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企业建设——从左...1890—1925)》谈起_颜龙龙.pdf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汉冶萍公司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日方对华多元交涉为中心”，项目编号：。作者简介颜龙龙，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近代中日关系史、汉冶萍公司史。编码：公司治理与企业建设 从左世元等著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谈起颜龙龙（湖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湖北师范大学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摘 要左世元等著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一书，系统考察了汉冶萍公司的体制变迁、人事管理、机构整顿、资本筹集、外资利用、簿记改良、技术移植、产品销售等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该书的出版为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公司治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该书虽然在体例和内容上尚存在美中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它在汉冶萍公司史与公司治理史研究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关键词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汉冶萍公司；公司治理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势入侵，中国被迫开放国门，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强大威力，并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主张慕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此背景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 年奏 请 创 办 的 汉 阳 铁 厂（汉 冶 萍 公 司 的 前身），开始逐渐走入世人的眼帘。汉阳铁厂在成立之初，便受到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在醇亲王、庆亲王、载泽等人联合署名给张之洞的电报中称，铁厂的成立可谓是中国“强弱转机”，陈宝箴则称铁厂为“中国第一大政”，外国观察家顾琅则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而在 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后，汉厂督办李维格则称：“今日汉、冶、萍三大业，即中国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之根本也。外人视线眈眈环注，大有寝不安席之态。”可以说汉冶萍公司的成立，不仅极大地刺激与鼓舞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而且也被赋予抗衡欧西、称雄亚洲的民族主义价值。然而这个承载着民族“独立自强”热望的中国近代第一钢铁企业却在内忧外患中举步维艰。随着汉阳铁厂 年停产，萍乡煤矿 年为江西省政府接管，大冶铁矿 年为日军所占、年又为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汉冶萍公司名称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消亡”。汉冶萍公司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因为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自成立以来便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成果。左世元在继上一部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 之后，又推出了新 著 汉 冶 萍 与 近 代 公 司 治 理 实 践 研 究（）。较之于前著，新著在章节构成上可谓合众家之所长，其中既有汉冶萍研究中坚李海涛主笔之第三章，又有史坛杰青杨洋主笔之第二章第一节与第五章；既有左世元亲自操刀之第一、二、六章，又有会计学者吴秀平主笔之第四章；以上学者虽长期研究汉冶萍问题，但所关注内容却有所不同，此次合众为一，相信能为新著增彩不少。另外，从整体内容上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来看，新著较之于前著更为细致，所涉问题亦更为多样。有鉴于此，笔者想在相关研究前史的基础上，就该书浅谈几点感想，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海涵。一、“另辟蹊径式”的汉冶萍研究汉冶萍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自成立以来便受到学人们的持续关注。按照学者李江的分类，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汉冶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年以前世人对汉冶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公司经营者撰写的意在介绍汉冶萍，提高汉冶萍知名度的文章；第二类为专业人士探讨公司问题的著述；第三类为由外人撰写，为维护本国利益，欲引起西方注意的相关著述。这一阶段有关汉冶萍的著述，虽非专业上的学术性文章，但是由于紧邻历史现场，基本上把握住了汉冶萍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日债问题、公司衰亡问题等，可以说为后世学者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参照物。第二个阶段是 年以后海内外学人关于汉冶萍的研究。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外史料的相继公开与出版，汉冶萍公司研究成果一度出现井喷，并呈现出“数量激增”“研究内容进一步加深”“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整体性研究有较大突破”的特征。截至 年 月，单就中国知网所刊以“汉冶萍”为主题的论文就达到了 多篇，涉及汉冶萍的相关著作亦有十余部，如李玉勤的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方一兵的 汉冶萍与近代钢铁技术移植、代鲁的 汉冶萍公司史研究、田燕的 文化视野下汉冶萍工业遗产研究、张后铨的汉冶萍公司史、刘明汉主编的汉冶萍公司志、左世元的 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 等。这些论著除通论者外，所涉及的内容基本涵盖“晚清民国人物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公司体制”“厂矿选址”“中外合办”“外债”“失败原因”“汉冶萍与其他产业关系”“公司与当时大事件关系”“汉冶萍公司与国家区域现代化、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汉冶萍工业遗产保护”“生产经营与劳动管理”等诸多方面。即便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此丰硕，但是相关学者仍然指出了汉冶萍研究所存在的众多短板与不足。如早在 年，李江便指出：“对汉冶萍内部的经营管理到目前为止多从失败原因的角度强调它经营不善的一面，事实上汉冶萍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家积弱与动荡的环境中，并不排除在它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比较顺利进展的时期”，因此她主张在全面探讨汉冶萍失败原因的同时，对汉冶萍艰难创业、自主经营、顺利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企业组织与制度的完善，企业的经营与运作的策略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总结。在经过学界十余年的努力之后，汉冶萍研究在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有关公司管理、企业制度建设等研究方面，杨洋认为，汉冶萍公司在职员的招收与管理当中，呈现出了招用标准日趋合理、招聘渠道逐渐多元、招聘流程日趋健全等多种现代化特征和趋向。郭莹、杨洋指出，汉冶萍公司的包工制与晚清民国时的宗族、士绅、商会等融合到了一起，在公司的生产管理当中发挥出了特定的作用。而在财务管理方面，李江研究了汉冶萍股票的形制、内容及发行情况。曾伟则主要利用相关单位所藏资料，对公司的产权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虽然学界在公司管理、企业制度建设、财务管理、人事制度安排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正如学者杨洋所指出的，现行研究仍然存在“忽略了汉冶萍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努力、探索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包括生产管理、销售、物流及劳动管理（含洋员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相关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同时也需要对一个主题和理论从宏观上予以把握。而左世元以汉冶萍与近代公司治理实践研究（）为题，在合众家之所长的基础上，选择公司治理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以公司体制与权力变迁、公司的认识管理与机构整顿、国内资本市场的孱弱与日债的控制、账务处理与簿记改良、西方钢铁技术的移植、政府关系网市场与产品销售作为研究切入点，可谓是一举打破了汉冶萍研究在该方面长久以来的碎片化倾向，重新为汉冶萍研究做了一次立体化的尝试，而这种“另辟蹊径式”的研究方法不仅突破了原有研究方式的桎梏，还大大弥补了原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为我们进一步拓展汉冶萍研第 期 颜龙龙：公司治理与企业建设 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角。二、“可以攻玉”的公司治理史研究所谓“治理”，源于拉丁文“”，意思是“统治”或“掌舵”，在希腊文中与“舵手”是同义语。在经济活动中，“治理”一般含有权威、指导、控制的意思。“公司治理”是英文“”的直译，日本称之为“统治结构”，中国一般将其翻译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督导机制”等。“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概念，早在 世纪 年代就出现在相关的经济学文献当中，但是真正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直到 世纪才开始慢慢兴起。由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抑或公司治理在早期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对于公司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目前学界对于“公司治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定义：第一类为将公司治理放置在董事会有效监督经营者、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方面进行定义；第二类根据公司治理的潜在冲突进行定义；第三类则从制度职能的角度进行定义；第四类则是根据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进行定义；第五类则是以管家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据对公司治理进行定义。但是不管相关研究者如何定义，公司治理都有一个核心的概念，那就是通过一定的机制约束代理人，从而保证投资者的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这则被称为“公司治理结构”。迄今为止，关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谓是数不胜数，但是从历史角度进行切入研究的，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有：杨在军的 晚清公司与公司治理、杨勇的 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高新伟的中国近代公司治理，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杨在军在研究当中将“公司治理机制”定义为：内部三大治理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政府与公司及其内部各主体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他的研究重点则主要集中在晚清公司从特许阶段向准则主义演进的历史逻辑，包括公司治理机制的变化及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制度演进的作用。高新伟则从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出发，讨论及评价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公司治理机制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制度的分析，揭示了公司治理路径的选择、治理效果及深层原因。杨勇主要以时间顺序考察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中的官商关系，指出了各阶段官商关系的特点，显示了近代中国在市场、法制规范不健全情况下公司治理机制中官商之间的博弈过程，并阐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成就以及发展方向。但是综合来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相关研究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如这些研究多从外围探讨近代企业制度及思想演进，而相对忽略近代企业内部治理的具体分析；大多侧重于个案的分析，而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部分学者甚至出现先入为主的现象，先有观点再找材料，对相反的材料视而不见，因此得出的结论略显片面且缺乏客观性；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现代企业理论考察近代公司治理问题，并以现代公司制度作为参照进行评判，而这也就造成了研究内容偏离社会历史环境的现象。如何避免上述公司治理研究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左著似乎在汉冶萍公司这一对象上找到了突破口。在有关汉冶萍的研究方面，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一直所追问的便是公司的衰亡问题。其中，时任北洋政府农矿部司长的胡庶华认为：“其失败原因，皆因办理不善。”香港学者全汉昇则将公司的衰亡归结为“计划不周”“经营不善”“用人不当”“环境不良”等方面。车维汉也认为“经营管理不善”是汉冶萍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左著看来，汉冶萍的衰败固然有中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客观的原因，但是“公司内部的衙门式的管理、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任人唯亲、用人不当、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内部治理不善的问题，亦起着“决定和关键的作用”。在笔者看来，汉冶萍公司固然是走向了衰败，并最终退出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他在中国近代企业史，尤其是公司治理史上的地位。如上所述，在以往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多将目光集中在“公司衰亡”这一主题上，但是如何透过公司“衰亡”这一既定结论，来对汉冶萍有关公司治理的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却鲜有人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做出尝试，而左著的问世，无疑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切实回应。在该著中，以左世元为首的相关学者，以公司“衰亡”作为研究的视角，将公司治理这一主题大而化之，并从公司体制变迁、人事管理、资本筹措、财务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在他看来，“汉冶萍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完全商办，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主事者都能根据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形势对其体制加以转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汉冶萍利用各种策略招股，并取得不小的成效，符合股份公司发展的一般规律”，“公司不断进行会计记账方式，成为率先实行新式簿记的企业之一”，“汉冶萍公司在内部治理方面并非毫无作为，而是积极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