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工具之间的转译——“...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的启示_赵鹏.pdf

048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onArchitecturalHistoryandTheory一、我们在保护什么？建筑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物质实体还是价值？从目的性来说，在2015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2条中明确指出“保护的目的是通过技术和管理措施真实、完整地保存其历史信息及其价值”。从流程性来说，第4条指出“价值评估应置于首位”。所以，物质实体及赋予其上的价值，是确认保护目标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作者：赵鹏，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正高级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明清官式建筑营造技艺功效性系统评估方法研究”（2020YFC1522401）资助。录用日期：2023-2摘要：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在价值评估和实际施工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现象，导致在保护过程中遗产价值有所流失，建筑遗产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往往为项目团队带来诸多困惑。欧美国家应用较广的操作指南性文件“保护管理规划”，为不同背景的利益各方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以便在此基础上谋求共识。本文通过伊姆斯住宅、罗比住宅和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等保护案例，介绍了保护管理规划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流程，并比较研究伊姆斯住宅和乾隆花园两个项目保护规划之异同，冀望借助他山之石以启发相关案例的探索研究，促进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规划文件的完善。关键词：保护管理规划、价值评估、建筑遗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Abstract：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value assessment and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ject leads to the unwilling loss of the heritage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conservation，which also brought confusions to the conservation project teams especially when facing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ve measures.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an operational guidance widely used in western countries，provides a platform for discussion on which related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can reach a consensus.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through specific cases such as the Eames House，the Robie House，and 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servation plans of the Eames House and the Qianlong Garden will also be demonstrated.It is expected that these valuable cases can inspire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jects，bringing new light to related studies.Keywords：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Value Assessment，Architectural Heritage，Value Reason，Instrumen-tal Reason中图分类号：TU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740（2023）02-0048-08DOI：10.12285/jzs.20230404006价值与工具之间的转译“保护管理规划”对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程的启示Translation between Heritage Value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A Revelation from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 to the Chines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ject赵鹏 ZHAO Peng然而，当下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价值评估流于形式的事实，多数保护方案和措施集中在技术手段本身，这就造成目标性的淡漠、固化甚至缺失。重手段而轻目标，既是缺乏思考的习惯性使然，又是社会集体性理论缺陷导致。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第一次提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此两种理性行为是他在分析人的社会行动时，按照支配社会行动的主049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onArchitecturalHistoryandTheory导性因素或力量，对比于受情感驱动的行动和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传统而展开的行动而提出的理论概念。换言之，工具理性偏重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达成既定目标最有效的，它不关心既定目标的合理性，只关心手段是不是最优的。而价值理性偏重目的，它不关心手段，只关心活动目标的价值诉求和实质内容。在当下中国，工具理性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价值理性受工具理性的挤压而边缘化甚至退场，因而主张恢复、倡导价值理性，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这种声音的另一个典型佐证可见意大利著名文物保护专家乔瓦尼卡尔博纳拉（Giovanni Carbonara）根据其几十年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研究所得，他说“技术性的保护操作被搞得如此独立，以至于趋向于用它来定义修缮工作本身，这样一来，如何保护就会完全取代为何保护和保护什么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完全取代价值理性，“如何保护”是典型的技术手段，“为何保护”和“保护什么”是意义和目的。保护实践中，项目负责人不能陷入对技术细节的探索，而需要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举例而言，紫禁城部分宫廷室内墙壁上保留了多层壁纸遗迹，按清代匠作技艺，称为裱糊，那么面对裱糊纸张残破的墙面，该如何回应保护对象的价值诉求？在故宫乾隆花园区，一座始建于乾隆四十年（1735年）被称为“养和精舍”的佛堂建筑，室内顶棚和墙壁保留有乾隆中期到清代晚期不同时期裱糊的纸张及织物遗迹。经过现场测量及取样分析，发现室内顶棚裱糊的底层皮纸坚韧厚实，尺寸符合清代档案记载头号高丽纸尺寸（长三尺七寸、宽二尺七寸五），说明该区域内檐裱糊为乾隆时期高标准的糊饰工程做法，即采用最高规格的高丽纸打底。这种纸张多为朝鲜国进贡，归内务府茶库统一收支。面层银花纸则包括万字地西番莲卷草与万字地小团龙两种纹饰，尤其是清代中期的西番莲卷草银花纸（图1），整张纸做云母地再分别套印白色万字与绿色西番莲卷草（图2），无论从雕版的雕刻工艺、刷印的复杂程度、色彩的饱和程度等方面均代表了清代裱糊加工纸刷印工艺的最高水平，在故宫室内糊饰中非常少见，目前仅见于乾隆花园一区，并保存较为完好。由于年久失修，养和精舍室内北数第三间西夹道顶棚白樘箅子整体倾斜，其上残留部分乾隆朝时期裱糊的洒金蓝绢，夹道西墙已露木壁板墙及地仗残片，东墙面纸张保留有乾隆朝至清末糊饰的多层纸张且基本完好，仅局部纸张起鼓（图3）。为了能够更多地原位保留历史遗迹，项目负责人采用新旧结合的修复方式，夹道西侧墙面按传统工艺重新裱糊，东侧墙面因裱糊纸张之间粘结较好，仅地仗与木壁板局部离骨，故采取除尘与个别铁钉加固的方式，实现了最小干预（图4）。顶棚白樘箅子复位加固后用手工皮纸进行扒蹬补蹬（图5），打好底纸后，回贴修复好的洒金蓝绢（图6），最终使得养和精舍北数第三间西夹道室内最大程度保留了历史信息。在清代早中期，紫禁城部分建筑内檐木构装饰逐步将油饰彩画改为裱糊的手法。根据现存遗迹与档案分析，发现裱糊做法在后宫、书房、佛堂等处层次很丰富。以佛堂为例，清代皇宫根据使用者及所属区域建筑功能的不同，既有像养心殿正殿仙楼佛堂白纸裱糊的做法；也有建于园林内如养和精舍供皇帝礼佛，室内采用图1：西番莲卷草银花纸裱糊纹饰图2：西番莲卷草纹饰局部图3：养和精舍（左侧为西墙）修复前图4：养和精舍修复后050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onArchitecturalHistoryandTheory顶棚与墙壁不同材料、不同纹饰追求新奇意境的裱糊做法；又有如慈宁花园宝相楼供太后礼佛，室内采用小团龙银印花纸的做法。除此之外，养心殿东西配殿佛堂亦采取糊饰楠木色纸的做法，等等，充分说明清代宫廷内檐糊饰的丰富性。这些遗迹能保留至今异常珍贵，基于价值评估和病害诊断，采用多元的修复手法以便尽最大可能保留丰富的历史信息，让后人了解清代宫廷内檐裱作工艺与艺术装饰效果，即为裱糊纸张保护与修复的目的所在。在这个案例中，有整体重新裱糊、局部面层修补、底层加固等诸多技术选择，选择过程中，项目组始终保持对遗产的敬畏和对每一次干预背后理由的追问，因为“一项文化层面能认同的技术型操作，要通得过广泛的批判性思考和使用当下修缮中已经通行的文化性导向。这说明科学被要求置于文化性的大背景中，其目的实际是赋予技术问题以警惕性和理论形态，它必须首先能做到对作为文化遗产的古迹所提出的历史诉求和审美诉求作出回应”。回应这两种诉求，即是在建筑遗产价值评估过程中对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研判和权衡。所以，我们在保护什么？在每一个保护案例中的答案均不同，这是建筑遗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的，对遗产实体、环境及其承载价值的综合研究，是总的原则和平衡的艺术。只谈价值，不看实体，宛如空中楼阁；只谈实体，不想价值，仿佛人失去了灵魂。二、作为一种操作流程和思维方式的“保护管理规划”（CMP）正如前文所述，很多工程项目保护方案的制定者并没有理解价值评估的意义，理论和实践已经脱节，多数填空式的价值评估不过是在上报方案时必备的条目。从责任设计师到施工方，或追求形式上的整齐美感，或执着于“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原则，仍然缺乏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将被保护对象所承载的价值放在核心位置予以保护，而价值评估和保护措施之间原本应当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价值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厘清思路，找准工作方向，即为何而保护和保护什么。实际工程中决策者经常面临取舍的问题，不可能什么都保护，而决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价值评估的不断权衡会贯穿保护项目的全过程。为了让遗产价值的保护落实到具体实践，笔者通过多项案例的分析研究，曾经梳理出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价值认知价值评估价值阐释价值管理的四步流程。以上内容重点在于说明“如何做”和“做什么”，但在“为什么做”方面思考不够，整体逻辑上仍需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在美、英、澳等许多西方国家的保护工程中，前期规划阶段经常需要制定一份保护管理规划，该计划整体框架的理论基础来自詹姆斯森普尔克尔（James Semple Kerr）的保护规划欧洲文化意义场所保护规划制定指南（Conservation PlanA Guide to the Preparation of Conservation Plans for Places of European Cultural Significance），从1982年 第 一 版开始，2013年已经是第七版。目前，在诸多应用案例中主要使用的名称是“保护管理规划”（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以下简称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