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英雄的封王之路：阿城“三王”的存在主义式解读_谢天.pdf

评析1612023年第8期（总第332期）【提 要】长期以来，对于阿城的代表作“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的解读，大多从政治反思和历史文化反思两个角度展开，与 80 年代初的文学主潮形成了某种同构性。在基于以上两种分析路径的解读中，作品的表意结构往往呈现出一系列的对立关系，如民间与庙堂的对立、精神性需求与物质性需求的对立，但由于对其缺乏有效的整合，使得小说主题显得驳杂、凌乱。在此背景下，存在主义的解读视角，或许有助于这一整合的实现。【关键词】阿城 棋王 树王 孩子王 存在主义 一、抛入天地何悠悠：存在主义解读的可能性在新时期作家的谱系中，阿城是一位以作品质量取胜的典型的少产作家，特别是其历来被视为代表作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因其言约义丰的叙事风格所带来的巨大的阐释空间，长期以来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在传统的政治反思和历史文化反思这两大分析路径无法有效地整合作品的表意结构的背景下，引入存在主义式的解读，或许有助于我们实现对于这三篇作品的整体把握。当然，这里所说的可以对作品进行存在主义式的解读，并非就作者创作时自觉的主观意图而言。换言之，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解读，并非指作者在作品诞生的 80 年代前期，就已经系统地接受了由西方传入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并有意识地运用这一理论进行创作，而是指作者自身与其笔下人物，在生存境遇与社会角色上与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人有某种契合性。“知青”是作家自觉的身份认同，也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类人物形象。而知青群体在历史中的命运沉浮，正与存在主义视域下的人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被抛入世界中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切都没有固定答案。知青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渴求知识的时候，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当终于能够回城时，却又发现自己在家乡已成了陌生人。“三王”中的知青也是如此，不断地被外力抛入新的世界中：棋王的开头写知青即将离城时车站送别的喧哗与凄惶；树王的开头写知青乘坐的大汽车抵达农场，大家心中既有对未知新世界的期待与好奇，同时又隐隐地滋生着莫名的忧愁和彷徨；孩子王的开头则直接是一纸调令，将在生产队插队多年的我，调到分厂的初中担任语文老师，使原本已经习惯了农业劳动的我，重新走进了与学生和知识相交汇的世界。三篇小说的开头不约而同地都与变动、漂泊有关，这种开头已经不是简单的故事背景介绍，而是直接成为对一代人生存境遇的某种隐喻。比肉身的漂泊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无所归依。存在主义的世界是“上帝死了”的世界，一切都失去了终极性依据。作品中的世界也莫不如此：旧的道德、法律、信仰，已被通通打碎，而新的信仰又在极左政治路线的摧残下，无法与人们的生活形成真切的互动关系。棋王开头提及的语录歌与标语，似乎在向人们提供某种确定性的预期，然而却使人们更加凄惶。树王中的情节则更富象征意味：知青李立下乡时带了一大箱子有关政治的书，给人以博学多识的印象，然而颇富讽刺意味的是，下车后李立自己却怎么也搬不动箱子，只能依赖肖疙瘩的帮助似乎对于那些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没有丰富社会阅历的知青而言，他们的肩膀承载不了如此沉重的政治意义。的确，从后文的情节来看，李立在和肖疙瘩辩论是否应该砍倒“树王”时，既做不到条分缕析，以理服人，也不能够滴水不漏，自圆其说，而是只会喊几句空洞无物的口号，其说服力与感染力和肖疙瘩的朴素的话语相比尚且不如，与小说开篇所呈现出的那种嗜书如命的形象相对照更是落差极大。由此可见，那一大箱子书对他而言只是符号般的存在，书中的知识是否能为其所理解，甚至是否被其仔细阅读过，都十分值得怀疑。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知青经历并不仅仅为作者提供了写作素材，使作者刻画出了具有存在主义特荒 诞 英 雄的封王之路：阿 城“三 王”的存在主义式解读谢 天DOI:10.14014/11-2597/g2.2023.08.050评析1622023 年第 8 期（总第 332 期）征的人物群像，更重要的是，这一身份深刻地塑造了作者存在主义式的写作倾向。这种独特的写作倾向，在与和知青作家同一时期出现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另一大作者群体复出作家的对比中，可以得到更明显的揭示。知青与复出作家有明显不同：复出作家尽管在“文革”中饱受迫害，但在新时期，他们的政治地位与艺术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他们身上曾经的伤痕变成了如今荣耀的桂冠；但对于知青群体而言，他们的历史地位始终处于某种被悬置的状态，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同样是夹在城市和农村中间无所归依的边缘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的写作具有了某种开放性，即其写作不必为表达某种权威认可的“本质性”服务，而可以多角度地展示知青的生存状态。这种对存在状态本身的重视与面向未来的敞开的可能性，正是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二、觉醒尚需问根由：世界与人的碰撞小说中的世界无疑是荒诞的，但这种外部世界的荒诞性只是存在主义式解读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存在主义所真正关心的，是人与这种荒诞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与这一荒诞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要使人与荒诞世界发生碰撞，觉醒是第一步的。也就是说，人必须要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性。这种觉醒无疑是艰难的，需要主客观条件的配合。客观上，社会的动荡，使得人们从原有的常规中被解放出来。用加缪（2020）的话说，时代让“生活的布景倒塌了”，使得原本处于潜藏状态的荒诞在这一废墟性的世界中有了更多暴露的可能。但与之相比，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我的觉醒。这种自我的觉醒，一定程度上与外界因素的触发相关，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内生性的，即根源于主人公自身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三王”中的主人公身上都普遍有一种“痴”的品质，尽管他们所钟情的对象各有不同：王一生痴迷于下棋，肖疙瘩痴迷于自然，孩子王中的“我”痴迷于教书育人的责任。这种“痴”的品质，在通常语境下，可能只作为人的自我修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故事所发生的特殊年代，却足以成为区隔主人公与庸常大众的分水岭。当大众都随着时代的聚光灯的转动而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时，这种“痴”的品质，使他们能盯住那块残破幕布的小小一角，以锐利的目光在上面撕扯出一个洞，让后面那可怕的漆黑暴露出来。当漆黑涌出的那一瞬间，人们固然会惊叹，会恐惧，但随之而来更多的则是质疑：为什么幕布后是一片漆黑？这片漆黑和舞台中央的锣鼓齐喧，哪个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这种“为什么”的疑问正是觉醒的表征。而这种觉醒正来自对一种对照式的悖谬的感知表面的光明与背影的惨淡之间的悖谬。这种对照性的悖谬，渗透在三篇小说的字里行间，以一种时代氛围与历史环境的面貌存在。这一点在孩子王 中有最直接的体现，具体而集中地表现为“我”提出的那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为什么大批判时可以印成堆的材料，而学校里却连教科书也印不够？三、算来浮生只此在：存在主义的多维体现诚然，追求真理、勇于质疑的执著品质与充满对照式悖谬的时代环境，能够作为催化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个体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在主人公由孤独迷茫的渺小个体蜕变为反抗绝望的存在主义式英雄的人生旅程上，还只是第一步。自此之后，仍有雄关如铁，回首踟蹰，退路早已幻灭。觉醒后便会质疑，然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主人公的疑问注定得不到令人信服的回答我的提问没有得到老陈的正面回答，肖疙瘩“为何要砍树”的疑问也没有得到李立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事实上，由存在主义的视角观之，这问题本就无人能解因为我们被抛入的世界，本就是没有固定性的答案的。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切对于终极性意义的追寻都势必将是徒劳，一切关于原因的疑问都只能成为无解的谜题。于是，有的人会沉沦，走向生理上的或哲学上的自杀，而少数勇敢且坚毅的人则会进行西西弗式的抵抗，用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去生活。这种生活态度的核心，同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便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开始时只是虚无”，没有被一个先验的东西所限定。人是自己行动的总和，在一次次自由选择中塑造着自我。换句话说，人不是为了活成某种身份而活，更不是为了使自身符合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而活，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于每时每刻的存在，在于永恒轮回中不断重复的幸福。这一理论看似抽象，实则在每部作品中都有着生动而具体的体现。在棋王中，棋呆子王一生的封王之路，虽然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关涉，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一个典型的自我确证的过程。主人公没有像萨特禁闭中的三个人那样过分地在意外界的目光，试图用他人的目光、他者的肯定来自我欺骗、自我满足，从而陷入一种“他人即地狱”的困境中。对于外界的目光，王一生始终并不放在心上：他拒绝 评析1632023年第8期（总第332期）脚卵为他争取参加正式比赛资格的建议，而只想单纯地以个人名义约前三名对弈。可见，下棋对他而言，不是一种有着社会性、物质性关涉的技艺，而是其自身固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因此，其价值的有无与大小，丝毫不依赖于外部世界的某种终结性裁定，而是内生于其对弈时的每时每刻。这一点，在作者对王一生下棋时的神态、动作的传神描写中也可以窥见端倪：王一生擅长盲棋，断绝了自身与棋盘这一物质性媒介的感官联系；下到紧张时，他双目平视，凝神思索，仿佛在看极远或极近处总之，就是不关照这个常规的世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中，仿佛自己与对手，加上心中所想的棋盘、棋子、棋局，便是整个世界。王一生的这种以下棋为存在方式的处世态度，与他母亲提到的会下棋的风尘女子形成了鲜明对照：风尘女子以下棋为揽客的手段，下棋似乎也成为了她的生存方式，但这种存在是在消极意义上而言的。王一生以下棋为精神化的自我存在方式，可以走向自我实现与自我拯救；而风尘女子以下棋为物质性的自我存在方式，只能走向自我沉沦与自我毁灭。对风尘女子而言，会下棋，她才能活着；而对王一生而言，“有点东西，才叫活着”。二者虽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这“能”的背后，是一种底层欲望的沉沦；这“叫”的背后却是一种自我价值的确证。如果说在棋王中，王一生下棋的情节对于自我确证的展示，还是采取的一种较为含蓄蕴藉的方式的话，那么，在树王中，这种自我确证的表达则更为多元而立体。其中，最典型的例证便是肖疙瘩与李立关于砍树的一番争论。事实上，肖疙瘩对于为什么不能砍树，也给不出确切的理由，而只是觉得树“长这么大不容易”，至少要留下一棵来“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肖疙瘩的朴素认识中，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树木的生长存在，有其本体性的价值。这种本体性的价值与李立所强调的经济价值不同，它与人类社会毫无关涉，自然也就根本不能按照人类“有用、无用”的工具理性来衡量。事实上，不仅自然领域如此，即使在社会领域，工具理性也无法统摄一切，自我确证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在作者对于肖疙瘩的女儿六爪的故事的讲述中，有着最为集中而鲜明的体现。肖疙瘩的女儿六爪是个六指，这在一般人看来显然是一种生理缺陷；然而六爪却以此自豪，因为多出来的手指能让她的手更加灵活，从而在打草时比别人更快。可见，对于自身属性的价值评判，归根结底要由自己在对每时每刻的生活进行体验后才能最终做出。名字是体现人的自我认同的符号，也是人证实自己存在的标志。当肖疙瘩用六爪给女儿命名时，这个通常意义上的生理缺陷，反而成了女儿进行自我价值认同的阶梯。孩子王中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较之前两篇小说则显得更为隐蔽，却也更为深刻。事实上，可以认为孩子王具有近似“元小说”的性质，其不仅是对知青一代命运的描写，更是带有作家的某种自我指涉意味。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即字。整篇小说情节的起承转合和主人公的命运的跌宕起伏，都与字息息相关：在教书前，我担心自己已经提笔忘字；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基础很差，因而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教学；被解聘后，我将新华字典送给了学生王福。这种贯穿全文的意象的存在，其意义绝非仅仅在于设置行文线索，以使文章的结构严整，更是与小说的主题紧密相关。汉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工具，也是汉语表意的最小书写单位，如果说人生是一部长篇巨著的话，那么每个汉字就对应每一个个体存在的时刻。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字典中的单个的字是字最理想的存在状态，因为它拥有许多不同的义项，可以进入许多不同的篇章，表达出丰富多彩的意思。一本字典上的字是有限的，然而，用这些有限的字进行自由灵活的组合，便可以创作出一首诗、一部小说乃至一部民族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