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方面_董键铭.pdf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2 1 C Z X 0 1 0)。收稿日期2 0 2 3-0 2-2 1 作者简介 董键铭,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 0 2 3年3月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M a r.2 0 2 3第4 4卷 第2期I NN E R MON G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4 4.2D O I:1 0.1 4 1 3 7/j.c n k i.i s s n 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0 9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方面董键铭(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 0 0 0 8 2)摘要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求我们,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以中国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其一,中国同时遭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曾遭遇过以及现在正在遭遇的社会问题,因而直面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需要以中国问题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了具有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这一理论资源的限制,中国哲学则构成一种处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外的思想传统,以中国思想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为促进解决人类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其三,在资本逻辑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联合面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无法给出真正解决资本逻辑问题的现实方案,中国则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以中国制度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开显以中国制度规范、引导资本,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可能性。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B 1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0 6 5-0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意义,指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必 须 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相 结合”1(P P.1 71 8)。事实上,“两个结合”不仅是我们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时所应有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构成我们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所应有的基本态度。虽然随着国内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由之前的以译介、学习老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为主,发展到今天的能够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与国际前沿热点问题实现无缝对接,我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事实上,这还不足以构成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终极形态”,不足以使中国学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充分构成一种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知道,中国学术研究的真正发展需要逐步摆脱长期以来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的“学徒状态”,需要形成自己的学术主张。就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领域而言,则要求我们不能再停留于对国外理论的简单复述,或者对国外理论本身的直接研究,而是要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意义上重新思考国外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的存在方式和理56论样态,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以中国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为基础,实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构绝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国外学者和国外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无论是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展开的研究(如“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等理论思潮),所面对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逻辑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背后具有人类性意义。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也开始逐渐面临一系列由资本所带来的类似的社会问题,因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中国化重构就不能直接放弃、取消对国外理论的研究。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思想成果的人类性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思想成果主要是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思想传统、以对西方制度及其社会实践的反思为基础而形成的,这意味着其中依然包含着较大的局限性。而中国则既有着不同于西方思想传统的中华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又开辟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意味着以中国的理论和现实资源为依托,将有可能突破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局限性,从而为破解人类性问题提供一系列新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展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之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之所在。因此,以当今中国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研究基点,以重大现实问题背后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为切入点,以中国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为立足点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使国外理论资源与中国现实实质性地结合起来,构建一种能够恰当处理国外理论资源的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不仅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兴”1(P.2 1)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以中国问题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研究并不是脱离于时代和现实状况的纯粹理论玄想,而是对重大现实问题背后所表征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层反省。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 4 4),每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形成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高度相关。“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卢卡奇、葛兰西所面对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即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历史阶段;后马克思主义所审视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正是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展开的,每一个阶段的学者都想抓住特定阶段的根本问题来展开哲学思考。”3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构成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等诸种流派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尽管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对马克思本人思想之真实内涵的考察与澄清,包括探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马克思所持有的独特研究方法等,但总的来说,促使这些研究方向形成的最初诱因都不是源于某种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新问题的理论反省。同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走向现代化时所处的历史境遇是不同的。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是通过工业革命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各西方国家中内在性地成长起来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首先起于对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的被动应对。随着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3 6)。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作为未开化或半开化的落后国家被卷入到世界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因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发展与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始终处在一种时代错位的状态之下。马克思在反思当时德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英法等发达国家时指出:“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只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5(P.8)66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类似的发展境遇,当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发达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社会问题的时候,中国依然处于欠发达状态,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那段历史时期,当西方社会已经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现代性困境的时候,中国的首要任务却依然是通过融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分工,以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正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境遇上存在着时代性错位,因而当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2 0世纪8 0年代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在社会现实层面遭遇到这些思潮所思考的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但事实上,这种发展还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发展,而尚未触及社会现实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入促进了教科书体系改革与哲学观念变革,推动了之前长期笼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上的教条主义体系的瓦解,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最新的国外理论资源,同时也调动了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本身的研究兴趣,从而推动了“回到马克思”与文本文献学研究的兴起,这一系列要素都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理论领域,“研究主要起到的是开拓理论视野、反思教条体系的作用”6。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品格,“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P.5 0 4)。在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展现其理论意义而未能展现其现实意义,或是仅仅把握西方社会的社会现实,呈现国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现实关联,而无法进一步发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就会逐渐沦为一种纯粹学院化的研究,而背离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实践精神。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刚刚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候相比,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也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联和对接成为可能。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 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跨越式发展不仅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而且也使得中国集中遭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曾经遭遇过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超越了计划与市场之间严格对立的传统话语模式,推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和资本的运作在中国也开始可能,因而使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资本问题能够在中国得以出现。因此,随着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探讨过的社会问题,包括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劳动异化、消费主义兴起等问题,以及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等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全面建成,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讲的和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何其相似乃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依旧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同时代人。”7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于2 0世纪,但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却使得这些过去的理论对当今的中国依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随着4 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逐渐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摆脱了原有的落后状态,实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接轨。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中国已经在很多尖端科技领域获得了领先地位,创造了一系列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引领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今世界的同时代人。这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西方社会曾遭遇过的问题,而是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