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辩证法”_当代加速主义的修正与超越_高奇琦.pdf

2023.6|47政治摘要：当今社会，加速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越发深远。学界对于加速主义的探讨也逐渐形成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两大派别，但是当代的加速主义讨论存在过分夸大技术与资本的力量、忽视人的主体作用、过于悲观等问题。而依据维利里奥、罗萨、斯蒂格勒等思想家关于加速的实质和后果等问题的思考，可以对当下加速主义的观点进行修正。首先，加速社会中的空间变革主要体现为空间压缩以及空间异化；其次，加速是由技术、资本以及社会结构等共同推动的；再次，加速的危害主要体现为新异化以及“人类世”的困局。由此，可基于哈维的“辩证乌托邦”这一概念提出“速度辩证法”的设想，即以时间规划师为主体，处理好加速与减速、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最终实现个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关键词：加速；加速主义；异化；速度辩证法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21AZD021）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047-08当今社会，人们愈发感觉到加速带来的不适。技术迭代周期不断压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也陷入了不可控的加速之中。国内外学界对于加速现象的讨论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两大阵营。然而，这两大阵营的论战学者年龄相对较轻，其讨论也缺乏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因此，本文试图与政治哲学、技术哲学、未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思想家进行对话，对当下加速主义的观点进行修正，并最终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辩证乌托邦（Dialectical Utopia）的启发下提出速度辩证法的设想。加速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的欧陆左翼运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皮埃尔加塔利（Pierre Guattari）通过批评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将希望寄托于游牧主义（Nomadism），并试图据此解构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左派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在解放被压迫者中的作用，因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唯一的劳动要素就是分子性的或分子化的个体，换言之，即群众的个体”。让弗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合法化问题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由此，对于被资本主义改变和生活在加速社会的人来说，资本的剥削便成为了不可见之物。这些左翼思想启迪了后续的加速主义者。右翼加速主义将加速置于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由于技术与资本的联合是自然而然的，故而所有的限制都应被解除，以实现无限的加速。尼克兰德（Nick Land）被视为右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他认为，加速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的力量从来没有被完全地释放，反而总是被政治所阻碍。“因此，机器革命处在与社会控制对立的方向上，走向更加无拘无束的市场化，将社会领域撕得粉碎，进一步加强市场运动，解码和解域化，我们可以在解域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左翼加速主义是在与右翼加速主义对话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兴起的。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共同发表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使得二人被视为左翼加速主义的奠基者。左翼加速主义者通过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发现了“速度辩证法”:当代加速主义的修正与超越高奇琦 仲新宇48|江汉论坛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呼吁通过加速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最后，两位作者略带期待地写道，加速主义或许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大外部（Outside）的普世可能性”。由是观之，左翼加速主义与右翼加速主义存在着相似的不足之处。首先，当代加速主义过分夸大了资本的力量，从而弱化了主动斗争的精神。当代加速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消亡，要么寄希望于技术，要么寄希望于自然而然的过渡，都忽视了斗争的主体性问题。其次，加速主义对于加速的批判仍然停留在表面，并未对加速的本质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一、加速的本质：时间加速导致的空间变革在左翼加速主义与右翼加速主义的论战中，两者对加速的影响、应当持有何种态度等议题有一定的探讨。但是遗憾的是，当代的加速主义者都未关注到加速时代的空间变化。在现实之中，加速的影响早就不再局限于时间维度，而是扩散到了空间维度。（一）加速的本质已侵入到空间维度加速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空间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加速所导致的空间变革也越发显著。譬如，高铁等交通工具的提速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易地跨越空间距离。当代加速主义的讨论仅限于时间维度的变革，而空间变革的出现恰恰证明了加速社会的变革之彻底、影响之深远。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地无视加速的空间维度。加速社会的空间变革也是社会的产物，两者紧密相关。加速时代的空间变化主要体现为空间压缩与空间异化。空间压缩与空间异化，体现出了加速社会中空间变革的不同特征，前者关注的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后者关注的是空间感受的变化。（二）空间变革的表现之一为空间压缩空间压缩指的是“空间显得收缩成了远程通信的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一概念来源于哈维关于“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的讨论。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指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所以，对于速度的讨论，也离不开对空间结构变革的关注。哈维认为，对于空间结构的讨论，伴随时间问题愈发成为“最主要的美学问题”。由此，时间与空间结构的问题在哈维的讨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这两者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时间结构导致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基于此，哈维提醒我们，应当学会如何应对这样一种世界被压缩的趋势，因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也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即“远程在场”。这一概念指的是不必进行人身的物理位移，就可以实现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在场”的状态。远程视频会议，便可以被视为这么一种状态的实现。“远程在场”是维利里奥极具有代表性和预见性的概念，其关注到了时间维度的加速“霸权”向空间维度的入侵。维利里奥坚信，时间的加速导致了远方的消失，进而杀死了空间。远程在场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将真实感与现实感相混淆。针对这一现象的后果，维利里奥认为，远的事物的接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近的事物变远。质言之，远程在场的出现，导致了“远”和“近”感受的混乱。空间压缩实质上意味着，在加速时代讨论空间距离的意义在不断下降。换言之，“远方”已经不再遥远。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而言，不必再过分思虑距离上的区隔。譬如，由于不断加速，同等单位时间内我们可以跨越更远的空间距离。唐伊德（Don Ihde）基于技术哲学的视角，系统地分析了工业革命后时间与运动的联系：“在对工业革命的时间分析中，时间运动的研究成了测量的典范。”罗伯特科尔维尔（Robert Colvile）的研究则表明，“大加速终究是一种建立在运动之上的现象，其理念是人和货物、资本和思想都能在全球范围内飞速流动。”换言之，加速也将使得资本的流动、思想的传播等不再受到空间距离的限制。因而，加速不仅影响了物理上的空间距离，也使得抽象意义上的空间不断压缩。（三）空间变革的表现之二为空间异化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讨论了加速社会中的空间异化问题。在罗萨看来，异化这一概念反映了自我与世界关系（Selbst-Welt-Verhltnis）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换言之，对于异化的讨论其实指向了个体关于空间的主观感受。罗萨将空间异化描述为“社会亲近性与物理临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譬如，近年来流行的电话拜年其实就是罗萨所说的这种空间异化的表现。由此，2023.6|49空间异化又与维利里奥的“远程在场”存在一定的理论关联。这种关联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远程在场”技术的实现，随之导致了空间异化的诞生。有趣的是，罗萨自己也将空间异化归因于技术导致的空间压缩。他提出，交通速度的提高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空间缩小”的感觉的根源。维利里奥则将这种空间异化状态形容为“死点惰性”（polar inertia），即在超速的情况下，主体失去对于自我的掌控，而堕入一种“死尸般的固定性”（corpse-like fixedness）之中。在维利里奥的语境中，“死点惰性”作为远程登录的结果，是加速之所以应当被批判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速度的解放使得人类“最终在真空这堵真实世界之墙这里，达到了行为的惰性”。而这种惰性又“使人类丧失了其天使品行、丧失其翅膀，为的是使人类堕入一种死尸般的固定性之中”。质言之，“死点惰性”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使得人类进入到一种“无助的真空”中。即使运动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由于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人类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何等的绝望？！二、加速的原因：技术、资本抑或社会结构探究加速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探明加速的实质。对于这一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可以归为技术导向、资本导向以及社会结构导向三类代表性观点。（一）技术作为加速的条件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维利里奥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维利里奥看来，科技加速是其“竞速学”（dromologie）理论的核心，加速的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维利里奥认为，当下解放的速度（Vitess de liberation）导致了地平线的消失。“解放的速度”，这里主要指涉人类谋求从地球的引力场获得解放的行为，其原意是指物理学所讨论的“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维利里奥借用这一物理学的概念，将其作为一个临界点对加速后的结果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在达到了解放的速度之后，人类得以冲出地球、进入太空，这将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即“地平线的消失”。在这里，人们便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实现了天文学意义上的“解放的速度”，以及维利里奥所讨论的广义的“解放的速度”。杰夫努南（Jeff Noonan）指出，维利里奥关于“竞速圈”的研究，清楚地揭示了哲学思想的时间条件与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时间动态之间的矛盾。斯蒂格勒同样关注到了技术对于加速的影响。他认为，“实时网络”的实现使得“紧迫的实时”成为现实。质言之，一旦把速度提到最高限变成了技术的主旨，那就会造成无处不在的紧急状态。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我们的生活犹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旦停止或遇到其他突发情况，或许便是致命的后果。斯蒂格勒格外重视“实时网络”的问世。在他看来，“实时网络不仅把数据送往信息数字处理中心，同时也融汇了供所有人索取的模拟资料。”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我们是走在我们自己前头了”。技术的迭代为信息的传播提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社会整体性加速的前提。技术对社会加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下通信技术的迅速迭代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技术，尤其是技术导致的提速的追求越发执着，这在算力的升级这一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摩尔定律时代”（Post-Moore law period），即由于技术进步，算法迭代的速度越发不再受到硬件的限制。此外，算力的升级又会成为技术发展的先导，进入生产力升级的范畴。例如，自动驾驶、信号传输、超级计算机等都依赖于算力的迭代升级。（二）资本作为加速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哈维和斯蒂格勒。哈维认为，当下的加速是由于资本家为了加快自己相对于社会平均的周转时间所导致的。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时空逻辑，即资本主义通过“时空修复”手段来解决剩余资本和失业等问题。在哈维看来，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试图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地剥夺剩余价值。他指出：“加速或者强化劳动过程的企图，激发了劳工与管理方之间的一些最强烈、最艰巨的斗争。”这是因为时机（moments）是资本（profit）的要素，时间以及空间秩序的转变会通过货币收益来重新分配社会权力，这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断加速。斯蒂格勒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