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男”“胡风”与佛道_唐...生活的三重坐标及其文化意蕴_刘礼堂.pdf

110|江汉论坛历史“拟男”“胡风”与佛道：唐代女性 日常生活的三重坐标及其文化意蕴刘礼堂 程昊卿摘要：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均呈现出多彩奔放的特点。这种多彩奔放的日常生活，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离不开对男性生活方式的模仿、对周边民族风俗的崇尚和对佛道宗教文化的利用。从性别、民族和宗教的视角来看，“拟男”“胡风”与佛道是容纳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三重文化坐标，它们既能够解释这种生活方式的成因，也能够显示出这种生活方式的边界所在。关键词：唐代；女性生活；“拟男”；“胡风”；佛道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110-08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横向比较来看，唐代处于一个双重高峰期：既是汉末大分裂大动荡之后难得的大统一和大发展时期，也是七至九世纪动荡不安的亚欧大陆上，少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繁荣发展的农业文明实体。正是在这个双重高峰的历史性交汇中，中国古代女性的权利地位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自由奔放，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都堪称绝响。对于唐代女性的权利地位及其成因，前辈学者已有不少讨论。如高世瑜认为唐代妇女有着“时代所给予的幸运”，唐朝的辉煌盛世、礼教的松弛、民族的融合等种种原因造就了这种幸运；段塔丽则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开拓进取的精神”“任情旷达，不受约束的个性特征”“刚强自信，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来概括唐代女性的整体风貌，并认为这种风貌与当时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唐代女性在古代史上的特殊性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视角，不过，具体到生活史领域，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特征和相关影响因素就不像宏观层面那样明确了，唐王朝的物质基础、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礼教的相对松弛等等，似乎更多地起到一种十分重要却又相当间接的作用。换言之，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宏大的因素可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太多，它们在更加注重个体和强调细节的生活史领域的阐释力就相对不足了。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面貌，回到历史现场，总结其基本特征，从性别、民族和宗教的角度出发，希望找出能够解释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现象的历史坐标，并分析其中包含的文化意蕴。一、唐代女性多彩奔放的日常生活（一）物质生活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尤其是经过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在几代皇帝励精图治之下，唐前中期呈现出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富庶的景象。亲身经历过大唐盛世的杜甫在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直到数百年后，王安石仍感叹道“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正观开元时”。唐代前中期的繁荣更多地是建立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到了唐代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农业经济受到较大打击，但也恰在此时，古代中国历史2023.6|111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新的经济模式开始酝酿。唐中后期，城镇手工业和服务业日渐兴盛，海内外贸易也愈加发达，城市化、商品化进程加快，而这一切都与农村经济的衰落相表里。因此从较宏观的层面来看，唐前中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高峰，以相对的均衡富足为主要特征；唐中后期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期，以富有活力为主要特征。总之，终唐一代，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能够为女性日常生活提供一个相对稳固的物质基础。对于唐代物质生活中的建筑、家居、器物、饮食等领域，一方面前人的梳理和研究已经相对完备，另一方面这些领域并非女性所独享，更具有普遍意义而非性别意义。唐代物质生活中最具性别特色、也是最能反映唐代女性生活面貌的，当属服饰装扮，因此本文接下来对这一领域展开论述，以概括其主要特征。有唐一代发达的经济条件为服饰织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有利于服饰装扮的时尚化和多样化，因此当时在服饰装扮领域出现了“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的盛况。唐代女性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为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物质生活空间，也为唐代社会生活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唐代女性服饰装扮的发展，丰富多彩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特点。从现存壁画、诗词等史料来看，唐代女性常见的衣服形制有襦、衫、裙、半臂等，足服有鞋、履、靴等，可谓样式繁多。不仅如此，在同一样式之下往往还有许多细分的类别，比如裙有笼裙、幅裙等，幅裙还有六幅、七幅、八幅等数种，今见唐代画作中的女性裙装以六幅裙最多。同一样式的服装也存在材质各异的分支，如鞋有线鞋、锦鞋等。同一样式的服装还有多种颜色之分，比如，仅唐诗中所见的“襦”就有红襦（“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翠襦（“翠襦不禁绽，流泪啼天眼”）、青襦（“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紫襦（“紫排襦上雉，黄贴鬓边花”）等等；裙装里还有“间色裙”（又称“破裙”）一类，一裙杂多色，阎立本步辇图中宫女所着即为典型的红黄相间的间色裙。与服装的多彩缤纷相适应，唐代女性的饰品、发型和妆容也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饰品有步摇、花钿、梳篦等；发型有发髻样式，如半翻髻、反绾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又有鬓发样式，如鸦鬓、薄鬓、丛鬓、云鬓等；妆容仅眉妆便有蛾眉、柳眉、八字眉等，面妆又有面靥、斜红、点唇，当时比较流行的整体性的妆容则有檀晕妆、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等多种名目。总之，当时可供选择的服饰装扮极为丰富，构成了唐代女性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唐代女性服饰装扮的另一个特点，则是整体风格较为奔放。唐初典章制度继承北朝，礼仪典雅，随着“大唐气象”铺展开来，女性穿着也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这里以足服为例加以说明。唐初女性以履为正式足服，以形制相对随意的线鞋为日常足服，旧唐书载：“武德来，妇人着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着线鞋，取轻妙便于事。”说明线鞋因其轻便而在唐中期逐渐盛行，甚至取代履进入了正式场合。线鞋进一步发展，在面料方面由普通的麻线、丝线换成织锦，形成所谓“锦鞋”；在款式方面不再中规中矩，鞋头日渐高耸起来，形成所谓“高缦鞋”。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两件云头锦鞋，形制特色鲜明，鞋头造型夸张，鞋面色彩艳丽，风格充满个性，集中体现了当时女性足服在这两方面的发展面貌。从足服的发展来看，唐代女性在服饰装扮方面受到的礼法约束比较少，较为看重服饰本身的实用属性和审美属性，因此一些轻盈美观的服饰能够进入到严肃场合；而在审美倾向方面，足服也并非孤例，当时女性服装往往采用大红大绿等对比强烈的色彩，发式则流行风格张扬的高髻，妆容也比较大胆、艳丽。无论是注重实用和审美，还是在审美方面倾向于张扬浓烈，都能够说明唐代女性服饰装扮的奔放特点。（二）精神文化生活相比物质生活，唐代女性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受到的限制要相对多一些，比如无法参加科举、受教育机会较少等。不过，唐代的风气仍较一般时代终究更开放一些，当时的很多女性尤其是中上层女性也积极参与文学、竞技、社会交往等社会文化活动，既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生活，又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学方面，唐代女性参与诗歌创作和鉴赏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不仅徐惠、武则天、上官婉儿等许多宫廷和贵族女性都工于诗歌，还涌现出了李冶、薛涛、鱼玄机、刘采春、鲍君徽、花蕊夫人等一大批著名的女诗人。全唐诗记女诗人 138 位、作品 11 卷，其中花蕊夫人、薛涛、鱼玄机等较为优秀的女诗人尤为突出。唐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和鉴赏不仅有数量，也有质量，如上官婉儿就是一位品112|江汉论坛评名家，宋人尤褒全唐诗话记载了上官婉儿评点诗歌的一幕：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退，惟沈宋二诗不下。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豪举。”沈乃服，不敢复争。由此可见上官婉儿的诗歌品鉴水平之高。其时，上官婉儿继承她的祖父上官仪的事业，品评诗歌，对于唐代律诗的发展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女性在唐代诗坛的活动不仅荣耀一时，更能够载入文学史册。除了积极参与时兴的诗歌活动外，唐代女性在学问、文章等方面也颇有建树，长孙皇后的女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等皆是其代表。中唐时期，作为宋之问后裔的贝州宋氏五女“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她们后来果然因才学被唐德宗召入宫中，担任要职，侍从应制，其中宋若昭“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成为史上一段佳话。在竞技方面，唐代女性也相当活跃，甚至有不逊于男性的风采。首先，她们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竞技运动，比如打马球，唐人诗句有“殿前香骑逐飞球”、“宛转萦香骑，飘飖拂画球”等，所写的正是女子马球运动的风采；比如射猎，太平广记载“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粉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鞯”；比如拔河，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中宗“与近臣观宫女拔河”的盛景；比如围棋，张籍有诗云“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其次，唐代女性在竞技领域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往往能够创造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竞技项目和玩法，或对已有项目进行改造。比如，作为现代足球前身的蹴鞠对抗性较强，而唐代女性参与蹴鞠时则采用类似花式足球的“白打”玩法，削弱了对抗性，增加了表演性；又如唐代女性仿照射猎，创造出了“射鸭”“射粉”等竞技项目，降低了竞技参与的门槛，体现出她们参与竞技活动的热情和充沛的创新精神。最后，唐代女性不仅在竞技活动中的参与度高，而且还经常表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太平广记载军中少年蹴鞠，长安贫民女子在旁竟能“接而送之，直高数丈”，引起众人围观。总之，唐代女性在竞技活动方面不仅广泛参与，而且竞技水平高、创造能力强，竞技活动也就成为了她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交往方面，不同于很多时代女性被束缚于闺门之内，唐代女性往往能够走出家门，拥有相对广泛的社会交往。当时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虽不及男性，但也较为广阔，一方面唐代涌现出的才女众多，数量上为其它朝代所不及；另一方面，除了能够与士大夫阶层往来的才女、歌女、舞女等历代皆有的特殊群体外，普通民间女性也可以参与日常交际。刘禹锡踏歌词所写“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反映了当时女性参与交际、踏歌出游的景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结社风气很盛，民间女性也往往结成“女人社”，互帮互助，聚会游玩。敦煌出土的五代时期女性结社文书即反映了自唐代延续下来的女性社团运作机制和规范：戊辰年正月二十四日（旌）坊巷女人团座商议立条，合社商量为定：各自荣生死者，纳面一斗，须得齐同，不得怠慢。或若怠慢者，捉二人后到，罚酒一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众团破除。一或有大人颠言倒仪，罚醴酸一筵。小人不听上人，罚羯羊一口、酒一瓮。一或有凶事荣亲者，告保录事，行文放帖，各自兢兢，一指实，记录人名目。录事孔阔梨，虞候安闭梨，社人连真，社人恩子，社人福子，社人吴阁梨女，社人连得，社人富连，社人膝子，社人员泰，社人子富，社人员意。左入社条件，在后下承文帖，及出社者，罚醴酸一筵。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结社文书，它们出于边陲之地，足以说明当时女性结社的普遍性；内地少见，只是因为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土壤湿度低，文物易于保存，敦煌等地又在唐末五代一度成为世外桃源般的安定之所，战乱对文物的影响相对较低。从上述文书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些“女人社”制度严整，赏罚明确，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民间社团组织，反映了唐代女性社会生活的高度发达。唐代女性日常生活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呈现出多彩、奔放的特点。放眼古代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这种多彩奔放的女性生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