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产侦破片的民族性特质_周舟.pdf

104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责任编辑：檀秋文20世纪 80年代初，在艺术电影作为银幕主流的背景下，追求拷贝售卖数与票房收入的娱乐片也开始摄制。娱乐片是“计划经济时期对商业电影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1）“是复兴时期中国电影特有的类别概念”，（2）从概念到内容、特征都有其历史特殊性。1980年，神秘的大佛 黄英姑 蓝色档案 红牡丹 白莲花 405谋杀案等一批娱乐片虽在主流评论中“隐形”，却深受市场追捧、观众喜爱。20世纪 80年代娱乐片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生存危机。1979年电影观众达到 293亿人次的顶峰后，随即以平均每年 10亿人次的速度下降，“尊重大众的欣赏习惯和观看意愿成为电影制片厂维持自我生存的唯一途径”。（3）虽被批“要钱不要脸”，但各制片厂迫于生存压力，还是使得娱乐片的生产占比逐年提高。到80年代中期，武打、恐怖、侦破、喜剧、科幻、歌舞各类型元素的娱乐片不断涌现。1987年，当代电影连续推出三期“对话：娱乐片”专题，1988年底“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召开。这一系列由创作者、理论批评家、决策者、管理者共同参与的大讨论，起到了为娱乐片正名的作用。娱乐片生产进一步扩大，一批艺术探索片的导演也投身娱乐片大潮。理论界和创作界开始以严肃的目光审视娱乐片的类型特征，逐渐吸收类型电影相关范式并用于中国商业电影的创作实践。20世纪 80年代国产侦破片的民族性特质文 周舟/Text/Zhou Zhou提要：20世纪 80年代国产侦破片以西方侦探片为类型蓝本，又糅合了伤痕电影、家庭伦理片的主题与反特片的形式与叙事，类型名称、议题、人物、叙事、呈现等都具有异质于西方侦探片、警匪片的民族性特质。这种异质性部分缘于彼时国产商业类型片摸索期的过渡形态，更深层的原因则需溯源至“载道”“咏志”的中国文化传统。关键词：娱乐片 类型片 侦破片 民族性周舟，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作为 20世纪 80年代娱乐片的主力军之一国产侦破片，虽为西方侦探片的变体，却具有显著异质于西方侦探片、警探片的民族性特质。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惊险片创作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势头及在数量上逐年增多。去年（1984年）已达10部，是建国以来年产最高的一年。近五年来，惊险片创作的数量几乎相当于建国 30年生产数量的总和。”（4）这里提到的惊险片主要指两类影片侦破片与反特片。20世纪 80年代，侦破片产量超 70部。19851986年，年产量均接近二十部。在 80年代观影人次最多的影片、拷贝数最多的影片中，也屡有侦破片跻身其中。以 1980年的 405谋杀案起始、1985年的 绞索下的交易 一个女演员的梦 峨眉飞盗为中点、1988年的 银蛇谋杀案为截止，近十年间，侦破片走过了从类型模式的探索、确立，到自觉、完善，再到颠覆、解构、再重构，这一较为完整的类型发展周期。同样的类型周期，美国西部片从 火车大劫案（1903）到 搜索者（1956）用了半个世纪。国产侦破片明显提速的类型演变，源于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巨变，得益于 1985年召开的惊险样式影片研讨会、19861987年间的娱乐片大讨论、19841988年间对世界电影现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etective Films in the 1980s1052023年第6期代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突击学习。图 1.银蛇谋杀案剧照“名字”是最初始的自我认知与定义，“侦破片”这一名称就是中国电影自己的“发明”，是中国类型电影民族性的显性体现。“侦破片”的名称始于 1985、1986年。这也是侦破片年产量最高的年头。在 套路（打油诗）观某些侦破片有感 侦破片制作“工艺流程”侦破片流弊漫谈 为侦破片闯新路达式彪谈 本案没有结束 不该如此无能作为侦破片的 爱滋病患者 侦破片的新探索 白雾街凶杀案 等影评中，都用了“侦破片”的名称。陈怀皑在 对话：娱乐片中也用了“侦破片”。（5）“侦”指刑案侦查是影片的叙事线索与动力，“破”既是结果，也是类型调性（tone）。侦破片多具有面对罪恶摧枯拉朽的行动力与果断清晰的结尾，与西方侦探片的暗黑、暧昧大相迥异。国产侦破片融汇了英国经典侦探片、美国黑色侦探片、日本社会推理片三大类型，糅合了伤痕电影、家庭伦理片的主题与反特片的形式与叙事。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欧美类型片的涉猎与模仿，对娱乐性有意识的追求，尝试类型混搭，杂糅武侠、警匪、恐怖、探险、歌舞、科幻等各类元素，“反特”“伤痕”等历史话语失去比重，悬疑惊悚、警匪动作等现代类型话语占据越来越多的银幕时间，侦破片也呈现出艺术、娱乐两极分化趋势：一极是从心理、潜意识、创伤记忆、精神病态等角度艺术化呈现罪案与侦破的“探索侦破片”；另一极是对中国香港、美国 B级片摹写，以警匪强对抗为卖点的“惊险侦破片”。以 405谋杀案为例，“它是一部推理影片。但这部影片更时髦的地方，比如它与外国的 尼罗河上的惨案、人证等推理影片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同时还具有英雄悲剧的性质”。（6）405谋杀案及其后众多国产侦破片的类型本质是半部侦探片加半部英雄悲剧。前半部以案件侦破为主线，中途案件的本质被揭示即切换成英雄悲剧。本案没有结束的导演达式彪对影片的定位是：“有较强戏剧悬念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7）张今标拍摄 一个女演员的梦时提出了高度类似的定位：“这是一部侦探推理样式的情节戏。我们有意削弱和省略了公安人员侦破和推理的过程，我们要把这部侦探推理样式的影片搞成悲剧性的正剧。”（8）达式彪、张今标对侦破片的定位，反映了彼时中国影人基于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具体国情的类型认知。国产侦破片中侦破线的孱弱客观上源于中国侦案文本的薄弱，主观上也是创作者的自主选择，志不在“拍出一部标准的侦探片、侦破片”。这与当时商业片地位低下有关，但归根溯源还是源于中国文人、艺术家自古遵从的“咏志”传统。半部侦探片半部英雄悲剧的类型定位在叙事上便呈现出侦破片广泛采用的单线双案结构一条叙事线上先后出现两起案件，后案是前案的深入，后案告破前案随之解决。与西方侦探片中的连环案件不同，国产侦破片中案件揭秘的叙事动力中途即终止，并不一直维持到最后。较之清冷自持的西方侦探片更充沛得多的情感表达亦源于国产侦破片的类型定位，英雄悲剧当然要咏叹要悲歌，理所当然需要更多浓重的情感表达。侦破片的这种类型自我认知与定位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二涉案片必然涉及一个重要议题：罪恶及其成因。国人秉信人性本善、恶必有缘由，又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对罪恶、罪行的直接展示。跟他国同类型影片相比，国产侦破片更多聚焦于挖掘恶背后的社会、历史成因。20世纪 80年代中前期，侦破片多会涉及“文革”。主故事设定在“文革”后，“文革”以闪回、对白呈现。已结束的浩劫投下巨大深远的阴影，对成长于“文革”中一代人造成的“灵魂内伤”，是 80年代侦破片反复提请国人警惕、关注的重要议题。405谋杀案 R之谜幽灵主犯在你身边 中，制造命案的凶犯为掩盖“文革”中恶行不惜杀人灭口；第十个弹孔 检察官 通106重写电影史REWRITING FILM HISTORY缉令 508疑案 法庭内外 梅山奇案中，犯罪事实发生在“文革”后，但罪恶的历史成因还是指向“文革”。片中罪犯都是“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青年”。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将罪恶成因溯及“文革”的侦破片明显减少，这是国民的焦点投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在银幕上的忠实投射。侦破片中的罪恶化身不再源于政治阴谋、“文革”阴影，而源于经济领域的腐蚀、渗透。梅山奇案508疑案 即将发出的逮捕令 欲望的火焰中，罪恶之源是对财富的贪婪。80年代甚为流行的宝物失窃侦破片 神女峰的迷雾 蛇案 智截玉箱笼 诱人的定情物中，罪犯为财铤而走险。这类影片中常出现海外来客、来物，将危险的经济诱惑具象化。囿于当年国际制片条件尚不成熟，此类侦破片中的香港被塑造成与内地相对的异质性存在。港商多为走私倒卖的不法商人，反映香港生活的镜头只局限于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酒吧、舞厅。智截玉箱笼中，反派茶米兰以香港寄来的漂亮洋装、收音机为饵，诱惑菲菲帮她偷取情报；客从何来中，重要道具、港商送给内地侄子的礼物、一台日本三洋录音机其实是被改装的窃听设备。到 80年代后期，国产侦破片中的香港是从港产类型片中取样的虚拟、浮华的国际化都市，一个纸醉金迷、危险叵测的异世界。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问世，将犯罪归因于非常态人格、精神病患渐成西方犯罪片的主流。20世纪 8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人学习吸收了西方现代理论、西方犯罪片的精神病患犯罪心理分析后，凶手与懦夫 他选择了谋杀 银蛇谋杀案 死期临近等少量侦破片中才出现了源于精神病患的犯罪。法治思辨是另一主要议题。20世纪 80年代，侦破片普及的重要法治精神是平等权。80年代侦破片中，很多犯法者都被设定为高官之子或亲眷。正如 法庭内外中田华饰演的法院院长所说，这些特权人物在犯法后能否被抓，被抓后能否对其公平执法等，涉及一个“几千年来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特权问题”。侦破片里人情社会与法律的“不近人情”是针锋相对的一对矛盾。为了让矛盾更激化尖锐，梅山奇案 508疑案 法庭内外 神女峰的迷雾 检察官等片有意将警匪设置为亲朋故交，将主角置身于情法两难的抉择，并在法制胜利但人伦惨败的“惨胜”中收尾。这种警匪高度亲密的人伦联系当然是一种艺术的提炼与假设，却深刻揭示了民族性，表明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仍处于熟人社会，法治推进步履维艰，一次公权执法往往因此被异化为一出人伦悲剧。西方戏剧钟爱“弑父”，但在 20世纪 80年代前期的 梅山奇案第十个弹孔法庭内外检查官 等侦破片中“杀子”“舍子”情节高频出现。这同影片的“老生叙事”中确立的“父权意识”高度匹配。在国人重视子嗣传承的传统意识中，“舍子”是个人对公权、信仰最高意义的献祭与牺牲。当角色完成了这种世俗人伦的牺牲，也就成就了创作者所希冀的“英雄悲剧”。“文革”刚结束时，国人希望重振公检法，迅速恢复国家秩序、治安环境。这一阶段对法治的追求超越人情。在侦破片中表现的情与法的天平上，观众坚定不移地跟片中主角一同站在法治一端。20世纪 80年代中期，侦破片开始讨论法治的局限性与灰色地带；到 80年代后期，暂缓逮捕 缓期执行 疯狂的代价等影片又提出“法内容情”的理念，即在不违反法律准绳的前提下，执法一样可以有人情的温度。图 2.疯狂的代价剧照有一点需要指出，侦破片中那些有情可原、值得同情的罪犯极少被逮捕、审判、执行，结局常为自戕。508疑案中，龙晓南飞身跃入滚烫的冶钢炉；翡翠麻将中，贺尘跳楼自杀；欲望的火焰中，宋晓波纵火自焚；狼迹和 女神探宝盖丁中，两位枉法的警察开枪自杀；就连 缓期执行中，被关押的死囚邢丹也不合常理地在狱中找到机会自戕。这种情节设定从本质上说是罪犯拒绝了司法裁决与执行。宣扬司法法制的侦破片中却大量出现这种本质上反司法的1072023年第6期处理，部分归因于类型自我内化并固化的逻辑，“它都诉求于该类型本身的先前的经验，它创造了它自己的指涉领域（field of reference）”，（9）亦可窥见“人治”而非“法治”思想深植民族性之中。三国产侦破片中调查者与西方侦探片中的侦探具有先在的迥异，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不同。侦探片中，侦探是置身法制系统之外的个人，侦探个人的胜利是对公权发出的质询与挑战。在中国，案件的侦查者必须是公权代表刑警、检察官、海关缉私人员。他们的胜利宣告了国家司法制度的系统性胜利，主角与他所代表的司法系统、国家公权不存在矛盾，更不可能对立、割裂。不过，相比“十七年”电影中的公安角色，还是褪去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整个20世纪80年代，侦破片中执法者都在国情允许的范围内，渐渐赋予其个性特质。20世纪 80年代初，创作者的当务之急是摆脱英雄塑造的极“左”僵化模式，赋予人物人道主义的色彩，在维护公权代表威严形象的同时，也用心描摹富有人情的一面。405谋杀案的导演沈耀庭创作之初就明确：“我觉得影片要写情，就要写真情，而且不要像过去那样按 阶级基础、力量源