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转义诗学”中的反讽观研究_贺嘉年.pdf

24美学2023/04海登怀特在 1973 年发表的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中，将历史书写还原为一套叙述与表征形式，其本质是诗学、语言学的，这在史学和文学理论界引发热议。怀特将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对应于四种语言的比喻（或称转义）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并以此构建出一套解释深层历史意识的转义理论（the Theory of Tropes）。而在其中，反讽概念最具争议，因为怀特不仅将反讽视为四种转义类型之一，更多次指出元史学写作本身就是“有意识的反讽”，它代表了“一种针对反讽自身的反讽意识转向”15，并在全书“导论”和“结语”部分提出“超越反讽”议题。近年来，元史学中的“反讽”概念逐渐引发国外学者关注。迄今为止，对怀特反讽概念的研究基本遵循两条路径：一条是枚举归类，另一条是比较阐发。前者以学者约翰尼尔森（John S.Nelson）、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和怀特的高足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为代表，认为反讽构成了对历史认知、历史意义、历史书写、历史实体等多方面的否定，并试图揭橥反讽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内涵。后者以基斯詹金斯（Keith Jenkin）、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罗伊德克雷梅（Lloyd Kramer）、约瑟丹恩（Joseph Dane）等人为代表，探讨怀特的反讽观与解构主义者、与理查德罗蒂、布克哈特、维柯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上述研究勾勒出怀特反讽观的基本样貌，但与此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怀特本人以博学多识饮誉学界，稽考其思想渊源固然必要，但评估其理论生成之语境及其价值恐怕更有裨益；二是考虑到元史学是怀特唯一的系统性理论专著，反讽概念与全书行文架构之间应存在更为深入复杂的关系，但这方面的研究作品尚不多见；三是时移世易，怀特在各个时期的治史思想存在显著差异，反讽可否作为贯穿其思想的主线尚且存疑。就此，本文将“反讽”概念基本厘定于怀特的奠基之作元史学中，首先从元史学导论中历史诗学的四种批评范式转义模式、情节化模式（employment）、形式论证模式（formal argument）以及意识形态蕴含模式（ideology implication）入手，探讨反讽的四层内涵，并指出上述四重内涵概念分别受福柯与维柯、诺思罗普弗莱、德国浪漫派、理查德罗蒂反讽观之影响，随后考察怀特面对反讽提出的两种解决方案，最后重估怀特反讽观的理论创见与价值，以期深化对怀特历史哲学之理解。一、复义的反讽反讽是西方修辞学、语言学、文学、哲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可上溯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反讽是一种语言的伪装，他装作无知，向对话者不断提问，以引诱或争论的形式破坏他人认为有价值之物219。苏格拉底以降，反讽概念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施莱格尔兄弟、黑格尔、本雅明、新批评学派、解构主义者都曾论及反讽，其内涵包海登怀特“转义诗学”中的反讽观研究文/贺嘉年摘 要：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将历史书写还原为一套基于语言修辞的深层转义模式，其中“反讽”概念在学界最受争议。依照该书导论部分的结构，可将反讽的内涵归为四类，即作为历史文本深层结构的转义反讽、作为历史文本情节结构的美学反讽、作为历史文本形式论证的知性反讽、作为历史文本意识形态的伦理反讽，四类反讽分别受福柯与维柯、诺思罗普弗莱、德国浪漫派以及理查德罗蒂反讽观之影响。反讽是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在追求客观性时所遭遇的怀疑论与相对主义困境。为了克服反讽并重建史学研究范式，怀特提出审美化与伦理化两种解决方案，前者坚持历史研究的叙事性与语言论转向，强调历史文本中隐喻、想象等诗性要素的优先性；后者倡导将转义诗学视作一项严肃的史学事业，避免后现代理论肆意解构的游戏态度，这也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确证。关键词：海登怀特；元史学；反讽DOI:10.16129/ki.mysdx.2023.04.00225美学史研究括欺骗、伪装、差异、对立、矛盾、否定、辩证、自由等，不一而足。不过我们可以将反讽概念史大致划分为两大阶段：18 世纪中叶前，反讽大体集中于古典修辞学领域，18世纪末、19 世纪初，反讽逐渐超越修辞学而获得形上学意义3。约瑟丹恩指出，反讽是意义累积的产物，难以孤立辨析其意义，且每一种反讽类型的历史之间盘根错节27。但细读元史学文本，怀特对反讽的定义其实暗含层理：反讽的基本修辞方式是用词不当（从字面上说是“误用”）。明明是荒唐的隐喻，用来激发反讽式反思，它针对的十四被描述事物的本质或该描述本身的不充分性。修辞上的疑虑（Aporia,字面上是“疑难”）姿态，即作者对自己所陈述之事的真实性表现出一种真真假假的不信任，可以看成反讽式语言偏爱的风格上的构思。于是，反讽规定了一种思想模式的语言学范式，不仅就某个特定经验世界的概念化而言，而且就以语言尽可能记录事情真相的热切努力而言，它根本上是自我批判的。存在性地将反讽投射到一种成熟的世界观之中，它就仿佛超越意识形态之外。149-50在怀特看来，反讽首先是一种修辞上的龃龉矛盾，它是历史文本的“风格”特质，折射出史家对经验世界的概念化理解，并影射历史书写者的态度，进而衍生出一种成熟的世界观与行动之道。不难看出，怀特对反讽的定义，与元史学导论“历史的诗学”中之论述层次基本吻合：一部历史作品的分析可以分为显性层面与隐形深度层面，前者包含了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后者则是进行上述分析之前，历史书写者对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场域的预构，并将事件塑造为感知客体，想象诸历史实体之间的关系运作，这是历史文本显性层面自由组合之依据和基础，它对应着诗性语言的四种转义类型。多年以后，海登怀特曾对采访者坦言：“我的 元史学 一书大致说来是结构主义的。它也有着结构主义的种种局限性。”4鉴于怀特彼时如此推崇严谨整饬的形式分析，我们有理由，也更有必要从上述四重维度考察反讽概念之内涵，并分条缕析归纳其意义。二、元史学中反讽的四重意涵以转义理论为核心，以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为重要组成部分，怀特构建起四位一体的历史文本阐释框架。在对历史作品的共时分析之上，怀特引入了史料编纂的历时性维度，这一观点从元史学到其晚年出版的喻象实在论中都是一以贯之：“只有经由转义而非逻辑演理，我们才有可能把任何一组给定的不同种类的过去事件称之为历史：首先，把过去事件再现为一个有顺序的编年史；（其次）通过情节化模式把编年史转化为一个可辨别的，有开端、中间和结局的故事；（第三）人们依据具体情况，提出不同形式的论证模式来确立其 意义，以此把故事构造为认知的、伦理的、审美的。”5相对于其他三种解释策略，转义在时间与逻辑上都具有优先性，它构成史学家在处理史料时的先验基础，因而对反讽概念的考察理应从转义理论开始。26美学2023/04（一）作为历史文本深层结构的转义反讽转义反讽就其修辞格意义而言，指语词、意义相互否定或矛盾的状态，常见的情况有用词不当，如“瞎嘴”，或是明显的谬论，如“冷酷的激情”。而就怀特所理解的转义而言，反讽是语言无法再现实在时的无力感与悲观情绪，是话语无法再现历史实体时所产生的混乱模糊与无序感，更是对转义理论本身的解构。怀特的反讽观受福柯话语理论与维柯诗性智慧的双重影响。维柯以诗性语言的四种转义类型，将语言形式与特定的世界历史联结起来，强调诗性智慧先于理性反思，且二者之间具有连续性。在四种转义类型中，反讽处于诗性智慧与理性反思的转捩点上，它表明诗性语言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存疑的：“暗讽（irony）当然只有到人能进行反思的时期才可能出现，因为暗讽是凭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6对此怀特补充说，反讽“假定人们认识到了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认识到语言有可能错误地再现实在，认识到字面再现和比喻再现之间的区别”7。而在元史学出版同年，怀特还发表了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一文，指出维柯的转义理论与福柯话语理论若合符契：“不管福柯自己是否认识到或是否承认，他的确既具备一套解释体系，也具有一套有关理性、科学与意识的转换理论，它们均属于一种语言历史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维柯及其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哲学家。”847-48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从根本上破除了语言再现论（representation）的神话，转而考察知识生成的空间与等级次第，从而消除语词对事物的主宰权威，使其从再现的媒介转变为事物本身。而在怀特看来，福柯的作品贯穿着一种反讽精神：一方面，话语逐渐意识到语言自身的不透明性，语词与实在之间出现了绝对鸿沟，实在与语词断裂之后，一切都收归实在的范畴，由此产生不可把握的模糊与无序感；另一方面，意识到语言不透明性的 20世纪人文学科话语，逐渐陷入了混乱与分裂的局面之中：“语言的这种不透明性阻碍人们去构建那种被所有哲学思想视为最终劳动成果的总体性系统。”843可以说，反讽是转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反讽在质疑诗性语言构建历史的同时，也可能从根本上摧毁转义模式的立论基础，因为诗性语言与世界历史、意识模式与历史实在的对应关系本身就隐含某种独断，换言之，图像、音响等其他形式为何不能再现历史？语言结构为什么与实在的结构相似？如果怀特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势必会在两极之间游移不定：一方面，如果坚持历史实在可以被语词结构所意指或关联，那么他就必须论证这种意指或关联何以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将历史完全视作语言的构造，那么就会面临取消历史实在、抹杀历史客观性的指摘。总而言之，转义反讽暗示对历史意识的结构主义阐释蕴含解体的可能。（二）作为历史文本情节结构的美学反讽作为历史文本情节结构的美学反讽，是一种以讽刺剧（satire）形式呈现的历史叙述。讽刺剧意味着“人们认识到，意识最终还是无法快乐地生存于世，或充分理解这个世界”。讽刺剧假定，以浪漫剧、喜剧、悲剧等体裁显著再现出的关于世界的观点，终究是不充分的，它向读者传递一种“挫败”“反救赎”“循环无尽”的审美体验。讽刺剧淡化了情节化模式对开端、高潮、结局等完整故事形式的追求，蕴含非叙事化呈现历史实在的可能性，这在布克哈特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美学反讽源自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这一点怀特明言不讳。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将自然的循环运动与文学中存在的基本叙述运动相对应，文学作品存在四种先于文类（pregeneric）的“叙述程式”（Mythoi），分别是浪漫剧、喜剧、悲剧和反讽 9162。反讽展现了一个失去英雄的世界，普通人任凭命运之轮平稳旋转，到处弥漫着人物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与逆来顺受，弗莱将反讽对应于神曲中但丁跟随维吉尔穿越地狱的场景，它昭示着无休止的痛苦与世界毫无希望、漫无目的的黑暗面9237-239。在元史学所列举的历史学家中，只有布克哈特真正采用美学反讽进行历史写作。布克哈特从根本上否定了存在“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拒绝将任何历史事件置入先定的知性框架进行阐释，我们只能生存在朦胧含混、意义不明历史浪潮之中，这对应“讽刺剧”所带来的审美体验：“尽管我们不断将目光投向未来，就人类整体以及每个个人的命运来说，未来充其量也是一片模糊。无数往昔岁月的线索延伸到未来之中，这些线条清晰可见，并且我们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无法跟踪它们的去向。”10但我们认为，布克哈特的美学反讽并不仅属于“讽刺剧”的故事类型，它更意味着存在一种超越叙事化编码逻辑的图像性书写，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情节化”模式的否定，因为情节化模式中的故事类型，本身就是叙事化的产物。1999 年，史学家伊格尔斯（Iggers）与怀特曾就布克哈特的历史书写问题进行辩论，怀特专门区分了叙述（narration）和叙述化（narrativization）概念：伊格尔斯没有区分叙述和叙述化。前者是言说世界的一种模式，它不同于特征化为描述的模式。叙述化是再现世界及其进程的一种方式，叙述化过程似乎拥有故事的结构和意义。因此，当伊格尔斯批评我未曾分析布克哈特关于欧洲史的“叙述”时，他忽略了27美学史研究我意欲提出的问题，即或许布克哈特已经相当完美地叙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或“君士坦丁时代”，但布克哈特没有把它们叙述化，即将它们当作一个可辨认的开头、中间和解释的故事，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