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应箕《留都见闻录》_诸伟奇.pdf

117记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记吴应箕留都见闻录撰文 诸伟奇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山水壮美，古迹众多，名人荟萃，文采风流，历代传咏的诗篇脍炙人口，记载的文献也极其宏富，然而有一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却因清廷禁毁而数百年来少为人知，这就是明末志士吴应箕撰写的 留都见闻录。一吴应箕（15941645），字次尾，明末南直隶贵池县人（其出生地现在安徽池州石台）。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明王朝最黑暗的时代，先是阉党专政，党祸惨烈；继之民变蜂起，边患不断，国事陵迟，弊政山积，王朝岌岌可危。吴应箕自幼好学，涉猎广泛，诗、古文辞皆精熟，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岂料科场困顿，八试不第。作为复社中坚之士，他反对阉党及其馀孽，所撰东林本末启祯两朝剥复录 熹朝忠臣死节传，堪称一代之信史；他忧国忧民，所撰“丙子三策”（拟进策 兵事策 时务策），为救国图存之良方。其气节文章，深为时人所重，陈贞慧称其“肮脏负气节，读书有本末”（山阳录 十子篇吴贡士应箕），张自烈称其“文词为天下共雄”（与友人论远声伎），刘城称其“所点定经义，天下士子诵习之”（吴次尾先生传）。清兵南进，他毁家聚义，兵败，不屈死。侯方域为之感慨：“明三百年，独养此士！”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崇祯十五年（1642），他因参加乡试并聚会复社之友而多寓居南京，留都见闻录（下简称见闻录）即写于其间。见闻录二卷，据所记内容推算，应结撰于崇祯十五年。是书原目有“山水”“人物”等十三类，今目九类，由次尾之孙吴铭道辑刊，分“山川”“园亭”“科举”118文史知识 2023-3为卷上，“河房”“公署”“官政”“寺观”“科举”“服色”“时事”为卷下。卷首依次有叶方恒、陈维崧、黄虞稷、蒋光庚序。卷末有吴铭道跋，其后流传中又有夏燮题记及萧穆、刘世珩、邓实、卢前等跋。二见闻录 所记皆当时南京的山川河湖、亭台楼阁、人物事件、风俗见闻，作者以史家的视角，简要而生动地记载了南都山川形胜的特色，更于其中透露了人物的变迁和世事的沧桑。明季南都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园亭和河房。园亭一是公署园，如南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宗人府等处的亭园；二是公侯园，如魏国公（徐达）的魏园、齐王孙的开春园、武定侯（郭英）的竹园等。更多的则是士大夫和富室的园林，如姚氏的市隐园、焦氏的半山园、顾氏的息园、于氏的小桃源，还有南门外的贾家园、中城街的杨总兵园、水西门内的蔡家园、清凉山后的卓家庄、驯象门外的芮家园、牛首山下的王家园等。河房专指秦淮河两岸的房舍，是当时大江南北独一无二的景致，“南京河房，夹秦淮而居，绿窗朱户，两岸交辉，而倚槛窥帘者，亦自相掩映。夏日淮水盈漫，画船箫鼓之游，至于达旦，实天下之丽观也”。在作者笔下，有以奇石著称的下浮桥汪氏河房；有紫薇花繁丽的上浮桥余氏河房；有“堂阁颇精，盆花甚茂”的翔鸾坊蔡弁河房；有“匾联多贵官所题”的武定桥北岸的王氏、梅氏河房；有文德桥下“壮丽”的徐府河房；有“亭台宽敞”“庭前有白木槿可观”的瓜州余家河房；有“垂柳成荫，最宜消夏”的齐王孙河房；有“柳在水中罩笼轩楹，垂条可爱”的五柳居；有“广轩巍阁”宏丽非凡的淮清桥南河房；有竹石错落、“修然有致”的丁郎中河房然而，在作者寓居南都的所见所闻中，这些园亭和河房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如六部园亭，“皆为之不及百年”。当年王世贞所记十六处公侯园，“今或圮或废或易主。去弇州时未百年，已无多存者矣”（见闻录 河房）。士大夫及富室的园林更是不断易手，有的庭苑依旧，但已119记吴应箕留都见闻录物是人非；有的更是“园亦渐圮”，景物不在。如南门的几处园林，原属阴氏，后为任氏所得，任又卖给川人刘用潜，刘死后已为寿州方震孺所属。又如下浮桥汪氏河房，“不及数年，房主五易矣”。秦淮岸边，一些原来景境俱佳的河房，随着主人的没落，“亦渐残废”，“十年之间主半非旧，兴衰之际，辄令人念之黯然”。在河房一节文末，作者感慨说：“南京河房佳丽者有三变，二十年前皆本京富贵家所有，四方人士置者十之一耳；十年以来为本京有者，十无二三；数年以来，非任子、税差官所买，十无一二而已。”三作为史家之作，见闻录中自然少不了对当时南都所涉及的人物和史事的记载。书中出现的人物近百人，原书原目列有“人物”类，若该类未散佚，所涉人物或更多。所记人物多是南京六部及其他官署的官员，因笔记文体所限，记述对象无论褒贬，多一语带过，没有过多的展开。书中，作者赞扬了陈于廷的“激浊扬清”，张玮的“慈心实政”，周嘉谟的“政声风采”，陈必谦的“疾恶如仇”，王允成的清廉“有直声”，邹元标的“谪居”而不废读书，方应祥的“最好士”，沈正宗的“明职掌”，范景文的“宽然有长者度”，李邦华的“实心任事”，徐石麟、侯峒曾的“清真绝俗”，文翔凤的“以文章名”，王象春的“以气节名”，钟惺的“以诗称”。作者对郑三俊最为称道。阉党专政时，郑三俊任南京礼部郎中，其不畏强暴，屡抗权奸，被去职；崇祯初年，掌吏部，主持京察，尽汰阉党遗留。“郑公为户部者六年、吏部者三年。其为户部也，清执为司农仅有，六年中未受司差一文，亦无敢有营一差者。郑公署中清俭如寒素，尝欲买一书以不能备三金而罢”。作者还称赞了时任南京吏部主事的成勇。杨嗣昌夺情，成勇上疏抨击，而实际锋芒是指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成勇，最有清名。时黄道周论武陵相杨嗣昌夺情，以廷辩得罪，而成疏救之，忤旨逮治。方就逮时，南中士民数万，皆持瓣香送之江干；而成就逮时，仅襆被一具耳。其清苦非120文史知识 2023-3人所堪，见者多为涕下。”万人瓣香相送，清贫仅襆被一具，凡此皆可补正史之缺。对那些官卑职小的清正之吏，如应天府学教授杨以任，作者更予以同情与崇敬：“杨极清苦，素以名节自厉。至官尽却贽仪不受，而荐达诸生不遗馀力，四方问字之履不绝。杨日接宾朋，夜校文艺，至呕血不止。厨无瓶粟，而见义必为未儿，分考闽围，归以疾死，敛具皆当事所助。”（见闻录 官政）但是，当时南部像这样风节卓著者毕竟寥寥，而贪腐淫秽之徒则如过江之鲫，见于作者笔下的有：“具呈”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监生樊元修；“蓄妾数十”，且“性悭吝，群妾不免冻馁”的王户部；“外宿旧院”的潘龙鳞和“非狎妓即比顽童”的王承曾，二人皆是进士出身的户部郎官；贪横淫暴，“夺监生之戏子，挟骗诸娼”的吏部司官虞大复；遇敌溃逃，却“以千金买曲中王姬”的安庐兵备道蔡如蘅；“贪秽被劾，至于受刑西市”的给事中荆可栋（见闻录 官政）。书中还写了件匪夷所思的事。崇祯八年正月十五夜，“兵部职方钱郎中以微服行灯市中，钱翩然年少也。有恶生姚某等以其美少年，接之至市楼，狎亵无所不至”，煌煌南都，堂堂兵部郎中，却被恶少“狎亵无所不至”，朝廷体面、都市治安，荡然无存！更荒唐的是，此事发生刚过“数月，部郎某短衣刺船，夜泊河房之下，窥人妇女，为着粪浇，不敢一问”（见闻录 时事）。南都淫逸之风、朝廷腐朽之势，于斯已可尽见。四见闻录虽然篇幅有限，但却以独特的视角、真实的记载，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以下略举数端。其一，“南中风气为之一变”。南京作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次中心，一直是东南乃至全国士子聚集之地，“京师为五方所聚，要皆贸易迁徙之民，及在监游学之士而已”。随着边患和民变的加剧，北方及西南的士宦富室也加入了南迁的行列：“自辽东破而北人始来，自奢酋难作，而滇黔之宦于南121记吴应箕留都见闻录方者始不返，此天启元年后事。”崇祯三年后，不仅辽事日坏，民变星火也渐成燎原之势，四方之士越发移居南都：“崇祯庚午以来，而南直有民变，于是宜兴、溧阳、通州三处之荐绅有奔徙者。甲戌桐城民变，己亥流寇猖獗，江以北之巨富十来其九，而山东、河南、湖广之人，几于望衡对宇矣。于是，南中风气为之一变。”（见闻录 时事）各地文士会集南都，展开了空前的文化交流，一些年轻才俊（如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如皋冒襄、归德侯方域等）更由此而声名鹊起，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复社的活动。自崇祯二年复社成立，其后的九年中，在南都举办了四次大会。平时，复社成员亦多聚讲于金陵。一些阉党馀孽及奸佞之徒也以南京为蛰居之地，如因贪污被惩的马士英和因逆案削职的阮大铖等，如此就加剧了正邪两派的摩擦与争斗。由于外来人的增加，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如南京米价，“万历戊子至一两六钱崇祯庚辰、辛巳、壬午，至三两六钱，且有加不已”（见闻录 时事），涨了两倍多。其二，关于操江提督的设置。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始设操江提督，由南京副佥都御史兼任，领上下江防之事。操江提督早期也和南中诸官一样，多为闲职，后随着兵事日竣，南京具操江之势，政务遂十分重要。然所任官员多平庸之辈。见闻录记载：“南京操江，实为重任，前后居其官者，皆平平无奇。”崇祯七年，温体仁亲信唐世济任操江提督，“所募新水营兵七百，各为健卒，其实即盗也。有一举人为上河巡兵所劫，诣唐直责曰：兵为盗，则老先生为盗魁！唐为气诅，立枭数卒”（见闻录 官政）。这则信息，反映了江南承平日久，兵源有限，而兵盗常常为一家。其三，揭橥了明季科举的弊政。见闻录于“科举”专列一节，作者在“序”中说：“壬子，予守制，乙卯至京，而未入场。自戊午至今，历场屋者八次矣。”科举考试为作者亲历，也是他心中之最痛，他对其中弊端多有揭露。如考试日期不能随意变动，但万历四十年的南都科试头场入围时间却比程例晚了半个月；又如考试规则不能随意更改，而崇祯六年临考却突然下了限字令，规定试卷“过五百字者不录”，结果这一年“南场所取多庸陋枯竭之文”；再如考试秩序必须严格遵守，但崇祯九年的南都科试，“闱中至上午始得题，次日122文史知识 2023-3至下午始完场，皆前此未有也”。而且，科考之弊又和党争之乱相纠结。天启七年（1627）入闱之时，正值珰祸张炽之际，主考官张士范、陈其庆出题媚珰，监生樊元修为首具呈建祠，阉党周应秋之子等被特加关照而录中针对数十年的弊端，作者愤怒地指出：“南场自贿赂公行，弊窦百出，司房诸公，既惮阅文，又夹袋有人。所举但取充数，即弃卷不寓目矣。”被弃不取的试卷竟然连看都不看，如此科试已经不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而是违规违法了。而作者正是弊政的受害者：“即余一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动一笔，封识如故。”（见闻录 科举）明代科举，自 四书大全由成祖写序颁行天下被定为开科取士的考试之书后，就极大地挫伤一批具有报国才能和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正如后来的四库提要所言：“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 四书亦亡矣。”富有进步意识和经世才干的吴次尾被八股科试八次拒之门外，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留都见闻录一书虽不尽为人所知，但凡读过的人则无不推重。叶方恒序曰：“录中所载南中山川、园亭、科举兴废盛衰之迹，皆有深意存乎其间。”清康熙十九年（1680），次尾弟子陈维崧看了此书后，深情地说：“盖自乙酉迄今，已阅三十馀年，其间盛衰兴替之故，有不可胜言者。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生，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次尾之子吴孟坚于是书题记曰：“况三复是编，知明季之盛即衰运之所伏，人事之变即国事之所终。”揆诸作者字里行间的感慨和之后的历史走向，诚如是哉。（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方以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