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笔下的“光影”柏林—...童年》中的共时意象空间建构_傅琪.pdf

本雅明笔下的“光影”柏林 柏林童年 中的共时意象空间建构傅 琪 内容提要 本雅明的自传性回忆录 柏林童年 在共时意象空间建构中巧妙呈现出、世纪之交的柏林城市图景。在本雅明笔下的柏林“光影”中，既有宏观的街区、景点、场所、建筑物，又有微观的寓所、角落、物品，甚至还包括听觉画面。这些都成为他展开回忆、书写城市的载体，但它们绝非简单的物象符号，而是被赋予深邃的意象指涉，由此传达出本雅明对德意志首都独特的空间感知和城市体验，也表现了本雅明对处于成形中的“现代性”的超前领悟和深刻批判。关键词柏林童年 柏林 意象性空间 现代性批判 谨以此文向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诞辰 周年献礼。本文为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当代德语文学中的柏林书写研究（年）”（项目编号：）、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身为另类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游牧”欧洲的丰富经历使他十分善于从城市空间透视人的生存状态并从哲学和美学角度阐释现代化城市。巴黎、柏林等大都市都是本雅明体验和观照“现代性”的场所。人们在研究他的“革命哲学”、“历史救赎”和“现代性”等思想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更应该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语境中去揭示他的一切声名和美誉。柏林童年（，）是本雅明 岁时完成的散文体回忆录。相较于本雅明关于巴黎的著作，这部打破时间轴线、以柏林城市空间为线索展开的独特自传却鲜为人知。国外文献中，仅有本雅明研究手册对这部作品做了大概的介绍，但相关学术论文寥寥，而国内仅有三个版本的译介以及三篇非空间阐释角度的论文。鉴于此，本文旨在揭开本雅明笔下的柏林面纱，探究他对德意志首都独特的空间感知和城市体验及其对处于成形中的“现代性”的超前领悟和深刻批判。一、柏林童年 中的四种空间单位 本雅明曾强调，柏林童年“绝非按年代顺序叙说，而是逐一挺进回忆活动的深层内里”。这种挺进突破时间顺序，展现潜藏于其DOI:10.16345/11-1562/i.2023.02.010中的事理。因此，“由少年回忆而来的过去经历和景象就带有了被反思 挺进 过的色彩，带有了意蕴。这样的景象也就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成了意象”。本雅明指出，他创作的目的是“在特有的社会发展必然性中，而不是从带偶然性的个人传记角度，追忆往日的时光”。这种“有意回忆”剔除依附在时间顺序表层的偶然性，彰显纵深的必然性。此外，本雅明试图在 柏林童年 中揭示城市现代性的符号、隐喻和幻像，然而，他“并非将这些 蛛丝马迹 捏合成一段确定的线性历史叙事。相反，它们将保持着片段状态，作为对从前世界的惊鸿一瞥，可以按多种方式连接和重新连接起来，以彰显被遗忘的别样的历史”。这种共时叙述结构，使“被叙述的空间”产生了尤为重要的意义。自传主体退居幕后，让位给空间事物。在城市的各类空间单位中，主体的记忆与认同形成的文化前提交叠。空间因此不再是空洞的、纯粹的地理意义上的自然空间，而是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时间的，反过来也对主体起反作用。地点对于回忆来说既是过程又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这就引发一种“空间诗学”。柏林童年因此成为一幅精神地图：在主观的回忆中，事实上的物质空间具有了象征意义。柏林童年 里的空间建构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其一，微观的、具有某种特殊主题的空间单位，如居室以及居室内的容器类物件、胡同、某个角落等私人或隐秘的空间。其二，宏观层面的空间单位展现 年前后繁华的现代大城市柏林的整体面貌，如著名的街区、景区、动物园、宫殿、纪念碑等公共空间景观，这些地方都以一种重大的和与主题相关的方式使空间和时间交汇。“时间在这些空间单位中具有生动和可感知的性格特征。主体事件在空间单位中被具体化，变得有血有肉。”如果两个人在街上相遇，那么，这条街道就是他们的时间和空间路径的交叉点。宫殿是保存历史时间的另类博物馆。公共空间里的社交会生发出历史的、社会的、公共的或私密的交织和关联。由此，空间单位并不是一个带有纯粹形式意义的、简单的结构性范畴，而是作为一个主体建构范畴，具有内容和意义上的功能。其三，具有跨界性质的空间单位。柏林童年在很多细节上都体现出“门槛”和“跨界”的意象。原著题目时间说明语中的 年就是“世纪的门槛”，是从市民时代的 世纪跨入现代的 世纪的“一瞬”。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历史跨越，更是一种空间维度的转向，因为 世纪开启了关于空间四维性的基本争论，“四维时代”将人们带入到一种全新的时空关联之中。再如文中的内阳台、楼梯、弯街、门槛等都具有“跨界”空间属性。阳台作为一个过渡区域是连接内部和外部的“跨界”部分，是安全与危险、私密与公共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空间与时间的连接部分。楼梯是楼上与楼下的“跨界”结构，“弯街”具有转折之意，“门槛”作为过渡地点往往显示一种危机时刻和转瞬即逝的状态。“跨 界”和“过 渡”区 隔 出 的“内”与“外”、“上”与“下”体现出 柏林童年中包含的二元对立性，从而增加了空间建构的内涵延展性，但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所谓的界限是一个可变的流动界限。外与内的对立具有欺骗性，例如，家既是庇护所，又是危险之地。其四，听觉维度的空间单位。除了视觉画面外，本雅明还巧妙地运用听觉感知构建时空画面，使读者展开更为丰富的主体联想和空间认知，如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声响”，这些被动接收的声音因素配合视觉画面，共同构建出对城市空间的立体感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跨界性空间往往隐含在微观和宏观意象性空间之中，因此，本文主要从视觉上的微观和宏观以及听觉建构三个方面分析 柏林童年?I1中的共时性空间结构和意象指涉。本雅明笔下的“光影”柏林二、微观意象性空间“家”也指资产阶级居室，是书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意象性空间。本雅明以家为中心，用不断增长的年龄作为延展的半径，将柏林勾画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圆，并用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甚至神经质将这个圆涂满色彩：有使他欢快的明亮，更有让他迷乱和不解的暗黑和恐惧。在本雅明笔下，一幅幅柏林图景变成孩童眼中的动画，并在一种更为现代性的意象展示中缓缓呈现。首先，家是“封闭的贝壳”。?I2在家里，他听不到“战场上的炮声轰鸣”，?I3听不到“奥芬巴赫创作的舞剧音乐”，?I4也听不到“人们在股市大厅里发出的叫喊声或工厂主发出的号啕声”。?I5他甚至连“马蹄声或卫兵仪仗队行进时播放的进行曲”?I6都听不到。然而，这些听不到的，恰恰是 世纪柏林城里最热闹的声音。三次王朝战争换来的国家统一使柏林一跃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经过俾斯麦的黄金治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越发丰富。统一后的德国迅疾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电话机的出现打破了家的封闭结构，实现了家与外界的联系。最初被发明时，它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发展几年后，电话却像英雄般使家里的壁炉屏风、雕花灯台等所有过时的物件销声匿迹。电话未普及之前，既被当成高端的时尚物，又时常让人觉得“惊恐”，因为这个小小的机器能把另一空间的人的一部分所属带到这一空间私人居所里人们的耳边，这完全打破了时空距离。因此，电话机无疑是符合资本主义“时空压缩”?I7办事逻辑的衍生物。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异化也由此开始。物操控了人，使人“只能听任话筒里那个声音的摆布”，?I8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本雅明无奈地感叹：“它掠取了我就时间、计划以及义务所进行的思考，还摧毁了我特有的想法，我却只能无力地承受。”?I9除了电话机，资本主义的“时空压缩”成果还表现为交通的迅猛发展，它使家与远方之间变成了几小时火车的距离。文化地理学家约翰卡利（）认为，火车作为一种巨大创新，成为现代性的标志。?20本雅明多次写到乘火车出游。每次出行前，人们都会迫不及待地体验征服远距离和实现“空间转移”的快感和满足感。随着铁路的延伸，城市空间不断得以扩展，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随之推进。火车使理性时间和理性空间得到普及。精准的运行时刻表改变了人们的自然时间，不受任何障碍干扰的高速运行将途经地区统统纳入现代化轨道。车厢内部则是严格对应编号就座的理性秩序空间。只是在现代化初期，人们对这种空间和时间理性的适应度偏低，火车车厢的布置和陈设使人既感到舒服，但又放不下本能的警惕和防备。狭小的公共空间成了人们对陌生他者驰骋想象的空间。“移动的舒适空间”让人暂时忘了想家。然而，铁路配套设施并不尽如人意，诸如车站庭院还不够宽敞，市政当局对车站的管辖和对火车运行的调度还不够完善，以至于火车进站和乘客下车要耗费很长时间。这反映了现代化初期的一系列问题：对于先进技术成果的普及和应用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尚不健全。城市空间对现代性的配适度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资本主义的空间改造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至于本雅明家中那些惹人喜欢的东方物件，如中国的瓷器，都是世界贸易扩大带来的异国风趣。为了快速流通资本和沟通资讯，资本主义利用运河、铁路、电车，乃至 世纪本雅明参与过一段时间的无线电广播，来完成一轮又一轮的时空压缩。“损害”空间就是为了争分夺秒，使空间在优先级上让位于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无疑成了被“贬损”的对象。国外文学 年第 期（总第 期）其次，家是“自我的封地”，（页）是远离贫穷的富贵别墅。本雅明童年时住在富人聚集的柏林西区。由于城市区域划分造成的阶级壁垒，本雅明在富贵的犹太聚居区几乎从未见过穷人，因此，他对阶级差异的感知极为有限。乞丐和妓女这两个群体几乎是当时他对社会底层无产者的全部认知。在本雅明看来，乞丐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使得废弃物具有某种价值的群体，他们讨要的是糊口的食物，捡拾的是“历史的垃圾”，而妓女则是伴随城市现代性出现的商品之一。为了生存，这两类人一个变卖劳力和尊严，一个出卖身体，成为现代城市使人性衰亡的最廉价实验品。最后，家是亲情异化的“冷巢”，也是震惊、恐惧和遗忘的发源地。每次生病康复后，本雅明便与母亲的联系不再紧密，尽管他“试图用发高烧再次挽回这种关系，并为此克制痛楚。在生活中，妈妈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佣人替代”（页）；“父亲来到我房间是因为不想一人独处”（页）；“我”起初还是父母房间的探索者，可后来却渐渐不再迷恋他们那阴沉沉的居室。父母亲情的淡漠和疏离是最顶级的异化，因为它有悖于人伦。家里上锁的柜子成为本雅明无法自由触及的空间，以至于他必须趁父母不在家时，才能诚惶诚恐地探索这块未知领域，他甚至还不得不偷偷读柜子里的书。每次整理过后，“我”的童话世界就会“被缩减成大都市公寓里的柜子”（页）。“我”的圣诞或生日礼物也被放入各种柜子中成为“收藏品”，钥匙由妈妈掌管，童年所拥有的美好记忆都被禁锢在无法开启的狭小空间里。餐柜里的花瓶、陶器、银桶、碗罐以及玻璃酒杯和铜坛统统被堆放到了隔壁的房间，因为它们不再实用，仅作收藏。市民阶层的居室作为私人空间，往往是艺术的避难所。资产阶级总是希望通过对物的占有去抵御世俗享受的稍纵即逝，从而使收藏品的鉴赏价值长久代替其使用价值。然而，对于消耗品，人们则遵循资本主义倡导的实用主义原则，最大化地实现物尽其用。资产阶级倡导生活私有化，居室作为一种纯粹的私人空间往往隐藏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情感指归等元素。因此，居室是能够体现城市精神性的空间。本雅明家中的陈设变化和生活方式上的种种细节都集中体现了时代特点，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表征。本雅明对“家”的各种“观察”和“探索”实际上是对现代城市社会的管窥。在“圣诞天使”一节中，本雅明用圣诞树暗喻蕴含现代性的城市。它用一刹那的耀眼夺目照亮某一扇被遗弃的窗子，“但许多窗子还是一片漆黑，还有一些窗子更是令人倍感哀伤地在傍晚煤气灯的映照下枯萎”（页）。此情此景更让人想起“孤独、衰老、贫困以及所有穷人们闭口不提的所有苦难”（页）。资本主义城市的繁荣是富有阶级缔造的辉煌璀璨，它不会荫及穷苦大众，只会将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此外，死于梅毒的堂兄、仆人的偷盗和虚伪的聚会，都在孩提时代的本雅明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他想在捉迷藏中找到永远不被发现的藏身之所，甚至想把自己物化为鬼魂或木偶，但还是会因为被发现而发出自救的叫喊，最终他领悟到，能够抵抗恐惧的只有遗忘，因为家所在的城市是罪恶和死亡的发源地，色情、纵火、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