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_凌鸿程.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科 学 学 研 究 文章编号：（）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凌鸿程，阳 镇，陈 劲，李纪珍（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西南昌；江西财经大学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江西南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摘 要：“十四五”时期是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开局关键期，如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以驱动企业创新备受关注，本文立足于有为政府的监管视角，认为证监会派出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能够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本文以 年中国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即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创新绩效越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监管机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呈现出“鞭长莫及”效应；（）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监管距离主要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两种公司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并且盈余管理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高铁开通前以及制度环境更弱的区域中更显著。本文基于地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框架丰富了传统基于“制度环境产业 行业竞争企业高管”驱动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关键词：经济地理学；监管距离；企业创新；内部控制；盈余管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作者简介：凌鸿程（），男，讲师，博士。阳镇（），男，助理研究员，博士，通讯作者，：。陈劲（），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纪珍（），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十四五”时期将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如何在宏观层面优化微观企业的创新制度环境，培育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成为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自十八大以来，我国整体层面的创新能力不断攀升，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我国位列第 位，处于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最佳水平。在微观层面，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创新绩效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乃至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各类企业创新水平与能力各异，不少企业尚处于传统要素驱动增长的模式之中，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企业相对较少。从制度环境来看，虽然我国的科研体系日益完备，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但仍然存在制度环境的主要问题，包括正式制度环境中的市场化、法制化对企业创新能力培育与激励效应不足，以及非正式制度环境中的文化包容性、信任感异质性较强，导致我国企业创新模式与创新能力千差万别，创新效率不高，创新驱动发展尚未步入正轨等现实问题。从我国现实的制度情境来看，作为一个市场化制度有待完善的转型中国家，资本市场关于企业创新的制度激励仍存在不到位的情况。从既有研究来看，企业运营管理信息真实有效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资源错配问题，同时信息透明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开展研发活动。为此如何建立一个健全可持续的制度环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成为长期以来证券监管机构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本文从监管距离的视角研究我国资本市场中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具体关系与内在影响机理，并探究在高铁开通以及制度环境异质性情境下监管创新效应，基于地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框架丰富“制度环境产业 行业竞争企业高管”驱动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在理DOI:10.16192/ki.1003-2053.20220524.004 第 期凌鸿程 阳 镇 陈 劲 等：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论层面，扩展了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基于地理监管距离的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驱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为审视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企业创新的监管环境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有助于当前我国在创新驱动转型期重新审视“制度环境 监管过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分类设计，提高监管主体对微观企业资本市场的监管动态性与监管效率，最终驱动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启示与决策参考。文文献献回回顾顾与与研研究究假假说说 关于企业创新的主要研究视角及其机理近年来，学界围绕如何更好地驱动企业创新进行了大量研究，从已有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两类不同的驱动路径，第一种视角是基于制度理论探讨企业外部宏观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实际影响。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创新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制度框架异质性下企业会形成不同的创新方式、创新战略导向与战术响应。基于制度理论背景下，大量研究证实了宏观制度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包括政府创新补贴、创新优惠政策、创新战略导向与创新治理等。制度环境一般包括组织面临的行为规范与环境认知，创新行为规范是外部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于组织创新行为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规范，如责任型创新理念是对组织从事创新活动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规范；而创新环境认知则聚焦于外部社会主体与组织成员对创新活动的认知与理解。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企业会形成不同的创新方式与创新战略以响应外部的制度框架。近年来，也有相应的研究注意到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宗教传统文化、社会信任等，。第二种视角是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企业微观个体层面探讨高管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实际影响。高阶梯队理论弥合了制度经济学关注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缺陷，认为企业高管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战略制定者与战略执行者，企业高管的行为偏好、认知水平、决策经验以及个人性格特质将在企业创新战略决策过程中产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研究围绕高管的个人决策风格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如高管自恋程度、高管过度自信等，也有研究基于企业高管的性别、学历、宗教信仰以及经历印记来探究企业创新行为与创新绩效。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过去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会对个体后期的心理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早年的特殊经历或心灵创伤会对个体的人格塑造与行为风格产生关键性的作用。有关高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研究聚焦于三大层面，第一大层面是岗位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 探讨了高管岗位工作经历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拥有技术类岗位工作经历的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更有利。第二大层面是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张晓亮等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实证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认为具有学术经历高管拥有更强的信息判断与信息甄选能力。第三大层面是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赵子夜等基于高管工作经历中的工种跨度、地理跨度与行业跨度三重视角，发现了具有“通才”工作经历的 更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的假说提出地理距离也称为地理邻近性，是指两个主体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远近程度与相关组织的集聚程度等。传统对于地理邻近性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距离、技术距离以及认知距离等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大多从知识外溢与技术竞争的视角解释企业间地理邻近性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在资本市场中，中国证监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派出了监管机构（证监局），负责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以及日常运营管理进行及时监督与检查。从监管的目标来看，证券监管机构主要通过日常动态化的监管促进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方能够了解企业的运营管理状况，降低企业的代理风险以及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与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成为影响公司信息传递以及监管主体动态检查与信息传递的重要因素。自 年以来，我国证监会在全国设置了 个监管派出机构，但是相对于我国辽阔的地域，监管资源相对紧张，监管机构只能对特定空间范围内提高监管强度，对距离较远的监督对象监管时效性不足，因此难以得到有效监管，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也就随之增大。因此，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通过降低盈余管理以及改善内部控制的两条公司治理途径来发挥作用。科 学 学 研 究第 卷一方面，从盈余管理的视角来看，传统监管机构存在组织惯性，监管相对僵化，导致监管对象的信息披露存在不对称性。信息经济学认为，监管地理距离越大，监管主体搜寻、处理上市公司运营管理信息的成本就越高，监管就可能越不充分。上市公司作为监管主体的监管对象，它们之间的执行与协调成本直接影响到信息披露的不对称程度，并潜在地激励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而非真正改善经营状况来提高绩效。反之，监管主体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所在地的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动态了解上市公司运营管理信息，在有力的监管环境下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正向激励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等手段来改善经营绩效，遏制了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倾向可能对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带来的负面行为。由于企业创新具有知识复杂性大、研发过程保密性高、创新结果不确定性大以及投入周期长等特征，导致普通投资者可能难以真正了解企业创新的价值，外部投资者倾向于低估企业创新的价值因而抑制企业创新，从而引起资本市场中企业创新的逆向选择问题，使真正开展创新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可能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监管距离越近有助于上市公司主动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投资者也能够全面真实地了解企业创新相关的动态信息，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因此，监管距离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内在机制便是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进而能够向资本市场及时有效传递企业内部信息，缓解利益相关方如投资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对企业创新活动认识不足的问题，以及提升对企业创新价值的认同效应。另一方面，从内部控制的视角来看，证监会监管是遏制高管机会主义倾向的重要“威慑器”，可以在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降低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由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较大投入、较长周期，同时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市场行为，企业创新战略决策依赖于高管的创新投入意愿，但在现代公司治理两权分离的制度体系下，管理者从事高风险的创新研发活动往往会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基于职业生涯声誉与风险的考虑，企业高管往往难以做出有效的创新战略决策，甚至因过度规避风险来回避创新活动而非创新思变。制度经济学认为，完善的公司治理能够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有效驱动高管使用各种手段来改善经营状况，而低劣的公司治理水平则是增大了高管盈余管理的动机与行为概率。杨道广等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机理，认为内部控制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且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中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上市公司能够基于监管主体威慑下，通过改善内部控制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抑制企业高管的机会主义倾向。背后的原因在于：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距离越近，上市公司面临的监管心理压力与监管感知强度越大，进而促进企业高管完善内部治理，并在企业运营管理活动中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合理管控风险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努力使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综合上述，本文从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认为监管距离在能够通过公司治理效应（盈余管理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监管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监管距离通过影响盈余管理程度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盈余管理程度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监管距离通过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生中介效应。研研究究设设计计 样本数据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 股 年的上市公司，主要解释变量为监管距离，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主要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通过 数据库和 专利数据库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