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之比较简论行政管理专业.doc

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之比较简论 摘要：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独特文学风格，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内涵、形成背景、风格、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但是二者都承继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也都具备“风骨”之力，内在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本文主要由以上提及的几个不同方面来比较研究二者，以期科学评价二者的异同。 Abstract：The vigorous spirit of jian-an and the literal style of Zuo Si are unique style of literature formed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y have different connotation, forming background, style, as well as the creation mentality of literati, but both inherited the realism tradition of poetry with the vigour of strength of character, which implies that there exist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above some aspects mentioned to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different style,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关键词：建安风骨 左思风力 比较 一、前言: 魏晋南北朝于汉末建安元年（196年）开始，于陈亡（589年）结束，共经历了三百九十三年。在这近四百年中，除少时期有全国统一的局面外，中国长时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整个社会极不稳定，战乱不休，朝代更替频繁，百姓生活十分艰苦。而这一时期虽是动荡离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文采风流、文学昌盛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对于文学来说，其内在的精神是作品的核心，在这四百年的动荡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精神的整体特性就在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把握住这一点便把握到了核心。魏晋南北朝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与门阀取士的制度，加速了儒学的凋敝。士人们的处事态度，也由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家思想转为明哲保身的道家态度，在这个阶段，士人们更多考虑的不再是兼济天下，而是独善其身。因此也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史出现的首个精神解放和文化创新的时代。故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已。”【1】士人们精神层面的觉醒和自我人格的独立，使得文学创作得以走向新的形式，文学发展更加多样化，并且进入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使得魏晋南北朝文学在诗歌、辞赋、小说、散文、文论等众多方面，都取得了十分不俗的成绩。 东汉末年以来，士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体内心世界的表达，随着这种程度的加深，文学也由铺陈名物转而变成抒怀言志、志深笔长，自我内心世界真正成为文学描述的重点。同时，昂扬洒脱、大气慷慨的士人精神，也需要诗歌这一独特的形式来进行抒发和宣泄，更进一步消除了诗歌的束缚，从而使之跃居文坛的主流。不管是各种句式，还是各种体式，众多的作家和流派形成了多种风格，诗歌渐渐显现出它的优点来，并逐渐成为这个时代发展最为蓬勃的文学形式。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等文士，因其大气慷慨、昂扬洒脱的风格而推重于文坛。曹操擅长四言诗，佳作颇多；曹丕首写七言诗，文士气足；曹植大力写作五言诗，哀而不伤；再加上七子创作侧重各有不同，其时诗坛成就颇高。 在与建安时期相隔上百年的太康年间，左思在全社会都追求华美的文学大环境下，坚守阵地，承继了建安以来文学方面形成的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当时文坛的一股清流，也是那段期间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总的说来，魏晋南北朝诗坛群星荟萃，百花争艳，文人骋才使气，也就难怪会掀起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首个高潮，成就了辉煌灿烂、彪炳史册的建安风骨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左思风力。 二、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之比较 1.内涵之比较 (1).建安风骨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类文体竞相争艳，其中尤以诗歌创作为彪炳，又以建安诗歌成就最高，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直接引导着魏晋南北朝后期文学的发展，并对后世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建安时期有着“彬彬之盛”的文学繁荣景象，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出现而成了“建安风骨”这一特殊的文学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建安风骨具体指汉魏之际建安诗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还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玚、阮瑀、刘桢七人等在描写社会面貌和生活感受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种大气慷慨、昂扬洒脱的创作态度、创作感受和创作倾向，有着慷慨悲壮的感情基调，体现了广博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表现出昂扬洒脱的时代精神和厚重的生命质感。后人多用“建安风骨”来概括这种独特的文学质地，也可以说，它是既以现实主义传统作为创作基础和核心，同时又以浪漫主义为创作表现形式和创作理想。 (2).左思风力内涵 在建安时期之后，文学的发展阶段又经历了正始和太康时期，正始时期诗歌创作的成就以竹林七贤的作品为代表，其中嵇康有《幽愤诗》、阮籍有《咏怀诗》，这都是那个时期文坛的佳作。西晋太康年间文学名士层出不穷，“三张、二陆、二潘、一左”为其中代表作家，诗坛一时缤纷多姿。 而建安时期的那种大气慷慨、昂扬洒脱的风骨气概至太康年间已经衰亡，文学大环境追求形式、华美，而左思与文学大环境不同，他是对建安风骨的一种回应和再塑。左思，字太冲，世代学习儒家思想，是西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左思幼年时期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希望自己能早得功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因为家庭状况、相貌、制度和社会动乱的现实以及玄学风气的影响，他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仕途上希冀与失望之间的悬殊差别，让左思心中充满了不平和不满，他并非是没有真才实学，可是却因为这些原因沉沦下层，种种原因共同构成了形成其诗歌格调--“左思风力”的条件。左思不仅承继了建安风骨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方面，还有所创新和发展，所以对之后诗歌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面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左思对建安风骨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它们二者之间是一脉相通的，左思风力有着联结的作用，所以在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 此外，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在内容上也是有许多异同点的，如曹操诗作《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 此诗是用乐府旧题叙写当时真实的社会景象，描写了汉代末期战争不断、百姓生活艰难的情况，诗中前五句写战争的事实，最后三句着重记述了连年不断的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通的百姓，他们都因战争而饱受摧残，诗人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3】因为作品中有真情实感，所以更能让读者感动，也因为所述所写是悲凉的社会现实，所以全诗有着悲壮的气势。这首诗是曹操作品中的典型之作，而这种体现民生关怀的诗歌类型则是左思作品中所没有的。 再比如曹操的诗作《步出夏门行》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4】这首诗是曹操胜利后有感而发的作品，他的雄心壮志和沧海融合在了一起，全诗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气魄，凝聚而成了一种磅礴的精神，体现了他对统一四海的强烈渴望，感染力强。 曹植的《白马篇》也是曹操诗歌政治抱负的体现，诗人将自己比作“游侠儿”，以其高超的武艺和豪壮的气势表达出自己希望为家国统一而付出一切的精神，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英雄气概。曹操和曹植诗作中的关于统一四海的理想，可以算是整个建安文学的共同实质与中心，建安诗人都或多或少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创作实践，后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这一影响，左思就承继了这种诗歌内容的方面，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他的诗作中常常有类似的豪壮之气的作品。 左思的诗歌内容主要是咏史诗、招隐诗和娇女诗。其中最著名的诗，是其组诗《咏史》八首，这几首诗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写作而成，在时间上贯穿了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诗人内心感受的层次变化，共同特点是气盛词壮，充满愤愤不平的感情，对豪门士族及其赖以为生的门阀制度做了有力的抨击和反抗，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他是真有所感，言从心出，写起来一气呵成，丝毫不像太康年间有些诗人那样一味在语言的华美、对偶等形式上下功夫。他是在吸收前人咏史诗创作经验的根基上又开拓创新，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 就如左思《咏史》诗其一中：“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5】和曹植诗作《白马篇》中的“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6】相比，二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基本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它充分体现了诗人希望在统一四海的过程中可以建立功业、成就自身的抱负与梦想。这首诗写于当时的皇帝司马炎为了能够统一天下而征伐他国之后不久，左思虽然只是出身贫寒，但同我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从幼时起便被传统儒家思想所熏陶，希冀能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这一点从此可见一斑。左思诗歌虽也有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之作，在气势和感情上却是远远不及建安时期文人笔下的慷慨悲歌的大气之作。 其《咏史》诗其二、其四、其六中更充分表达了他出身寒微、无法建功立业的愤愤不平之情，面对自己才气高绝却无处发挥的窘境，他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他是充满了很大的自信走向仕途的，结局却不像他想象的那般，所以他将那一腔愤恨不平之情抒发在自己的诗歌之中。 左思晚年，在他完全看透了仕途和社会的残酷之后，对功名已经绝望，诗歌风格也趋向于悲凉慷慨，充满对人生沧桑的感慨。如其《咏史》诗其八，与《咏史》诗其一的情绪变化已截然不同。后期他写有《招隐诗》，写景细致，语言简洁凝练，表现了自己放下世俗、回归恬静的心态。他还写有《娇女诗》，与他的其他诗作不同，这是以人物为主的叙事诗，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2.形成背景之比较 一个社会时代作为文学发展的背景而言，它是能够决定那个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的。首先，建安风骨是社会时代孕育而出的，建安风骨的形成与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系，是社会动荡、战争不断的时代原因造就了其慷慨悲凉的风格，鲁迅曾说：“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7】这也是以往学术界对建安文学成因的总体把握。其次，文学自觉的意识推进了文学的发展，汉代末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用武之地，文人们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知，包括对文学也有了新的见解和表达方式，这也造成建安时期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文学的创作与表达也因此不再是固定的模式，走进了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这是建安文人不同于以往各个时期文人的特点，他们更多是对自我内在心理的探寻，抒发的也更多的是自身对社会动乱、百姓苦难生活所生感慨的内容。混乱的时代是构成建安文学的社会条件，文学自觉是构成建安文学的内部条件，统治者的喜好和倡导则是形成建安文学的政治条件,曹操对文学发展很重视，这也是得以形成建安风骨的有力原因。曹操广纳天下文人，提倡乐府诗，对建安时代的文学发展有着强烈的促进功能。建安时期，文人大都对战乱不断的社会表达着自己的忧虑之心，希望能早日统一，不再动荡不安、纷争不断。曹操依仗其杰出的军事能力，在乱世中成为一方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