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专业通识课程的设计思路...—以“禁毒政策”课程为样本_包涵.pdf

0612023/04JIAO XUE YAN JIU教学研究 文/包 涵公安专业通识课程的设计思路与实效探索以“禁毒政策”课程为样本公安学自 2011 年增列为法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以来，其学科体系逐步完善。与既往的公安专业脱胎于法学的状况有所区别的是，公安学一直在寻求学科差异上的制度化，在研究主题、群体、方法与需求上形成独立类别，从而树立其学科地位。为此，公安学尝试在“标示知识组织和知识生成特殊性”的过程中展开了归类、建制和分立，在学科构成上建章立制与自立门户。作为学科基础的课程体系，承担了区隔其与其他学科的任务，“一个新生学科总是致力于产生出一套新的通用词汇，以便帮助它的成员来界定这一学科，使它和其他学科分道扬镳”。在诸多修订或崭新设计的课程中，公安学通识课建设举足轻重，其既是公安学学科的独立性架构的组成部分，也在扩展学生知识广度与深度、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公安专业通识课的基本问题通识教育通过基本知识、技能和学习态度的重塑，旨在“对学生人格层面的品性进行熏陶”。但公安专业通识课除了需要继承一般通识课的外在特征与主要目标之外，在内涵建设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方面，公安学学科具有更多的“课程思政”要素。与其他学科相比，公安学学科的培养对象既需要有专业的素养，也需要对培养对象进行“忠诚教育”，达成知识之外的思政目标。对公安学通识课来说，课程内容的思政化并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融入的前提。公安学通识课不能仅仅以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和判断能力作为课程设计的目的，相反，在促进学生形成理解的基础上，仍应设置“正确”的引导甚至相对固定的结论，不能任由其展开毫无边界的思辨。另一方面，公安学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很难在通识课设计上与专业课对接。公安学在学科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有特殊性，使得通识课设计难以划定课程范畴。因为，公安学专业课逐渐形成的较高专业化和“窄口径”形态，与通识课“广泛性、非专业性”以及“培养学生包涵，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教授。基础知识、技能和态度为目标的教育观念”是矛盾的。在其他学科那里相对容易实现的“通识专业”层级，在公安学当中较难实现。二、公安专业通识课的设计思路以“禁毒政策”为例正是基于公安学课程体系的特质，一直以来公安院校通识课的开设情况都不太理想。以笔者所在的院校为例，在以学科大类组建新生院之前，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通识课体系。2021 年学校推动“强化通识教育和警察职业精神培育”，在打破学院和专业壁垒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生院，其中设立的公安学书院，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和“大学基础课程”作为一年级的基本课程。为顺应这一改革，开设了第一批“通识素质课程”共计 33 门，涉及“思想政治理论模块”“人文社科模块”“科技探索模块”“逻辑推理与哲学智慧模块”“艺术审美模块”和“全球视野模块”。通识课以教师自行组织课程组和自行申报考核为设课条件，允许“教师挂牌授课、学生自主选课”，这一试点为公安学通识0622023/04JIAO XUE YAN JIU教学研究课奠定了基础。笔者所在的教研室根据公安学书院通识课建设计划，组织申报了以“禁毒政策”为名的通识课，设置于“人文社科模块”，在获得批准之后，组建了跨学院的 4人教学团队，2021 年至 2023 年已开设三个学期课程，分别有 92 人、74人和 44人选课。在设立课程之时，课程组就分析公安学通识课可能涉及的问题，并且针对性地拟定了课程的内容。课程在内容上主要通过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国家治理以及法理学等基础理论，让学生了解毒品治理的一般规律，以中外已有的毒品治理策略和实践，引导学生自我思考和判断。在这些预设的课程规划中，特别针对前述公安学通识课的一些问题，结合教育部关于印发 的通知（教高20203 号）的要求，既讲求“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同时也“坚决防止 贴标签 两张皮”。在目前开设课程的三个学期中，获得了学生与新生院较好的评价，在评教得分中名列 33 门新开设课程前列。（一）客观陈述和评价域外毒品治理策略综观既有的禁毒专业课程，例如笔者所在院校开设的“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禁毒法律法规”“预防教育与戒毒康复”“禁毒学原理”等课程，主要围绕禁毒民警的业务来设置，同时也体现了侦查学或禁毒学的专业性，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有较大助益。在这一课程体系下，学生能够尽快完成从学生到预备警察的身份转变，但对禁毒学和相关学科基础理论掌握相对较少，针对这一情形，“禁毒政策”课程定位于“让学生了解国家介入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以及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功能与作用，”同时理解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治理规律。课程目的是希望以人类社会在毒品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以及所获得的成果作为例证，引导学生培养法治意识以及思考的能力，特别是在了解与剖析域外禁毒政策的基础上，能更加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明辨不同治理手段的基本价值观念。课程组没有避讳一些社会上较为敏感的话题，而是将不同理念传递给学生，通过组织讨论、撰写心得等方式，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在授课过程中，既传授了知识，又启迪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例如，针对域外“大麻合法化”，课程在介绍世界各国毒品治理政策之后，将这一命题的相关资料交由学生，由学生在自由讨论后进行小组课堂演示。在课堂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西方国家的“大麻合法化”是政治闹剧，是治理能力低下的表现。但在教师展示了目前“大麻合法”的基本形式（即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合法”，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去犯罪化”“去刑罚化”或“医疗使用”）以及基本表现（荷兰的“咖啡馆模式”，美国的“州立法模式”）之后，学生开始反思几个问题：首先是媒体介绍的片面性，导致其接收信息存在先验倾向；其次是对“合法化”本身尚不了解的前提下，就已经产生了基于一般观念理解的判断；其三是批判本身的论据可能很不充分，但对于这一问题尚未形成有逻辑的思考。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尝试从“制度影响”“历史积淀”以及“政治需求”等角度去论证“大麻合法化”的原因，并且以此作为与我国毒品政策进行对比的素材，让学生信赖我国的禁毒政策不仅仅是立法者的意愿，更是历史积淀和民族传统影响下的产物。学生在科学论证的背景下得出“我国制度优越性”的结论，既没有耳提面命似的“单方倾向”，也不是毫无理由批判域外制度的干瘪观点，这让学生在内心建立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获得了独立思辨的能力。（二）理性解释我国毒品政策演变我国的毒品政策是本课程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尚处于大一新生阶段的学生来说，系统讨论我国禁毒政策的源流、现状以及未来趋势，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阶段的学生既缺乏相应的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基础知识，同时又充满了各种“来历不明”的知识内容，例如从自媒体平台获得的“知识”，而禁毒这一看似神秘的学科和媒体捕风捉影的媒介传播，更是让学生形成了一种与课堂内容“平行”的知识。例如，学生对于毒品犯罪判处严厉刑罚的认同感，大多以同态复仇的理念去理解毒品犯罪，以衍生的社会危害作为刑事处罚的正当性，大多数学生认为吸毒是构成犯罪的行为，而贩卖毒品则大多可以判处死刑，毒品就是黑帮和火并的代名词，等等。这一类的碎片化的知识，虽然说明了学生本身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但也客观反映出学生的知识来源非常混乱，而且大多都是社会一般观念所带来的。0632023/04JIAO XUE YAN JIU教学研究课程组针对我国“重刑化”的毒品政策以及目前极为严厉的舆论环境，专门设置了“吸毒是否应当犯罪化”以及“吸毒明星是否应当封杀”等讨论专题，在上课之初就将相关的资料发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外分组进行讨论。对于这样的议题，课程组在强调当下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之外，并不给学生以具体明确的答案。希望通过尽可能客观的介绍和评价，让学生更多地掌握获得知识的正确渠道，打破一些学生的“迷思”，例如吸毒与衍生犯罪之间的关系、刑罚严厉与犯罪率之间的互动等等，让学生了解我国禁毒政策形成目前形态的原因，促进他们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和赞同当前的政策取向，而不是将对政策的符合仅仅建立在外观描述和纯粹的“习惯性点赞”的基础上。（三）无缝融入课程思政要素如前所述，当下的大学新生都已是“00 后”，他们热衷于涉猎禁毒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大多是悬疑的或者夸张的，他们并不能主动、客观去加以辨别或评价，按照既往的教学经验，要通过课堂教学来颠覆之前的认知，重构学生的知识结构显得非常困难。课程 组认为，可以 通 过课程的思政化来软化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禁毒课程天然就具有“思政化”的特征，特别是我国的禁毒史，就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抗击外来侵略、实现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而演进的。本课程的通识课定位，也更有利于融入思政元素。因此，课程组将“以史为镜，增信崇德”作为本课程建设的基本思路，并且针对学生的状况设计了提出“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张弛有度”的教学理念，设计了“多维度、模块化”的教学内容，将课程划分层次、逐层递进，将课程分为“禁毒基础知识、中国禁毒的历史与现状、中外禁毒政策比较”三个模块。在中国禁毒史和中外禁毒政策比较两个模块中，大量融入国家治理理论、爱国主义教育、人民至上精神、学史明理增信崇德等思政内容，达到课程思政的目标。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以史学知识、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为基础，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论证中国禁毒政策的正确性。课程组有意识地将禁毒史大量放置于课程内容中，通过自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禁毒斗争的历史进程，将虎门销烟、新中国三年禁毒等历史重要事件作为标志性知识，强调“学史明理”，增强学生对我国禁毒政策的理解与认同。在教学过程的管理上，课堂讨论紧跟时事，通过对比当前西方国家“大麻合法化”“少量毒品非罪化”以及中美“芬太尼危机”等事件，讨论西方国家禁毒政策。课程组在课程内容中加入西方国家（如荷兰、美国、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历程，对比我国禁毒史，促进学生“制度自信”，揭露西方毒品政策资本化、选票化的本质，让学生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认识我国禁毒政策“人民至上”的基本内涵。在教学的手段上，将课堂内容开放化，将西方“毒品合法化”的基本理论也予以介绍分析，讨论其对待毒品的态度。课程组对“自由主义”“利益冲突”“理性成瘾”等西方毒品理论进行介绍，客观梳理其生成的历史过程，以小组讨论和雨课堂投票的形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和分享观点，授课教师在讲授域外毒品政策的基本导向和生成因素之后，引导学生树立“道路自信”，扭转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促进其主动生成正确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三、公安学通识课的实效分析“禁毒政策”通识课设置以来，课程组在课程框架、大纲到具体内容等方面开展了从初始拟制到循证修订的完整过程，课程架构日益完善。新生一年级在两个学期中一共有 166人选课，在学生评教中也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在新开设的 33 门通识课中位列第4。在兼有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通识课体系中，结合课程组仅有四位教师的现状，这一成绩殊为不易。根据一年半的课程开设情况，课程组总结了通识课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以及可深化的方向。（一）“通专结合”扩张学生知识体系公安学学科的专业性决定了下设二级学科口径较窄的基本特征，在公安学学科之下开设通识课，很可能出现“通专”结合不强的现象。这在一些通识课设置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设置的课程过于“宽泛”，导致在学习之后难以起到对专业课的支撑效果，同时由于通识课大多以选修课的层次设置，学分较低且课时较少，在内容上很难具体展开，同时也不容易引起学生的重视。课程组将“禁毒政策”设置为以专题为主的课程，将有限的学时（16学时）分割为 4 个单元，每个单元配置一个前沿或热点问题，这些0642023/04JIAO XUE YAN JIU教学研究问题既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同时也需要一些学科专业知识加以理解。这样就解决了几个主要的矛盾：一是单元设置可以让课程组灵活设置课程内容，某个话题适合哪位老师的背景，就由他来备课和讲授，这并不影响整个通识课的课程结构，相比以往的选修课，在知识配置灵活度上实现了模块化设计，让学生的知识获取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碎片化”，促进学生课上课下相结合，让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