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几十年中国当代小说，数十种一线的期刊曾经滋养着我迷茫的青春岁月，也曾激动澎湃，还会悲从心来，直至成瘾成癖，口味也是越来越挑剔。沈从文写苦难、写人性、写美，他的小说是唯美的、忧伤的、清纯的，有水的悠长湿润和灵秀，苦难中有让人唏嘘的恬淡，文字中流淌出的情态韵致让人能在不堪中喘口气儿。汪曾祺的小说极少在苦难处下笔，他更多关照的是人心向善，是苦中有乐，享受生活静寂的自由⊙郑丛洲———谈凸凹小说《美狐》别。与刻意追求纯诗、纯小说、唯美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学不同，赋诗言志、文以载道，反对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自古就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扎根于中原大地的海潮，出于春蚕吐丝般的天性，他的写作毫无疑问要承担起言志、载道的使命。更为可贵的是，这部以“天下第一清官”为对象的历史小说，不仅切中了“大家都有饭吃”的中国式政治理想，同时也对中原实用理性的存在和尊严作出了有力辩护。也可以说，之所以在“抒情”与“载道”之间明确选择后者，同样是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结果。作为一部以中原大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坚定捍卫作为中华文明灵魂的儒家思想和价值体系，这是一个不能用思辨理论去论证而只能诉诸实践哲学的问题。张伯行就是以一己之肉身澄明了中原文化之道的存在。这既出于张伯行本人的深刻领悟：“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其实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啊！”也是张伯行妻子表达的行为准则：“凡有危难必要迎上，凡有需要必从己出。”同时，这还是作者在全书最后阐述的对黄河文明的认同和赞美：“吮天地之精华，秉乾坤之正气，行人间之大道，成为力量，成为精神，成为象征！而这种力量，这种精神，这种象征，正滋养着生机勃勃的兰考大地，温暖着辽阔厚重的豫东平原，照耀着辉煌沧桑的千年古都，激荡着奔腾不息的万里黄河！”由此可知，不仅中原的历史孕育了儒家哲学和实用理性，后者也借助前者的环境和条件才顽强传承下来。这既需要有张伯行这样大义凛然的实践主体，也需要有海潮这样奋笔直书的异代知音。正是有了这样的知、这样的行以及这样执拗的诉说，中原文化的灵魂才不至于被后人遗忘掉,这也是海潮这样的作家甘做中原文化的传声筒的根源。（刘海潮：《张伯行》，河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态百间场立性百间立性屋态场茗品书61中蕴含希望的暖，总有希望在前方招手。曾被山西作家李锐的《厚土》系列震撼过，他笔下的乡村有着沉郁的压抑，是惜墨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