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主流电影建构国家认同的知识逻辑及其转换_刘煜.pdf

144学术视野ACADEMIC HORIZON一、问题的提出作为中国特有的电影艺术类型，以重大革命历史、英雄模范、重大工程等为核心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一直以来都是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形象、构筑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鉴于其突出的认同建塑作用，自20世纪 90年代起主旋律电影开始作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此后无论是在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上，还是在国内重大艺术节展的获奖比例中，主旋律电影都获得了稳定的制度性支持。在这些或隐或显的帮扶方式的作用下，主旋律电影确立起了一套导向性明确的制作规程和美学范式“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反映现代化建设的雄健步伐和波澜沸腾的改革生活，反映血雨腥风的革命历史斗争，传达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创作意识。”（1）这套规程和范式在集中呈现中国主流话语核心特征的同时，也得以将民众有机地嵌套在政治符号所圈定的主流话语体系之内，从而实现了主旋律电影在维系国家认同层面的议题建构功能与价值。近年来，渐次勃兴的“新主流电影”常被看作是刘煜，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讲师张红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AXW005）的阶段性成果。主旋律电影在日渐成熟的市场化语境内自发（抑或被迫）的延续和转型。尽管学界尚未针对“新主流电影”总结出边界清晰的概念体系，但当人们直面这一概念所指向的 战狼 我和我的祖国 长津湖 等作品时，仍能把握到新主流电影的具象特征，即在艺术实践上，新主流电影模糊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界限（2）；在市场期待上，新主流电影致力于达成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3）简言之，“新主流电影”既是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同时也是主流电影对市场机制和观众需求的积极回应。现阶段针对“主旋律电影”和“新主流电影”的比较研究更多集中在艺术与文化层面的考察，其间的重点是归纳提炼“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电影”转变时所产生的新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认为是主流电影受到文化与市场双重压力而被动做出的调整。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主流电影从“主旋律”到“新主流”的转向过程中那些始终“不变”的部分，亦即主流电影根深蒂固的“主旋律”底色和国产主流电影建构国家认同的知识逻辑及其转换*文 刘煜 张红军/Text/Liu Yu Zhang Hongjun提要：对国家认同的维系与再生产是主流电影最本质的正当性来源。由“机械知识”和“有机知识”组成的知识框架构成了主流电影建构国家认同时的知识基础。然而对于同属主流电影的主旋律电影和新主流电影来说，二者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却显示出了不尽相同的理念。20世纪末层出不穷的思想浪潮决定了主旋律电影必须倚靠机械知识来确保国家认同的稳定，而基于互联网的反本质主义认同又促使新主流电影以有机知识为形塑国家认同的首要范型。我们对主流电影的发展引导，因此也需从两种知识的互动中找寻答案。关键词：主流电影 国家认同 社会团结 知识社会学 The Logic of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ainstream Chinese Films1452023年第6期其在维系国家认同方面无法剥离的使命担当。因为无论新主流电影如何“新”，其核心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仍然应该坚定不移地放置在“如何使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不断与新时代的传播环境相适应”（4）之上，这是主旋律电影和新主流电影最根本的正当性来源。这倒不是说本文要质疑或反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要强调我们在描述“新主流”之新“变化”时，也需要明确这些变化所应有的边界性和方向性，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新主流电影的“新变化”是如何在既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确立起来的，进而也就不能打开主流电影研究更为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质言之，本文更多关注的是主流电影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所展现出的社会功能。诚然，探查这一功能的前提是要对主流电影作用于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以及二者展开互动的逻辑有所把握。在致力于解读文本与社会关系的众多理论中，知识社会学的思路显得独到而深刻。在知识社会学先驱卡尔 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理解中，知识等同于思想、等同于认知也等同于观念，（5）它是“特定群体从对他们的共同处境所具有的某种典型情境所作出的无休止的系统反应中，创造出的一种特定的思想模式”。（6）因此在知识社会学的框架内，知识不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实践产物，同时也是我们把握世界思想路标和相互沟通的智慧工具。知识社会学考察路径对于本议题的现实合理性则在于：一方面，主流电影的演进脉络始终与国家话语的变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再造了一个符号化的想象性社会场景，同时还确立起了一种强意识的、能够服务于特定秩序与权力格局的群体意识。这意味着，与其他类型的电影不同，主流电影所输出的内容带有引导认知、凝聚共识功能，其话语演变过程动态地映射了时代使命的转变。因此即便是与其他类型的电影相比，主流电影也更接近知识社会学所观照的日常生活中关于“现实”的“所知”，其内容生产过程本质上也更应该是一种社会知识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又可以有效串联起“意识形态”“有效性”“规范性”等一系列与国家认同相关的核心概念。比这更重要的是，知识社会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难得的微观经验性视角，使得我们可以穿越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而对“主流电影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实践展开过程性分析。进言之，要考察主流电影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有效路径之一就是知识社会学，亦即将主流电影作为文本放置在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视镜下，思考主流电影在国家认同塑造过程中的“知识生产”问题，这包括不同类别的主流电影如何建构不同的知识话语，以及这些知识话语又是如何影响了国家认同的建构与维系。战狼剧照二、思考起点：主流电影知识类型及其结构围绕知识的思考首先要明确关于知识的属性判定与类型划分，在这方面众多代表性的研究颇具启示性，比如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7）、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相识的知识”（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和“相知的知识”（knowledge-about）（8）、列文罗沃（Lievrouw）的“大科学”（big science）和“小科学”（little science）（9）等等。主流电影在上述知识类别中很容易找到适宜自己的位置，但如果要围绕国家认同展开更有针对性的知识讨论，我们还需拟定更为精准的知识框架。事实上，国家认同本身对应着一套由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思想认同等多层次认同构成的系统性认知布局。这套系统性布局能否生成以“国家”这一精神符号为中心的群体向心力，进而缔造出以“国家”之名所统合的最广泛的命运与情感共同体，通常是判定国家认同能否得到确立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指标，正是这样的事实为我们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出发来定制知识框架提供了基础。具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认为，社会凝聚力的生成（即共同体的缔结）可通过“机械的”和“有机的”两146学术视野ACADEMIC HORIZON种方式达成，并以“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状态予以呈现。其中“机械团结”是依照社会个体彼此间的相似性而生成的团结，在这样的团结关系中，“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和倾向。而社会越是能够做到这些，它自身也就会越有活力”。（10）以这种方式相互凝聚的社会个体须以牺牲自我人格的个性特征并以无机物的分子形态来获得彼此行动的一致性。因此，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阶段后，机械团结的消极作用将无法掩盖。与之相对，“有机团结”则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是建立在社会个体差异性基础上的社会团结。劳动分工的复杂化驱使大多数人只专注对某种特定职能的执行，因而个人生存与社会运转就必须依赖于不同职能相互协作，由此形成的团结是一种有机物式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在确保凝聚力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这样，集体意识就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了地盘，使它无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了确立”。（11）将社会团结作为概念工具应用到我们的议题中，那么就可以归纳出“机械知识”和“有机知识”两种主流电影的知识范型“机械知识”致力于诠释那些能够将个人直接系属于国家的规范性意识与价值，以此来增加不同个体之间内在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以便强化维持社会团结的凝聚力。在时下的中国语境内，这套以强化集体意识与情感为旨归的系统知识常常被定位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话语组成的主流价值观限域内。与之相对，“有机知识”则是富有经验性和个人性的实用主义知识，其基础更多来自包括想象、情感、习惯、审美在内的个人经验，是与人们差异化的情感选择和日常经验有关并以获取人们认可为目标的一种话语框架。因此不同于“机械知识”所追求的终极的价值，“有机知识”主张知识在当时语境下的适用性；反对抽象的类本质的恒定真理，否认非历史性的理性思辨，崇尚个人的、具体的、感性的知识定位。“机械知识”与“有机知识”既是社会团结理论指引下抵达国家认同的两种方式，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认知差异。如果达成认同的知识基础来自“机械知识”，那么主流电影在表现和建构国家认同时就必须尽力祛除个人化、生活化色彩，从而最大程度地还原集体意识的本真样貌。但如果达成认同的知识基础来自“有机知识”，那么因主流电影的在场而组织和关联起的所有行动者的全部情感、审美取向和价值偏向都会渗透到主流电影的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质言之，“机械知识”指向并诠释的是作为理性认识对象的国家，而“有机知识”指向并诠释的则是作为经验认识对象的国家。这两种诠释认识对象的知识框架决然不同。“机械知识”期待人们建立起一致的、相似化的理性认知，消解其中感性的和个性化的因素。“有机知识”则是依靠日常经验逻辑来阐述国家主体，其合理性主要由经验偏向给出。不同经验偏向之上的“有机知识”所理解和阐述的国家认知并不相同，故而“有机知识”又常表现为主体在动态介入客体的过程中总结出的非系统性的地方知识。其丰富的个体性和差异性要求对其所厘定的作为经验对象的国家的理解必须在具体经验中加以专门的考察和确认。涂尔干在阐述“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时对后者注入了更多的偏向与期待，并坚定地认为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持续深入，“有机团结”势必要完全取代“机械团结”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历史经验出发进行深度考察就会发现，虽然机械团结以牺牲个人人格的方式获得的凝聚力抑制了社会的自由生长，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经由机械团结所整合的社会力量是消极的。同样，全然建立在“有机团结”之上的社会发展，亦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极不均衡的社会结构。（12）质言之，“机械知识”并不必然导致“机械状态”，而“有机状态”亦不必然源自“有机知识”。为此本文主张超越“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之间的价值论差异，将“机械知识”和“有机知识”理解为主流电影抵达国家认同的两种手段。在具体的实践中，两种知识范型常常是以“混搭”的方式予以显现。三、主流电影国家认同建构的知识范型及其转换当我们梳理清楚主流电影抵达国家认同的知识路径之后，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就须面对生成国家认同所要对应的知识逻辑，即回到生成国家认同和运用国家认同的历史场域和社会情境中。20世纪 70年代末逐步开启的改革开放，既是我国一次深刻的经济制度变1472023年第6期革，同时更是一场自觉主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众多来自西方的带有阶级差异的社会思潮自那时起开始涌入国内，由此生成的复杂思想文化场域冲击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原本牢固的集体意识位置。如何在紧迫的思想形势中紧握领导权，为国家认同持续提供稳定的集体相似性就成为当时文化界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正是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主旋律电影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