传播的重要议题之一。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留存了大量关于谣言传播的历史文献，但要深入探究谣言传播的规律，还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的情境。在本研究中，谣言指的是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甚至可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信息，是一种经过人际沟通、集体参与并广泛传播的社会言论。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脍炙人口、载入史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社会传言、歌谣和童谣等信息，也可以被归为谣言范畴。如陈雪屏先生所说：“谣言与其他一切语言文字的报告或陈述，如新闻、传说、历史等，在实质上是可以相通的。”这些信息虽然源自人们的想象和编造，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传承的感知和认知。翻阅中国史书可以发现，历代鼎革往往从“谣言”开章。这些谣言带有“泛政治化”倾向，为营造神秘的“应验”舆论，常被铸成一把角逐和经营权力的利刃。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暴动前模仿狐狸声道：“大楚兴，陈胜王。”孙权割据江东，图谋立国，为此炮制一则童谣传唱吴地：“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隋末，李渊在太原起事时也制造了一条童谣传唱：“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五代后，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时散布传言：“点检为天子。”元末，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传言。明末，李自成部用“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华夏传播研究DOI:10.19480/ki.cmgc.2023.06.01152传 媒 观 察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的歌谣鼓动人心。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者们也传播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总的来说，一些中国传统谣言释放出具有特殊意义的信号，这些信号被赋予神秘魔力，“这种魔力的最大秘诀，在于唤起人们的刻板印象。在复杂的历史时期，谣言往往承担舆论工具的使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都存在十分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同时，由于宋代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人们容易相信各种神秘的传说和谣言。其中，灾异谣言是宋代一种非常典型的谣言形式。相关信息以天灾人祸、异象怪事等为素材，通过官方谕旨、诏书、奏疏及民间语言符号等载体进行传播，使人们能根据其角色、行为、情绪及社会关系网络来理解灾异事件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发挥了操纵性和指导性的社会功能。当然，灾异谣言往往具有强烈的传播性和感染性，很快就能够扩散开来，并且往往也可以通过人际沟通的方式来传播。同时，许多谣言还带有极强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质，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谣言，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王朝始终积极应对灾异谣言传播的问题，并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灾异谣言为传播载体，探讨宋代谣言背后的社会文化与传播控制现象，以期对这个古老媒介有新的认识。一、神秘的魔力：宋代社会的灾异谣言在中国古代社会，灾异谣言与宗教信仰、神秘论常伴随而生，用来解释未知事物。这些灾异谣言往往具有格言或传奇化的叙述方式，蕴含着神秘的意义。正是如此，谣言往往集中在一些固定的话题领域，如天灾、异象等，并引入神秘的“上天旨意”，其隐含的释义是：如若不尊重天意，就会遭到天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一般来说，灾异谣言通常围绕着“替罪羊”循环往复。在社会危机时期，人们倾向于找到一个“替罪羊”来背负集体活动中的问题。这些“替罪羊”可以是具有代表性的实物或虚拟事物，成为人们想象中的罪恶源泉。在政治动荡时期，社会上的谣言制造和传播活动常常会不断升级，进一步加剧谣言的扩散和影响。宋人李常谈到“天变”警示：“今岁以来，日色无光，雷不时震，怒风屡发，甘泽相机降，上天示变，殆非偶然。”为何宋人总是传播此类谣言？韩琦似乎料定是天变原因：“日前窃闻民间传言，星躔示变，及京师曾有地震之异。”朱台符也谈到：“夫灾变之来，必以类应。故慧星见者，兵之象也。”“今北虏未宾，西羌作梗，荆蛮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饥馑之民。虑其来犯边陲，变为贼盗。蜂屯蚁聚之众，须使计平；鼠窃狗偷之群，亦劳逮捕。此慧星之所以见也。”无疑，一些人尽皆知的谣言，往往经过神秘化的包装，在一个极佳的时机被安排在一个巧妙的地方，绝非是偶然的。不难理解，宋代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通常与这种神秘的灾异谣言传播现象有着密切关系。（一）灾异谣言与帝王宋代社会中，源于自然灾害的种种谣言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也引起了政府层面的重视。这些灾异谣言不断提醒人们天命意志的存在和神圣性质，从而促使民众尊重天命、敬畏天象。对帝王来说，将这样的价值观形成为一种有利的政治资源，有助于巩固统治和加强社会稳定。关于这点，从帝王到臣民无不围绕着抽象的“天”进行国是议题沟通。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封天空暴雷响起。人们普遍将天灾视为德行思想的表现，认为灾难与帝王品德有关，于是纷纷议论改元大赦。司天监官员援引占卜术论证应验效果：“占主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善于运用神秘符号和寓意象征的宋真宗召见宰相说：“此天以警朕也。且念河北关西戍兵未息，三司率扰劳民，大者即宜减省，小者悉与蠲除。今于赦书，尽采民弊，着为条目，务使泽及黎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帝王与天象和自然灾害密切相关。因此，天灾频繁发生往往被视为帝王在政治上存在失误，多是上天降祸警示。建炎四年（1130）正月十七日，宋高宗煞费苦心地放入“天变”依据，示意性地对大臣说：“昨日雷声颇厉，晋志以雷发声非时，为女主颛权、君弱臣强、四夷兵不制。华夏传播研究53如去年正月三日犹未交正月节，雷忽发声，后有苗、刘之变。朕与卿等宜共修德，以实应天。”某种程度上，神秘性的灾异谣言既使帝王可以适度调节统治压力，又使轻信谣言的民众获得心理安慰。（二）灾异谣言与官僚阶层的戏剧化特征在古代中国社会，任何灾异谣言，一旦被政治势力掌控，它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就呈现出戏剧化特征。面临国难时，灾异谣言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政治工具。宋孝宗淳熙年间，黄河决口，大水进入被金国占据的故都开封，“梁宋（编者著：今河南商丘为中心的地区）间为之语曰黄河灾，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黎以为恢复之兆。”当然，灾异谣言也可以成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利器，通过传播谣言，可以达到诽谤抹黑、挑拨离间等目的。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三日，某大臣利用灾异现象直接攻击对手：“十月癸亥，日方过中，天无云而有雷声，人情骇异。窃谓变不虚生，当有任其咎者。及观本朝庆历八年，京师一日无云而雷，仁宗皇帝谓张方平曰：夏竦奸邪，天变如此。亟命草诏黜之。今日之应，其陛下之大臣乎？”于是，前述大臣借这场灾异谣言，罢除政治对手汤思退的宰相职位。这些灾异谣言借助了儒家“察谣听政”传统和赵宋王朝的“防弊”政策，以排挤政治对手为目标。此举不仅使统治阶层陷入了歪曲附会、捕风捉影及挟私打击报复等怪圈，还导致朝廷内部卷入分裂斗争之中。事实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同伐异不只谋一己之利，还是为了实现政治舞台的戏剧化表演，通过揭露和散布令人尴尬的、附带伤害性的信息片断，直接打击政治对手的精神信仰。为此他们往往散布猥琐、残忍、恶毒的谣言，乐于见到政治对手处于困境中的挣扎心理。（三）灾异谣言与民众的心理及反应宋代社会中，当社会的愚昧与恐慌氛围占据主流时，谣言则成为民间的一种反权力传播方式。天禧二年（1018）五月，西京洛阳流传有一种东西像乌帽，夜间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的谣言。一时间，“帽妖”谣言四起，众说纷纭，引起大多数人恐慌，每到晚上，大家关门闭户，甚至持兵器防护。六月乙巳，这则谣言传到京师，变成“帽妖”能吃人，造成更大的恐慌。“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而实无状，意其妖人所为。有诏严捕，得数辈，讯之，皆非。”在“帽妖”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人们被神秘性的故事蛊惑，越传越难以控制其中的谣言态势。最终，“帽妖”变成一种无法形容的怪物。在塑造神秘性的过程中，灾异谣言本身不具备先验性，而是来自人们对“天”无法感知的恐慌。这种“天”看似能够说得清楚，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言论编码。庆元六年（1200）十月，琼州流传着关于妖星流堕落郭七家“声如雷”的谣言，琼州官员处置不当，遭到贬职。南宋时期，漳州有户富民的蓄油煔木甚佳，大臣林存家人前往求购，因价高不可得，因林氏受此前丞相贾似道排挤，其家人便抚摸着木头说：“收取收取，待贾丞相用。”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被贬而死于漳州。恰巧，当地官员负责安葬他，竟然用这木材做入殓棺材。其实，这些谣言隐含对强权的质疑，呈现出一种神秘性的反权力意识。事实上，宋代灾异谣言的滋生、传播过程中无不涉及到传播制度、利益诉求及观念差异等方面，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无助感，又显示了帝制时代维护政治稳定的手段。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讲：“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历史时期，舆论和当权者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场争斗或者冲突。”二、信息网络：宋廷对谣言传播的预防如何及时掌握可靠、充分的灾异信息，把握灾情形势，是宋廷无法释怀的政治问题。在传播过程中，宋廷坚持预防为主，监视着各种形式的“谋反”信息，如奸人“缘饰语言”“诬蔑善良”“诋讦朝臣，讥讪时政”等，维护信息渠道畅通，“严戒诸路按察官，不许采听暗昧不根匿名文书”。诚然，存在着暗流涌动的信息，就必然存在谣言。官方要求防止谣言扩散，等于是在注意其征兆而非原因。然而，这个信息传递系统尽管在不同层面存在着等级差异，却拥有维护专制统治使命的特征，成为不同机构预防灾异角逐：宋代灾异谣言的信息传播与官方应对华夏传播研究54传 媒 观 察谣言传播的共同基础，具体怎么预防谣言的问题也就摆在官僚系统的面前。（一）建立风闻言事的言路系统为了保证信息畅通，宋廷建设固定的言路渠道，用以搜集与谣言传播有关的信息。宋廷鼓励台谏群臣“风闻奏事”，改善信息传播过程的梗阻问题。欧阳修强调言路系统的重要性，“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赵汝愚说：“国家治乱之原，系乎言路通塞而已。”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层之共识。在某些时期，政治动荡或者灾难频发时，灾异谣言也会成为言路系统的一种补充和替代方式。治平二年（1064）八月，京师开封下大雨，造成大量房屋毁坏，人民死亡及财产损失不可胜数，甚至皇宫处于积水状态。宋英宗鼓励言路系统直言：“欲消复灾异，而未闻在位者之忠言，进祈自新，厥路何由焉？应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政阙失，及当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毋所忌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朕之不逮。”王安石变法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大量的灾异谣言，有小道消息、诋毁言论，还有对即将到来事件的希望性的或灾难性的预言。熙宁八年（1075），御史中丞吕公著炮制“慧星”谣言诋毁王安石变法，警示宋神宗：“陛下既有恐惧修省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然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