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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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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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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
豪杰
2023.2宁夏党校学报法治与社会Journal of Ningxia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宁 夏 党 校 学 报2023年3月第 25 卷 第 2 期Mar.2023Vol.25 No.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臧豪杰(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不仅要注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同时也要注重发挥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强烈感染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支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质的规定性,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证成性和正当性,有助于培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观念环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着眼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渗透融合于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建设之中,加强多元治理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层动力。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91(2023)02-0110-09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抗疫斗争的共同体特质研究”(2022ZZJH326),郑州大学2022年度教学改革类一般项目“高校思政课赋权型教学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臧豪杰(1983-),男,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512。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有效性的过程和事业。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包括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及一系列具体制度并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也包括在此过程中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变。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不能仅聚焦于制度论、工具论,还应厘清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契合之处,发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成性功能价值。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观问题研究综述自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提出后,专家学者“更多的是以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或以公共权力、公共组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以及社会治理与国家责任等作为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相关问题的切入点”2。但是,也有部分研究中已经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观问题,从现有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公共价值或公共性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张雅琴(2014、2015)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中轴价值,自由主义治理观强调价值中立,1102023.2宁夏党校学报法治与社会割裂了治理实践中工具理性与公共性的联系,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秉持公共性原则,实现形式公共性和实质公共性的统一。在探讨国家治理公共性的基础上,张雅琴将国家治理现代化分为“道”和“术”两个层面,“道”即国家治理之道,包括公正、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方面。曹建文(2018)认为,国家治理公共性本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刘开君(2016)对公共行政领域的价值复归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与公共价值二者间存在螺旋式、渐进式的互动。高小平(2014)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概括为“一个现代化、三个自信、四个统一、四个结合”3,实质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欧阳康(2020)认为,公共价值是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平等提供的共享价值,公共性或公共价值是一种实践理性,体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我国学者对国家治理的公共价值(或公共性)不同角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公共价值有时意指“公意”,有时意指“主体间性关系”,有时意指“公共利益”。较为一致的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治理需要一个伦理价值前提或基础,但是对于这个伦理前提或基础应如何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契合却并未进行深入的路径研究。二是将国家治理视为多元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王彩波、陈亮(2015)认为,国家治理价值观由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介体价值三个部分构成。侯耀文、周玉清(2016)认为,国家治理价值观是国家治理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人本、公正、高效、规范、民主、法治、和谐、稳定的价值集合体。伍小乐、陈建斌、徐艳红(2016)等人认为,民主、法治、正义、和谐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廖小平、孙欢(2016)认为,国家治理是协同治理、民主治理、法律治理、道德治理的有机统一体。彭中礼(2015)认为,实现多元使命互动、多元主体共赢、多元利益互惠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价值取向,其中基础价值是多元使命互动,核心价值是多元主体共赢,目标价值是多元利益和谐。李祥、杨凤春(2016)认为,国家治理是公共性、历史性、实践性的统一,通过多维价值观分解式的方法解读国家治理价值观,能够深化对于国家治理的研究。总体上看,学者们对国家治理的价值构建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观选取的理论依据、不同部分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系等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索。三是将正义视为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范逢春(2014)认为,国家治理演变经历了道德魅化、道德祛魅、理性附魅、正义返魅的过程,现代国家治理必须基于现代正义观,结合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性积累,推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构建制度的正义和正义的制度,从而实现“认同的政治”基础上的“政治的认同”。杨俊一(2017)认为,现有的国家社会治理范式尚未在内在逻辑层面实现规制治理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原因在于缺乏将两者有效整合起来的价值正义,经过价值正义阐释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成为良法善治的伦理基础。向玉乔(2016)认为,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保障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其重要价值目标是维护分配正义。正义观关涉个人的德行和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建制的规范是公正的,或指一个大体上公正的建制的规范得到了遵守”4。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适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义观应既包括建制规范的公正性,也涵盖对建制规范的遵守。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义”应如何界定,其内涵和生发依据等问题,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除上述研究之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王永贵、史献芝(2016)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1112023.2宁夏党校学报法治与社会值观具有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的功能。刘占祥、闪月(2019)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李效东(2015)认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富强,即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综合来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联,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观研究的主要方法,现有部分研究成果对于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动力等问题进行了回答。但是,这些研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是一种工具性价值还是构成性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单向关系还是双向关系,等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的工具性价值和单向性关系,未能关注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构成性价值和国家治理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已经关注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观问题,并开展了一定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但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选择与价值规范确立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此外,现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价值观的关系研究往往将二者并列起来,从外部视角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双重向度,即外部向度与内部向度,深入研究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应基于内部向度,将价值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构成性价值,从此视角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成性价值“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5文化价值观对于国家治理既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意义,它塑造着国家治理的形态,对于国家治理效能的发挥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证成性和正当性正当性是对观念、行为、制度等事物所做的价值判断,是对其事物性质的追问。对于国家统治来说,正当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领域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提供一种道德论证,它的价值在于“使支配者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利、被支配者负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6。传统政治正当性证成主要依靠外在的客观规范,现代政治正当性证成主要依靠主观表达,即被统治者的意志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权力权利”的关系调整,“支配服从”式的关系变革能否得到人民的情感认同和理性遵守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不同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形态、路径选择、方式方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如果无法得到人民心悦诚服的认同,一方面,人民就不会从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萌生出责任感与义务感,国家治理的实施过程就只能依靠强力的执行,从而提高了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将是消极、被动的参与者,不能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国家治理将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从而降低治理效能。在近代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儒家意识形态已无法为统治阶级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发挥凝聚人心的社会管理功能,使近代中国陷入了统治危机和价值危机的双重危机之中。其中,统治危机只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表象,深层次的则是价值危机。一方面,传统价值解体和现代价值重建互相作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影响,秉持传统统治思想的统治阶级缺乏应对能力,既没能深刻认识时代的发展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无法从传统儒家学理中提出一套摆脱危局1122023.2宁夏党校学报法治与社会之道。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传统天理观开始走向没落,公理观处于构建过程之中。公理观一种是以“公”“群”观念为核心,在适者生存的社会环境和道德实质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关于个人、社会、国家的学说,它具有典型的“去道德化”特征,以集体或社会的意志为其实质性的存在样式,个人自由和权利成为衡量政治正当与否的基本价值和尺度。但是,现代公理观没能为封建统治阶级解决统治危机提供有效的支撑,因为它纠缠于“民权与国权”,而忽视了政治正当性的核心问题,如国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政治共同体中共识性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核心价值如何制度化和法治化,等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锚定中国革命在历史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坐标中所处的位置,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核心原则和共识性社会价值也集聚于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7 104,在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方面进行创新和探索,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体现为具体化的治理目标与治理策略,同时也注重国家精神、国家情感、国家意志、国家伦理的构建及其正当性、合理性追求。在此过程中,构建核心价值观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通过构建和倡导国家治理价值观可以有效地凝聚人民的思想共识、维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