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_王学军.pdf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 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王学军李航宇*【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着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与公众有效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价值，是政府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围绕激励公众深度参与合作生产这一核心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挖掘行为背后的微观机理 合作生产动机。研究发现，为实现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最大化，既需要公众通过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回应政府期望，也依赖于公众表现出超越政策遵从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促使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动机归因，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共同影响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论文将建立在价值共创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理论拓展到微观的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丰富了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本土化研究，也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关键词】合作生产价值共创个体动机混合研究【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2486(2023)02 0004 21一、引言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倡导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公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如何激励公众4公共行政评论20232*王学军，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航宇，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共价值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与绩效治理研究”(7197408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公共价值视角下绩效考核影响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和路径研究”(171084)，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被动参与抑或创造价值:价值共创视角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微观叙事”(2022CXZX 033)。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及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合作生产理论为理解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潜在的理论解释。合作生产概念最早由 Ostrom 等学者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合作生产被描述为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现象，强调公众在消费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兼具生产性角色(Ostrom et al，1978;Parks et al，1981)。而后，合作生产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Bovaird(2007)认为，以公众参与为理论基础的合作生产简化了公共服务供需双方的复杂关系，合作生产应被视为一种超越公众参加(Participation)和参与(Engagement)的新研究范式。为发展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合作生产概念，Osborne 等学者相继提出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公共服务逻辑等范式框架(Osborne et al，2015;Osborne，2018)，从理论变迁的角度重构形成了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用以描述“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或评价中志愿性或非志愿性参与”的过程(Osborne et al，2016)。作为合作生产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为重新审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其重视以公众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的理念内核，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意涵高度契合。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聚焦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公共政策领域，整合合作生产、公共价值、价值共创等新兴理论思潮，尝试对合作生产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王欢明，2022;王学军，2020a)，相关研究呈现出从概念引介到实证分析的变化趋势。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在中观理论层面探讨合作生产问题，鲜有研究将价值共创视角下的合作生产研究拓展到微观的个体行为及其心理效应层面，尤其是较少有学者立足价值共创的分析视角，阐释和回应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激励问题。作为合作生产中价值主张的主要倡议者和促进者，政府既担负激励公众进入“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框架的责任，也面临确保公共价值作为合作生产根本方向的重要考验，基于价值共创视角审视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激励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影响，在以激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为核心议题的前沿文献中，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焦点从人口统计学因素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李华芳，2020)。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的合作生产行为一般会以某种甚至多种动机为前提，合作生产动机被看作是理解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心理机制(Jakobsen Morten，2013)，其可以预测不同激励措施下公众的合作生产意愿和行动逻辑。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出发，以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中公众参与的合作生产现象为例，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梳理该5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公众参与的范畴是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公众配合政府进行居家办公、居家健康监测和居家隔离等活动，不包括其他情形。行为背后的动机图谱。研究有利于夯实合作生产理论的微观基础，为有效激励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提供理论启示。二、文献回顾、问题提出和研究设计(一)文献回顾1合作生产概念变迁中的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严格意义上讲，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非明确的理论术语，而是寓于合作生产理论范畴中。早期的合作生产概念通常将公众参与视为公共服务提供的附加程序，公众必须在公共服务交付时及交付后以政府期望的方式行事，才能达成服务和政策目标(Brudney，1983)。公众参与合作生产被看作是政府实现服务绩效的一种手段，公众合作生产行为也因而表现为与资源贡献、政策遵从和服务互动等相关的参与活动(Alford，1998)。然而，过分强调合作生产的工具理性和管理主义，易使事先难以准确界定的多元价值被忽视。为回应合作生产所面临的价值缺失问题，Osborne 等学者借鉴服务管理理论中的价值共创概念，重新定义并分析了合作生产理论框架，强调合作生产需要回应外部的、非时效性的以及长远的价值，揭示合作生产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价值建构(王学军，2020b)。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生产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公众参与形式，而是公共服务生产的内在属性，与由公众驱动的价值共创直接相关(Osborne et al，2016)。伴随着价值共创概念在合作生产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一些研究也不满足于将此概念停留在理论框架的嵌套推演上，而是试图从价值共创角度审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Tuan(2018)借 鉴Osborne 等学者提出的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参照顾客价值共创行为量表，指出与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直接相关的价值共创活动包括参与行为和公民行为两类。其中，参与行为是指合作生产中成功的价值共创所必需的和符合政府期望的(角色内)行为，涉及信息搜寻、信息分享、责任行为和人际互动。公众需要搜寻合作生产任务的信息，也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共享信息资源、遵从政策规定、改善政民服务互动的关系质量。公民行为则是指公众自愿的(角色外)行为，涵盖反馈、倡议、帮助和宽容。尽管它并不是成功的价值共创所必需的个体行为条件，但可以为合作生产创造额外价值。公众通过表达公共服务的改良建议、倡导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帮助他人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以及容忍政府造成的附加服务成本等途径，为实现公共服务价值最大化采取行动。2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早在合作生产概念诞生之初，就有学者尝试从动机角度探究公众为何参与6公共行政评论20232合作生产。早期研究虽未明确提出“利己”和“利他”的概念，但总体侧重于强调由金钱、福利等物质奖励引起的利己动机。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动机图谱进行了初步探索(Sharp Elaine，1978)，但遗憾的是，随着合作生产研究的式微，动机研究并未取得新的进展(Brudney，2020)。21 世纪初，合作生产研究的复兴使与其相关的动机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 Alford(2002)的研究最为经典，其摆脱早期研究秉持的公共经济学方法，遵循基于行为动机复杂性的研究路径，指出公众不只关注合作生产所带来的物质奖励，也重视非物质的、其他有价值的回报。Alford 的动机图谱沿用外在与内在、利己与利他的分析视角，区分了公众在合作生产中的价值期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动机类型学的基础框架。以此为起点，本文对动机图谱的研究进行梳理回顾。在外在动机方面，基于收益 成本的纯粹考量，学者们明确将这类动机区分为获取合作收益的动机与避免制裁损失的动机。前者是指公众期望获得与其合作生产投入相称的利益补偿，例如代金券、社会福利、个体所需的整洁或安全 的 生 活 环 境 等(Verschuere et al，2012)，收 益 形 式 与 公 共 服 务 结 果(Outcome)的物质属性有关。而后者描述的是公众对不合作可能遭致制裁干预的回避，包括法律制度等强制措施和社会谴责等温和惩罚(Alford，2002)。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内在动机则涉及个体自主感、能力感和成就感等内部需求，源自个体期望从合作生产中获得自我决定感和能力(Alford，2009)，包括内在效能和外在效能两类(Van Eijk Steen，2016)。其中，内在效能是指公众对自己有效理解和有效参与的能力的看法，而外在效能是指公众对投入合作生产努力的有用性的看法，涉及公众对服务绩效的感知、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参与机会的评价(Bovaird et al，2016)。当公众参与集体合作生产时，社会型动机通常也被学者们考虑为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重要动机，其具有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双重特征。社会型动机的外部归因强调公众关注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例如，来自于社会成员的认可或压力会促使公众去遵守群体规范(Alford，2009)。社会型动机的内部归因则和公众参与集体合作生产的享受和乐趣有关，源于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公众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也有研究表明，公众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支持个体合作生产意愿和行为的集体效能感，具体表征为公众对通过集体努力所取得共同利益的信念、对社会成员合作生产意愿和能力的信任等方面(Fledderus Honingh，2016)。无论是外在动机还是内在动机，在早期研究中，公众参与合作生产总是出于利己的目的。随着公共服务动机、亲社会行为等研究不断丰富，学者们开始重视个体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有关志愿服务的文献指出，合作生产可能是基于“不纯粹”的利他主义(Impure Altruism)，认为公众在参与时能够同时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Steen，2006)。根据利他动机中目的取向的差异，可以7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将其区分为规范型动机和表达型动机。前者是以遵守某种规范性价值承诺为行为目的，强调价值观对个体合作生产行为的影响(Alford，2002);后者是以展示某种规范性价值为行为目的，认为合作生产任务能为公众带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和满足感(Sharp Elaine，1978)。(二)研究问题的提出尽管以往研究在探究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图谱上已积累了丰硕成果，但对如何激励公众在合作生产中扮演价值创造者的动机阐释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面临着动机图谱的重构或再审视的需要。考虑到动机和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学者们对合作生产行为的理解决定着如何阐释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归因。随着合作生产研究从产品或服务主导逻辑转向公共服务逻辑，合作生产理论与价值共创实现深度融合，学者们开始摆脱早期合作生产研究中公众参与的解释框架，将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内涵寓于公共服务逻辑的研究范式之中，呈现出向价值共创延伸和拓展的理论发展趋势。在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下，政民关系的重构和整体性治理的要求促使公众承担更多的公共价值使命(Osborne et al，2021)。公众作为合作生产者不只是表达需求、消费服务和评价服务，或是遵守公共政策调整以及约束合作生产的态度与行为，更重要的是以个体能动性整合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通过一系列价值共创活动增进不同维度的价值(Skln et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